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是指1938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为了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而集中陆海军主要航空兵力，对陪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的长时间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没有击垮中国人民的意志，行动以失败告终。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紧扩大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随着天津、上海等地相继陷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在旦夕。

迫于形势，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开宣言，决定迁驻重庆。重庆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了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

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实现灭亡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从1938年至1944年，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持续时长达6年零10个月的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分三个阶段进行。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为日军试探性轰炸阶段，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和试探性进攻，了解重庆的地理环境和防空力量。1939年5月至1941年8月，为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制造了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1941年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等。

1941年9月至1944年12月，为日军零星轰炸阶段。此时期因日本忙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机只是零星几次轰炸重庆，至1943年8月最后一次空袭重庆城区、1944年12月最后一次轰炸重庆周边的梁山、万县为止，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结束。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记载，在大轰炸中，重庆市民被炸死炸伤近3万人，毁损房屋3万余栋，其他财产损毁不计其数。重庆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深重的灾难。

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重庆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各界人士参与反轰炸斗争。中国空军尽管力量弱小，但他们依然坚持作战，对日机空袭进行了顽强抵抗。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和1940年先后击落日机72架。地面的高炮部队和照测部队也坚守阵地，对日机形成威胁。重庆防空当局和广大市民积极投入大规模的防空工程建设，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事总容量达46.17万人。广大防护团员和空袭服务队员积极参加抢险救灾、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重庆大轰炸虽然给重庆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对重庆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重庆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军事方面，也制约了日本的军事目标，推动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

1938年10月以前，日军还没有占领武汉，日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地区主要是一些侦察的袭扰，而在占领武汉之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内地航空进攻作战的准备。这一阶段的轰炸特点首先表现为侦察为主，轰炸为辅。在1938年的历次袭扰和轰炸中，除了12月26日的轰炸外，其余历次均带有侦察的性质，尽管每次袭扰日机都带有炸弹。并在重庆市区、巴县和梁山、万县等地进行了轰炸，但都属于小规模试探性之轰炸。其次，这一阶段轰炸以空军基地为轰炸目标。为了在轰炸之初削弱中国后方空军的抵抗力量，日军不断对保卫重庆的空军基地进行侦察和轰炸，梁山机场和广阳坝机场成为日机侦察和轰炸的重要目标，分别被轰炸了4次。

进入1939年后，日军航空部队在1月份对重庆进行了3次轰炸，但因天气影响，又暂时放弃。5月份以后，随着浓雾消失，日军整合其在华陆海军航空力量，对重庆开始了残暴的无差别轰炸。

1月15日，日军第12、60、98战队29架日机空袭重庆市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府路以及曾家岩、学田湾、中四路、三门洞街及江北青草坪、刘家台、溉澜溪、陈家桥、人和镇等地遭受轰炸。四川省政府统计，日机27架投弹9枚，造成34人死亡、55人受伤。但据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日机投弹共69枚，造成人员死亡119人、伤166名，损毁房屋38栋54间。中国空军在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坠于南岸大兴场牛耳沱。此次空袭是日机轰炸重庆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的开始，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

1939年1月15日重庆朝天门被炸后的惨状

1939年5月3日，重庆多雾的季节刚一过去，日机在暂停了三个多月后突然猛烈轰炸重庆。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方调查为36架）中型攻击机从汉口起飞，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午后1时许日机突破阻击，飞抵重庆，侵入市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市区陷入硝烟火海之中。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造成社会恐慌为目的。

鉴于重庆房屋建筑多是竹木结构，日机携带了大量燃烧弹，这是日机首次使用燃烧弹轰炸重庆。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绝大多数投在重庆老城区下半城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集的地段，以朝天门一陕西街—望龙门一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中弹地点达36处，下半城有19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41条街道被炸起火。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和新丰街一带几乎全被炸毁，银行金融业集中的陕西街被炸得断墙残壁，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燃烧弹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园两侧的41条街道烧成一片火海。此次轰炸共造成人员伤亡1023人，其中死亡673人、重伤350人。炸、焚毁房屋846栋222间，直接损失达国币42万余元。

