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大地的不朽颂歌: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特区之行(下)

党史博览 2024-08-05 10:22:01

文/钟兆云

邓小平、王震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留影

邓小平欣然同意了将厦门特区扩大至全岛的建议。为厦门题词,完成了特区题词的三重奏

1984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邓小平在王震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享有“海上花园”美誉的厦门。这天是农历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氛围中。当年参与接待工作的厦门市委副秘书长焦星五在日记中如是记载:“邓小平同志精神很好,神采奕奕,步履稳健,看不出有80高龄,脸色红润,头发不白,脸无皱纹,也无老人斑,反应灵敏。”

在由火车站到厦门宾馆的路上,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特区的情况。邓小平对项南下决心抓基础设施建设表示肯定:“这个抓得对,要下本钱。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嘛,要努力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邓小平还说:“最好能吸引外资参加基础建设。”

虽说厦门特区起步较慢,但邓小平的心里还是有数的。当项南请他给福建的工作作指示时,他摆了摆手说:“这次来,主要是来休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同时也看看特区。明天就去看看。”

八旬高龄的老人,一路劳累颠簸,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邓小平在厦门宾馆下榻后,项南不敢叨扰这位尊敬的长者,很快就告辞出来。

邓小平在厦门的时间极为宝贵,明天见面该说些什么?项南心里没数,考虑再三,想到了“曲线救国”:在这天晚上,他请王震吃厦门的面线糊。他知道,王震当年率部入闽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海堤铁路时,曾多次来厦门指导工作,对福建和厦门自有一种感情。

项南向王震和盘谈了自己对厦门特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王震深为赞同,并鼓励他赶快向邓小平提。项南为难地说:“小平同志提前打了招呼,他是来休息的呀,怕不好打扰。”

王震鼓励项南:“小平同志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他这次主要是看特区,你汇报厦门特区的事,他会听的。你就主动跟他说一说,可别错过了时机。”

要向邓小平汇报的问题,项南和省市领导早已研究过,但怎么提,在什么地方提,项南没有把握。还是王震帮着拿主意:“依我看,明天你就在游艇上汇报,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王震在项南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建省省长胡平及厦门市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东渡港视察。虽然港区的数个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尚未完全建好,但那高大的桔黄色龙门大吊车,一排排色彩鲜明的集装箱,以及那一艘艘正忙碌着装卸货物的远洋货轮,无不使人强烈感受到厦门经济特区的繁忙景象和内在活力。

对福建的事,邓小平是知道的。多少年来,海峡这边,总说是前线,既然是前线,就得把战备放在首位,随时准备打仗,而一打仗,什么坛坛罐罐都得打烂。1958年后形成的厦门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停”的格局,使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建设项目没一项落在福建;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重点在云贵川,也没有福建的份;接下来是十年浩劫,福建不穷才怪呢!为什么非得把福建定位为前线呢?前线为什么就不能搞建设呢?邓小平可不这样看问题。4个特区,他在福建放一个,而且就放在昔日的“最前哨”。让他欣慰的是,现在,福建人用行动回答了前线能不能搞建设的问题。

邓小平向港区建设者们挥手道别时嘱咐大家:“形势很好呀,希望你们扎实干,干得更好些。”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一行来到厦门码头,登上了“鹭江”号游艇。游艇环绕着鼓浪屿缓缓航行。与项南同坐一边的王震不失时机地对坐在对面的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好。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

邓小平微微一笑,向项南招招手:“那就请坐过来吧!”

项南在邓小平身边落座后,摊开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介绍了大致的地形后,直奔主题:“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探询似地看了看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在项南汇报的当口儿,厦门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见机也围拢了过来,站在旁边以备参谋。

见邓小平认真在听,项南有了信心:“特区立足于原有基础,起点更高,成效更大,发展更快。”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形图,思索一阵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可以。厦门这地方很方便,弄两个游艇在金门巡逻,就可以算隔离带了。不像深圳、珠海那样,要搞铁丝网。我看你们可以大胆做,这没啥子问题嘛!”

