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的夏天，随着孙毅从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调任至军校部担任副部长，新的历史篇章逐渐展开。而在这个阶段，部长一职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孙毅与其共事了数年。不过，这期间并非没有波折。孙毅曾一度坚决要求调离，尽管外界不知其背后具体的原因，有人猜测或许是对张宗逊有所不满，或许又有其他隐情。

在共事期间，张宗逊负责制定方针、掌控大局，而孙毅则深入具体的事务管理。由于孙毅有着丰富的干部训练经验，这种分工显得尤为适合。这些经验源于战争时期，孙毅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兼有理论与实践的严谨作风。

孙毅的从军历程可谓丰富多彩，他最初在旧军队中就已担任中校参谋，后来转投红军，不久便出任师参谋长。与众不同的是，孙毅对军事教育领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这导致他在担任红军大学教职后不愿离开，即使调离后又力争返回。

在抗日战争中，作为115师343旅参谋长的孙毅，却主动请缨辅助聂荣臻培养干部，并开设了军政培训班。在他的辛勤工作和卓有成效的管理下，数千名基层干部经过培训走上了工作岗位，从而加强了基层的领导力量。由此可见，孙毅在干部教育和训练方面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虽然孙毅被晋升为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这样的高位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合适，他觉得自己并不太胜任。因此，他请求调任至冀中军区参谋长。随后，孙毅转任抗大分校校长，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如鱼得水，也在此职位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被评为模范校长。

军校部成立之初，面对庞大的工作量和人手不足的困境，孙毅肩负了沉重的工作责任。1955年，机关进行整顿工作，而这一年张宗逊暂离了岗位，孙毅与杨秀山两人独自承担起整顿工作的重担，张宗逊在离开时的态度似乎表示，一旦整顿出现问题，责任不在他。

工作中孙毅和杨秀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事情最终上报到了李达那里。李达对孙毅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向杨秀山道歉。在李达的调解下，两人的矛盾才得以缓解。

在后来的日子里，训练总监部的成立意味着军校部的职能变动，成为了院校部。张宗逊同时担任总监部副部长和院校部部长，而孙毅继续担任副部长。副职的孙毅主要负责具体事务，但实际上却鲜有决策权。

当时，中国军队正积极向苏联学习。在实际合作过程中，两军之间的理念差异导致了不少分歧。孙毅在处理顾问团事务中，由于两军的差异经常面临难题。苏联顾问团的权力在当时相当大，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应对的。因此，孙毅在与顾问团的互动中，无端受到了许多不公的责难。

张宗逊得知这些事情后，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支持孙毅，反而是在谈话中告诉他，是彭德怀老总保住了他的职位。这使孙毅感到极为失望和不满，因为作为副部长，他应扮演的是调解者的角色，本应有部长来处理部门事务，而现在却似乎是在对他进行指责。

孙毅曾多次向张宗逊表示，他希望能够向彭德怀转达自己不愿继续在院校部工作的意愿，他不想让顾问因为与自己的事务再次去麻烦彭德怀，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虽然最初彭德怀对孙毅的请求并不赞同，但随着军外训练部的成立，孙毅坚持自己的立场，希望到新部门工作，以避免与顾问团的进一步矛盾。

经过几番坚持，彭德怀最终同意了孙毅的请求。在军外训练部，孙毅与部长周士第共事，由于周的健康问题，实际的工作主要由孙毅主持。1957年，孙毅又被调任至军事出版社部长，开启了他新的工作生涯。

从孙毅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军事干部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他对于自己职责的坚定承担和敏锐的自我定位。他的事业经历表明，尽管一个人可能在体制内遇到种种不公与困难，但通过坚持自我原则和明确职业方向，依然可以在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寻得一席之地，并发挥出自身的最大价值。

孙毅的经历教导我们，无论是在军事还是任何其他行业，个人的成长和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个人才能和努力，还需要智慧地应对体制内的挑战和压力。通过他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即便在严格的组织结构中，个人仍然可以通过果断和坚持正确的决策来影响自己的命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