日机轰炸过后，消防队员在灭火

5月4日下午6时，日本第一航空部队27架轰炸机再次轰炸重庆市区，此次轰炸目标转移到重庆老城区上半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轰炸又达1个多小时，共投弹126枚，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又有36处地方中弹，有38条街道被炸，都邮街、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尽毁。轰炸造成人员伤亡5291人，其中死亡3318人、重伤1973人，炸、焚毁房屋2840栋963间。日机仍采取了5月3日的轰炸方法，先投炸弹将建筑物炸毁，再投下燃烧弹纵起大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很快蔓延开来，市区大片地方很快被火焰覆盖，大火燃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该区商业集中，物资损失严重，仅都邮街一带被烧毁的绸缎布庄就达15家，16余万匹绸缎化为青烟，全市37家私营银行、钱庄中的14家被烧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没。

驻重庆的英法德领事馆也遭到袭击。英国大使馆、领事馆和法国领事馆直接中弹，1名外国人、20名中国人被炸死。苍坪街美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公劝会、圣社交会教堂、安息会教堂等被大火烧毁。从南京逃亡到重庆的施庚培先生一家老小18人被炸死；国泰电影院中弹，200多名观众死的死，伤的伤。本次轰炸是日机在对重庆长达数年空袭轰炸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

五四大轰炸，日机轰炸过后的景象

1940年，日本极力“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以图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为配合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日军继续加强对中国腹地，尤其是重庆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轰炸。

5月13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并把这次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101号作战”，其作战方针：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作战，对中国抗战后方进行航空作战。首先打击中国的航空势力，其次摧毁重要设施。作战时间预定从5月中旬起，共约3个月，2个时期。第一期主要是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是对成都方面作战。攻击目标为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航空势力及军事、政治重要设施。

实施“101号作战”的飞机以汉口、孝感、运城为起飞基地。日本政府及军方都把“101号作战”视为结束中国战争的锦囊妙计，因而给予高度重视。为保证计划取得成功，海军在“协定”规定的基础上多派出了48架中型攻击机，并把原中型攻击机21型换成发动机功率更大、火力更强的23型，使轰炸机的作战高度从原来的5500米提高到7000米，大大减少了被中国高射炮击中的危险。

1940年，日军自4月中旬开始对重庆的轰炸，并首先集中轰炸白市驿、广阳坝、梁山（今梁平）等几个重要的机场设施，试图完全摧毁中国空军对日军飞机的阻击能力。5月18日，日军开始实施“101号作战”计划。这一天凌晨6时，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白市驿、梁山和重庆市区。此后4天仍连续出动飞机，猛烈轰炸白市驿、广阳坝、梁山等地，致使机场设施被破坏，多架飞机被炸毁，多人伤亡和许多房屋被毁。5月26日，轰炸重点转向重庆市区和郊区的兵工厂。5月26日至30日，日本海军联合空袭部队连续5天对重庆市区及北碚、沙坪坝、涪陵、广阳坝、合川等地进行残酷的轰炸。

6月，日本陆军第3飞行团参加空袭，增强了日军的空袭力量。6月6日、10日至12日、16日至17日、19日至20日、24日至29日，日军多日出动100架以上飞机对重庆市区及附近进行轰炸，使许多地方成为一片废墟。白市驿机场在17日的空袭中被全部炸毁，不能使用；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文化机关亦多次被炸；一些外国使馆和通讯社也未能幸免日机的轰炸；地处江北的金陵兵工厂更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7月、8月，日军继续以大量的军力对重庆及周围地区进行轰炸，且范围更广、力度更大。除重庆市区外，日军的轰炸还涉及周边各县。尤其是8月19日、20日两天，日军共出动289架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重庆遭受的损害异常惨重。这两天，日军投下大量燃烧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使市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9月，因日本为准备进攻印度支那，将第三飞行师团调往华南，下令结束对中国内地的攻击。历时112天的“101号作战”于9月4日结束。在112天的“101号作战”实施过程中，日军对重庆和四川内地的空袭共达72次。“101号作战”结束后，日机还对重庆进行了10余次中等规模的袭击，直到10月底，该年的轰炸才告结束。