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项南接着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将来对祖国统一也有利。”

开放厦门全岛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语言相通,就对台工作而言,这确是任何一个特区都没有的优势。听罢项南的介绍,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

说罢,邓小平情不自禁地举眸面向对面的台湾、金门,好一会才回过头来,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项南回答:“中央给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厦门又是特区,希望中央给的权再大一些,让我们去闯一闯,最好把厦门特区建成自由港。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特区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邓小平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问:“什么是自由港?”

项南和厦门市领导陆自奋、邹尔均等把从香港调查得来的资料作了概括性的汇报后,邓小平一脸平静,良久不语。王震有点急了:“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说:“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们省市议过,我看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后,静静地抽着烟,望着窗外蔚蓝色的大海陷入了沉思。半晌,邓小平重又开口了,语气温和:“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又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项南见邓小平没有把门堵死,心里很是激动,进而提出:“单有厦门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

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要等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

游艇环岛一周后,在鼓浪屿码头靠岸。春天的鼓浪屿,草木吐绿,繁花似锦,正是旅游的旺季。此时又是春节期间,岛上人来人往穿梭如织,一派喜气。有人认出了邓小平,兴奋地鼓起掌来。邓小平高兴地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不时还和那些伸过来的大手小手相握。

2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视察厦门大学后,怀着对这座海滨学府的美好印象,坐上了旅行车,挥手道:“到特区看看去!”

湖里,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此时还只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工地。虽说这里在1983年底已经基本完成了“五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通话、通煤气和平整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环顾四周,除了新建成的特区管委会办公综合楼外,区内的建筑物还不是很多,特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也还未正式投产。

邓小平到集美学校看望师生员工

眼前的景象,让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感受到了二者之间的差距。但进入特区管委会二楼接待室,面对着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听完邹尔均的汇报后,他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

厦门是福建唯一的经济特区,起步晚,难点多,需要更多关怀。这几天与福建省和特区领导接触、交谈,邓小平感到他们的思想是解放的,是坚定要搞改革开放的;他们不满足于特区范围只限于2.5平方公里,一再要求扩大到全岛,期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有他们领着做事,有这种难能可贵的开拓进取精神,有这种对建设好特区的责任感和迫切感,厦门特区当有长足发展,其远景是美好的。

但邓小平考虑的尚不仅这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要立足战略高度看问题。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与金门更是近在咫尺,具有独特的区位和人文优势,在对台关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深圳毗邻香港,吸引了不少港资,厦门的开发必然会引来台资,并由此对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国家统一发挥重要的作用。眼下,尽管台湾当局仍然态度僵硬,但一些民间有识之士已悄然来到厦门寻找商机。厦门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厦门经济特区为此必须要上得更快一些,办得更好一些!

面对省市领导人的题词请求,邓小平泼墨挥毫:“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

早已“严阵以待”的记者们立即启动相机快门,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镜头。

邓小平的题词字不多,却有深意。它连同为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贯穿了邓小平这样一条思路: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不仅要办下去,还应当办得更快更好。他对3个特区分别命笔题词,表明经过实地考察后,不仅对特区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还为建设特区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

为厦门机场命名“国际机场”。鼓励福建打好“侨牌”和“台球”

从湖里出来,旅行车直奔高崎。按照既定安排,邓小平要到厦门机场看看。昨天,在从日光岩步行回游艇的林阴路上,项南就向邓小平介绍了有关厦门机场的情况。

项南到福建上任伊始,就赶到闽南考察,深感福建的基础设施落后到令人汗颜的地步。厦门要搞经济特区,没有机场是不可想象的。外商好不容易进来了,但要走却走不了,难免让人望而却步。在厦门特区管委会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项南明确提出:“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

建设机场,如果按老办法依靠国家订计划、上项目、投资,那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而最终必将坐失良机。但如果依靠自身力量,显然也不行:当时福建全省财政年收入才10来个亿,怎么有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搞机场?在困难面前,项南响亮地提出:“等,是等不出特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奇迹,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项南以“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和卓识,向科威特贷款600万第纳尔(相当于2200万美元),用于修建厦门机场。从正式开工到1983年10月建成,厦门机场只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不算前期工程),实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度。

