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毛主席随即率领红一方面军迎战，根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也不断强盛起来。

在这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大功。

当时，毛泽东担任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1年5月，毛泽东又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他成为了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加之他率领红军多次打赢胜仗，在中央苏区内享有很高的声望。

虽然毛主席在反“围剿”斗争中立下了功劳，但中央对他提出的游击作战思想却颇有意见。

1931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10月，王明再次批评毛泽东“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1日至5日，赣南会议召开，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情况，并对当前的局势作了分析。

然而，毛主席的讲话还没结束，他便被中央代表团扣上了各种帽子：“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尽管几个中心县委书记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但还是没能改变会议对毛主席的批评。

会上，博古甚至还毫不客气地称毛主席“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被撤掉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与此同时，会议还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毛主席就这样被挤出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

由于考虑到当时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颇有影响力，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2年3月，面对红一军团久攻不下赣州的情况，周恩来邀请毛主席出山指挥。毛主席果断放弃了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率领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了漳州战役，并大获全胜，极大补充了我军的后勤物资供给。

同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毛主席因没有听从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令受到指责，他提出的“诱敌深入”这一战略也遭到了谴责。

会后，毛主席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他失去了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和地位，心灰意冷的毛主席来到了后方“养病”。

尽管毛主席已经交出了军权，但王明、博古等人针对他的打击还没有停止。他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都受到了影响被撤职。

贺怡被安排到党校学习改造，但实际上，她已经被监禁了起来。尽管当时贺怡已经怀有身孕，但她每晚还要熬夜写检讨。

贺子珍得知妹妹的情况后，告诉了丈夫，毛主席也十分无奈，他心疼地说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由博古、李德、周恩来负责。但实际上，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大权。

当时，他们并不打算带走毛主席，但考虑到他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长征途中，毛主席对王稼祥、张闻天展开了一系列思想工作，并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毛主席在军事行动上的发言权也逐渐恢复。

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主席再次进入了中共决策核心层。

回忆这段经历，毛主席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