关于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及导致的损失，余凡、陈建林根据原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资料、当时的报刊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公布的有关资料综合计算为：全年共空袭80次，计4722架次，投弹10587枚，死亡人数4149人，伤5411人，毁房6952幢。另据《重庆市防空志》统计，1940年日机空袭重庆（含对空监视地区）80次，出动飞机191批4727架次，投弹9553枚，其中爆炸弹8190枚、燃烧弹1363枚，人员伤亡9643人，其中死亡4232人，重伤5411人，损毁房屋6955栋22192间。

1941年7月中旬，日军再次部署了对中国大后方的大规模轰炸——“102号作战”。这个计划决定分三期向中国内地发动空中作战：第一期（8月上旬），连续攻击中近距离城市及交通要点；第二期（8月中及下旬），连续攻击内地机场及盐场；第三期（9月上旬及中旬），连续攻击重庆。

在“102号作战”计划发布之前，从5月至7月，日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已连续对重庆进行了20多次空袭，自7月中旬“102号作战”计划后，第11航空舰队（最新式的陆上攻击机约180架）加入对重庆的攻击。

1941年8月，由于与美英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决定对英美一战，为备战太平洋战争，故提前结束了“102号作战”，将第11航空舰队主力撤回国内。

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5月到9月，共持续了5个月。5月以前，日机仅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骚扰性空袭。进入5月，日军开始实施轰炸计划，空袭日益密集，并一直持续到8月底。5月3日、10日、16日，日军以每天出动30-60架飞机的中等规模对重庆市区、郊区进行轰炸。此后半月日军未予出动。到6月1日和2日，日军又以少量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轰炸。6月5日晚，日机24架分三批偷袭重庆，导致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此后，从6月7日至7月30日，日军或某一日或连续几日对重庆进行了19次空袭，市区大量房屋被炸或被焚毁，一些外国使馆和一些新闻机构先后被炸。8月8日至14日，日军的轰炸达到高潮，连续7天7夜以每次间隔约6小时对重庆进行疲劳式轰炸。其间，日机在市内各处投下大批爆炸弹和燃烧弹，许多街道、商店、民房被焚毁，全城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亦遭到轰炸，就连坐落在日军划定的所谓安全区的一些外国使馆也未能逃脱日机的轰炸。9月以后，因日本为准备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纷纷调走，对大后方的战略空袭告一段落。

1941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根据余凡、陈建林的统计，共81次，计3495架次，投弹8893枚，炸死2448人，炸伤4448人，毁房5793幢。《重庆市防空志》的这一统计数字是：轰炸共计72次、165批3218架次，投弹5880枚，其中爆炸弹5005枚、燃烧弹875枚，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41人，损毁房屋5668栋，10876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了挽回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不得不将大批军队和物资调往南方，“重庆作战”被迫取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也接近尾声。1942年，只有日军侦察机数次窜入重庆及周边地区上空窥视，但未在重庆进行投弹。

1943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空军为了配合地面战争，又对重庆恢复了空袭。此时日本受太平洋和东南亚战线的牵制，能够用于重庆空袭的力量有限，加之美国空军陆续进驻四川，日机已失去了空中优势，故入渝空袭次数不多，两年共14次；同时规模也比较小，两年共出动飞机约575架次，有时一次仅有1架。在此期间，日机空袭重庆市区仅有1次，发生在1943年8月23日，其余多是偷袭梁山等地机场，以减轻侵华日军受到的空中打击。

1943年8月23日，日机54架分两批空袭四川，其中一批27架于上午10时左右轰炸重庆近郊小龙坎、盘溪、石门、玉带山、马王场、黄泥湾、陈家坪、烟灯山、邰[tái]家湾、联芳桥等地。共投弹151枚，炸毁房屋99间，炸死21人，重伤18人。是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

1944年12月19日，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梁山、万县、开县后，日机再也没有飞临重庆地区上空逞凶，日军对重庆持续共6年零10月之久的空袭，以失败而告终。