眼见为实。王震连声说:“厦门机场搞得不错!”邓小平也是喜上眉梢。特别是当项南介绍说这个利用国外贷款的机场,外国专家说要三五年才能建成,而我们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启用时,邓小平又笑了。

当初建厦门机场,项南曾设想以“国际机场”命名,但有些人却说他“好大喜功”:连北京、上海机场都不冠“国际”两字,你一个小小的厦门,何来“国际”?但项南有他的想法,因此,他干脆就此向邓小平建议。

邓小平开始也感到奇怪:“你们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呢?”

项南回答:“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不仅要让人家飞进来,还要飞出去,不仅要与东南亚建立联系,还要与日本、美国等通航,将来还可以飞台湾,飞美国,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对项南的想法表示赞同。他挥挥手臂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一锤定音,厦门国际机场从此命名。

离开机场后,邓小平视察了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校。

在勉励办好集美学校后,邓小平以陈嘉庚的爱国情操为例,把话题转到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上来,指示省市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福建、广东,是全国最著名的两个侨乡。这些华侨、华人居住在以东南亚为重点的世界各国,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好传统,怀着强国之情关怀桑梓建设。华侨之于中国革命,其功甚伟;之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邓小平倡导率先在广东和福建这两个工业基础原本薄弱的省份创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有一条正是基于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的原因。从表象看,华侨投资办厂、招商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而从更深的层面看,由华侨带来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开放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获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还不如先向在国外经济大潮中摸爬滚打一辈子的华侨学习;更何况,以侨为师,无需更多的学费,他们也倾心于为祖国的发展献计献策。

项南向邓小平汇报说:省委重视侨务工作,把做好侨务工作同发展经济、做好对台工作并列为80年代福建的三大任务。邓小平频频点头:做好侨务工作,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将起到重要作用。

福建在外华侨已达六七百万,这确是个不小的数字,近年从海外回来定居的华侨也与日俱增,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邓小平关切地问起了这个问题。当得知省市在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华侨的房子,要先承认他们的所有权,然后分期交还。”

2月9日下午,原计划休息的邓小平忽然提出要到云顶岩观看。云顶岩海拔300多米,是厦门的制高点。1958年8月23日震惊中外的炮击金门,这里是福建前线指挥所。借助云顶岩指挥所的高倍望远镜,大小金门清晰地出现在邓小平眼前。观看完指挥所里的沙盘作业,邓小平亲切地同云顶岩哨所的指战员们握手问候。他在云顶岩的所思所想,没有任何文字诠释,似乎是一个不解之谜。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不解之谜,正如寄希望福建打好“台球”一样,他所心心牵念的台湾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谜底。

2月10日,是邓小平预定离开厦门的日子,省市陪同领导都希望能在2月9日这最后一夜宴请邓小平和北京来的部级以上干部,同他们聚一聚。在此之前,邓小平、王震,还有陪同来厦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汉斌等,都是各吃各的,也无须省市领导作陪。

厦门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负责出面请示。他先找到了王震。王震爽快地说:“我同意,你问老爷子去。”

这可是个大问题。万一邓小平不同意,或批评起来,可怎么办?完不成省委交给的任务,也不好。陆自奋硬着头皮来到宾馆二楼邓小平的会客厅,说了省市的意见。没想到,邓小平异常痛快地答应了:“聚一聚就聚一聚吧!”

聚餐人员共分三桌。刚开始时,省市一些同志不免有些拘束,但看到邓小平和蔼可亲,很乐意跟下面的干部接触、交谈,原先紧张的神经也就慢慢放开了,热闹气氛慢慢弥漫开来。

整个聚餐,邓小平话虽然不多,但心情很好。他向省市领导敬酒,幽默地说:“在广东,我吃的是匠心,在厦门吃的是实在。”邓楠在一旁向大家解释父亲的话:广东的饭菜做得过分讲究艺术,而厦门却没有这么些花哨,做得实实在在。

这顿饭,邓小平吃了40分钟。王震告诉大家:“这是广东、福建之行,小平同志吃得最长的一次。”

2月10日上午,在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云烟氤氲的天空忽然飘起了毛毛细雨。邓小平说:“今天不是还有个节目要种树吗?”

