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是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其军事价值十分重要，这座城市位于长白山南麓，南边和朝鲜隔着鸭绿江相望。抗战期间，日本人对通化十分重视，还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1938年，日本关东军为了服务期其侵略战争，在通化县果松镇七道沟村建立了一座大型铁矿，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从这里运走了150多万吨铁矿石。

为了开发这座大型铁矿，日本人抓了大量中国劳工，有1.7万中国劳工死在了这座铁矿。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之后，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大批重要人员退守通化，想要凭借通化易守难攻的地形来抵挡苏军的进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龟缩在西南的国民党武装为了尽快占领各大城市，派特务和各大城市的日伪军勾结在一起，通化的伪军也迅速建立起了所谓的地方维持会。1945年8月24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等部进驻通化，捣毁了汉奸伪军组织的伪政府。之后八路军山东第6师第18团以及部分地方干部也都来到了通化，并在通化建立了通化专员公署，维护当地的治安。

由于通化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东北民主联军将航空学校，炮兵学等重要单位也都迁入了通化。当时的通化形势非常复杂，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日本人占领通化十四年之久，他们不仅在这里屯集重兵，为了实现对通化的永久占领，还向通化大规模移民，到1945年，通化一共有日本侨民16000人。

当时通化城内有被缴械的日本关东军战俘6000人，城外山区没有缴械的日本关东军残部也有三万多人，这些日军战俘不甘心失败，不愿意缴械，依然蠢蠢欲动，大有进行反攻的态势。此外，城外的山区还有大量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武装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频繁地袭击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辎重部队，给城内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民党特务组织在城内的活动也很频繁，国民党特务任命原伪满洲官员孙耕尧为国民党驻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孙耕尧接到委任状后非常高兴，立刻和城内的日本战俘还有日本侨民勾结在了一起，妄图夺取对通化的控制权。最后和日本战俘达成协定，约定在1946年2月3日凌晨，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发动暴乱。而当时解放军在通化的主力都出城剿匪了，留在城里的武装部队仅有500人，兵力极为空虚。

日本战俘主要攻击的目标是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东北炮校，航空学校，通化电报局，野战医院等重要单位。国民党特务和日军战俘约定在暴动成功后在通化组建中日联合政府，不遣返在通化的日本侨民，允许日本侨民留在通化或者是到台湾生活。

其实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对通化的日本侨民非常优待，在通化人民政府成立的三个月时间里，向城内的日本侨民救济了8000斤高粱米，3.5万斤玉米面，以及大量的棉被，要知道，当时的物资非常紧缺，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都吃不饱饭，更不要说是给这些霸占在我国领土上的日本侨民了。但这些日本侨民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在暴乱之前，这些日本侨民，不管是妇女儿童，还是青壮年，都把粮食攒下来，为日本关东军战俘发动的暴乱提供后勤保障。

1946年2月2日夜，在暴动的前一天，国民党特务找到了通化支队司令部后勤部的军械股股长沈殿凯，对其进行威逼利诱，要求其在当晚弄出800条枪，参加当晚的暴乱。沈殿凯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假装答应了下来，之后立刻找机会跑了出去，向通化支队司令部报告。

通化支队司令部接到消息后，迅速逮捕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孙耕尧，孙耕尧被抓后，迅速将暴动的详细计划说了出来。但此时距离暴乱只有几个小时，凭借当时城内的兵力，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住上万名准备暴动日本关东军战俘和日本侨民。通化行政公署和通化支队立刻命令城内各单位进入战斗状态，同时命令城外剿匪的部队回城支援。

2月3日凌晨，上万名日本战俘和侨民开始发动暴动，通化行政公署大楼是暴徒重点攻击的目标，当时行政公署只有一个警卫连，警卫连连长赵明和指导员田红一人一挺机枪守在大门口，行政公署专员蒋亚泉和秘书长夏俊青也都是军人出身，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日军暴徒凭借人数优势一度攻上了公署大楼的二楼，但是在关键时刻，城外的援军到了，打退了日军的进攻。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市公安局等单位也遭到了日军暴徒的围攻，都是都被打退。

此次平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各部队中都有人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所以初期打得非常艰难，其中伤亡最大的就是野战医院。通化城内的野战医院是解放通化时，由收编的日军红十字医院改编而来的，医院除了主要领导和少部分警卫力量是中国人外，100多名医护人员主要都是日籍人员。

在此次事件中，100多名日籍医护人员分成了三个战斗分队，平常看似柔弱的日本女护士手术刀，剪刀杀害了153名解放军伤员。在关键时刻，朝鲜义勇军通化支队5连赶到了医院，救出了50多名死里逃生的伤员。

暴乱平息后，东北民主联军和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对城内隐藏的日本暴徒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16岁以上的日本男性侨民都被抓起来审查，稍有反抗就会被当场击毙。方虎山率领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和日军作战多年，对日军非常仇恨，他们在第二天将大批日军押到城外的冰面上，一排排的枪毙，负责筹划此次叛逃的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也被押出来示众。

通化事件，是抗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又一次伤害，但是参加此次事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悔改之意。1952年，通化事件生还者之一的中山菊松在日本设立了“通化遗族会”，规定每年的2月2日，纪念此次事件被击毙的日军暴徒。1954年，日本厚生大臣川崎秀二颁布了“通化事件补偿金法”，为当年暴徒的家属提供抚恤金。这段残酷的历史，很多国人都已经忘记，而日本人却还在牢记，并一年又一年的进行纪念，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