1937年9月1日，经军委会重庆行营决定，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兼任司令，市长李宏馄兼任副司令，第21军航空副司令蒋逵兼任参谋长。司令部内设4科，分管积极防空、防空情报、消极防空和财务等4方面的工作。另专设一情报所和宣传委员会，分别负责敌机情报的搜集、发放警报和防空宜传工作。此届防空司令部属地方性质，隶属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科长以上官员均为兼任，对空监视范围也仅限于重庆市区周围。重庆防空司令部自建立后，经多次改组，内部机构和实际业务逐步完善，在指挥和协调重庆的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防护团于1936年10月成立，由市长李宏锟[kūn]兼任团长，警察局长王资军兼任副团长，市府秘书长兼任总干事。防护团是一个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平时由市政府指导协助当地治安机关，办理水灾、火灾等防护工作；战时则在防空司令部直接指挥下，负责执行消极防空的具体任务。重庆市防护团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和最庞杂的防护、救护组织。广大防护团员抢险救灾、救死扶伤，担任了消极防空的主要具体工作。

防护团的业务主要有警报、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消防、防毒、救护、工务、配给等10项，并按照这10项业务设立10个大队。防护团成立时只有6个区团，到1940年已发展到17个区团和416个分团。为加强反轰炸防护力量，重庆市防护团还配备有消防、救护、工务、防护4个直属大队。消防大队包括市政府所属消防总队和人民团体的消防联合会，救护大队由全市医护人员组成，工务大队由水电、交通工人组成，防护大队则是经过防空、防毒专业训练的紧急突击抢险队伍。防护团队伍，最多时达2万人。

1939年1月，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灾民救济和抚恤问题十分紧迫。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机关正式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赈委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兼任办事处主任委员，刘峙、洪兰友、贺国光兼任副主任委员，办事处下设总务、救护、调查、医疗、抚恤、稽核等6组，主要负责处理轰炸善后事宜，所需费用由赈委会拨款解决。

1940年初，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更名为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下设空袭服务总队。

1941年2月，在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消防组、医护组、管制处、赈济组、工务组、稽核组、会计室、医护委员会和江北、南岸、白市驿、北暗4个办事处。大隧道窒息惨案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再次改组，许世英、谷正纲分任正、副委员长，直隶行政院、军委会，下设秘书处、督导处、调查处，办理陪都空袭救护事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高炮精锐部队全部用于保卫重庆。部署于重庆的高炮部队主要有炮兵41团和45团的9个连队，以及兵工署第20、第21和第24厂的警卫队，分别驻防于佛图关、遗爱祠、磁器口、陈家湾、小龙坎、海棠溪烟雨小学、南岸小屋基、野猫溪、铜元局、江北万峰寺、江北簸箕石、花墩桥等高炮阵地。主要武器有7.5卜福斯高射炮、2.5哈克斯机关炮、3.7高射机关炮、1.27维克斯机关炮等30余门，总兵力1748人。重庆卫戍总部炮兵45团团长辛文锐任高射兵器指挥官。高炮阵地平时炮身隐蔽，当日机临近时，即从各方面加以射击。高炮部队一方面可以予日机以有力打击（从1938年-1941年共击落击伤日机100余架）；另一方面可使日机不敢低飞，影响其投弹准确性，从而达到减少市民伤亡和损失的目的。

重庆市郊设有高炮阵地的地方，大都于附近配设照测阵地。照测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照空灯和听音器。照空灯虽不能直接射击日机，仍对日机构成很大威胁。特别是在日机夜袭时，由于实行灯火管制，空中和地面一片漆黑，各处的照空灯在夜空中搜寻，一旦发现目标，便从四面八方把日机群照得全身透白发亮，机上的飞行员也被照得两眼发花，不辨东西南北，又怕成为中国空军和高炮部队的靶子，惊恐万状，只好盲目投弹后仓皇逃走。

驻守重庆的照测部队主要是防空学校照测二队、三队、五队和六队所属的16个分队，分别驻守在重庆市区、南岸区、江北区、白市驿区和广阳坝区的近20个照测阵地，总兵力约6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