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
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定为青年节。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历史原因新思想与社团
新青年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国耻情绪
五四运动时的徐世昌政府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同时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事件起因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巴黎和会旧照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
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内部矛盾矛盾表现
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火烧赵家楼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一定效果。
评价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中国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纪念活动非常重视。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