省市同志婉转地建议:“下雨天,是不是取消这个活动,不去了?”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说:“下这点小雨怕什么,可以打伞嘛。上山吧!”

10时许,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厦门宾馆,冒着霏霏细雨来到万石岩公园,踩着泥地路面步入公园后山植树区后,马上抡起铁锹干了起来。种完树,邓小平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说:“今天种下的几棵树,这下包活了。”

虽然鞋上粘着黄泥土,但邓小平毫不在意。他同王震等人一起,坐上旅行车直接到火车站,准备赶往上海。在与省市领导挥手告别时,邓小平以沉稳有力的语气说:“你们讲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一线的同志来回答决定。”

邓小平在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高兴地挥笔题词

春天的故事,宛若高山流水,在回响,在闪亮,在延续

2月24日,京城乍暖还寒,但寒风已挡不住浓浓春意的弥漫。回京后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在这几天找了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谈了此番视察特区的感受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随之呼之欲出。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他专门就厦门经济特区讲了一段话:“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如果一下子建不成自由港,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华侨就会来投资。”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他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这次谈话,表明邓小平建设特区的思路更加成熟。他的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南下闽粤视察特区,是中共中央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之后的第一次南巡,标志着特区要不要办这场争论的结束。经济特区从此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3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决定,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闽粤两省特区之行,让邓小平洞察到特区所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到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将担当大任。接着,他以前无古人的胆识和勇气,作出进一步开放包括广东省省会广州、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此举标志着对外开放已由特区扩大到沿海城市,形成了一条环状开放带。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由此骤然提速!

在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前,外界已从邓小平视察3个特区的消息和题词上,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广东、福建围绕着“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紧锣密鼓唱大戏的决心,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眼球。

以厦门为例。邓小平离开厦门不久,日本20多家财团马上派人到厦门考察,了解厦门特区要引进什么。欧美和加拿大也都把厦门作为研究内容,研究深圳、珠海特区是什么性质,厦门特区是什么性质,首次把注意力投向厦门。国内许多地方也来函来人,表示要支援厦门特区建设,要与厦门搞合作。厦门释放出的无穷活力,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磁场引力。厦门在1984年涌现出第一次外商投资高潮。当年批准的签约合同、投资总额和外商投资额,均相当于前三年总和的3倍多。

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行政区的决议,海南经济特区开始筹建。至此,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使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像展开双翅的雄鹰,在海内外不同色泽的眼眸注视中,腾飞蓝天。

春天的故事,宛若高山流水,在回响,在闪亮,在延续。1985年初,又是一个春天来临之际,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奉命来到邓小平的身边。两人谈的是改革开放的话题。在谈到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时,谷牧说:“我想提个建议,再加一个三角洲:泉州、漳州、厦门那个闽南三角洲。它的条件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差不多,把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既有利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很需要这个三角洲。”

邓小平对福建这个三角洲是了解的。他吸着烟,沉思片刻后,向谷牧点点头,用有力的语气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双双被国务院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闽粤两省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开放格局,步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1985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在经过连续5年的大幅度递增后,不仅改变了改革开放前14年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还位居全国先进。广东步入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福建也有喜人收获。1985年11月,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自豪地宣布:“前几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在全国29个省市里占第21位,去年我们前进到全国的第3位,我们的电子工业,原来占全国的第18位,去年前进到第6位……”他表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福建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不独广东、福建的大门,中国内陆省份的大门也越开越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92年春,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引发的国内外复杂形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再度遭受质疑之际,年近90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南巡,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再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呼号呐喊。这次南巡,使长达12年的关于特区的争论终于得以平息,彻底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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