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王崇国

在“新兵营”的日子里

王崇国

西路军工委和我们左支队，经安西最后一场恶战，连续突破敌人在白墩子、红柳园子对我们的包围，仅剩下七八百人了。大家怀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顶着戈壁滩的风沙，忍受着干渴和饥饿，历尽艰险，按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1937年4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

5月1日，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和生活急需用品，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来迎接我们。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们这些历经苦战的指战员进行慰问，他勉励我们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好革命力量，将来是可以扩大到千百万人的！”陈云同志的慰问和勉励，使我们感受到亲人相见的欢乐和党的温暖。经过短暂休整，我们在陈云同志带领下，乘上汽车，向迪化驶去。

到了迪化，我们驻在盛世才的纺织厂里。当时，新疆的盛世才和我们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党中央决定，利用盛世才部队的技术装备，培养一批技术人才，为我军将来的特种兵建设准备条件。于是，我们改编为一支学习支队，饶子健同志任支队长，姚运良同志任政委，喻新华同志任总支书记。支队下面分了三个大队：一个大队学习开汽车，还学习开装甲、坦克；一个大队学文化；一个大队学炮兵技术；还有一个干部大队。后来支队又选了一些同志和从延安派来的十多个同志一起，学习航空。我编在一大队四排，这个排有40多人，大都是年轻力壮的老通信员和警卫员。

支队一成立，就搬到南门外盛世才的兵营去驻。我们一大队的营房，面对天山，背靠城墙，西边紧挨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东边斜对门就是他的特务团，再过去就是他的军官学校。从此，我们整个支队对外称为“新兵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这支队伍，支队由在新疆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直接领导，最早是陈云、滕代远同志，以后就是邓发同志，再后是徐杰同志（陈潭秋同志的化名）。支队成立不久，我们就进行了反对张国煮错误的学习，接着就转入文化学习。

当时，我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只有极少数同志念过几天书。党中央为了解决我们学习技术的困难，从延安派来了十几名文化教员。我们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习方块字的。

1938年1月正式开学。陈云同志（据新疆党史部门提供的资料，陈云同志于1937年11月返回延安，此后领导“新兵营”学习的是中央代表邓发同志——原编注）鼓励我们要刻苦学习，掌握技术，将来好建设自己的特种兵。党的期望和教育，使我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同志们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学好军事技术，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我们先学汽车，盛世才部队的军官当教官，在这些教官中，有些具有民族正义感，同情和支持我党抗日救国主张，肯把技术教给我们，有时还把讲义和学习笔记借给我们学习，课余时间也能给解答问题。但也有些教官，仗着有一点技术，神气活现，保守得要命。最坏的就是国民党的教官，这些家伙根本就不想把技术教给我们。为了能学到技术，我们耐心地向他们阐明抗日救国的道理，主动地团结他们。就这样，他们还经常借故不出车，不是说天气不好，就是说没领来汽油，再不就是他们部队要驾驶啦。好容易出两台车，教官叼着烟卷跷着二郎腿坐在驾驶室里，指挥我们加油、加水、检查、发动，折腾好半天才开出来。我们轮换着开一小会儿，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叫开回来，弄得大家心烦手痒干着急。

旧军队的军官，大都十分野蛮，到了“新兵营”，有的还拿出在旧军队对付士兵那一套来，经常骂我们，个别的还动手动脚，动不动就要取消我们的驾驶资格。这些，我们当然是不能忍受的，通过领导向他们提出交涉后，他们也不得不注意一些。我们最高兴的是长途驾驶，往西北开到乌苏，往东南翻过天山到吐鲁番，一来回就是好几天，每个人都能开上几个小时。9月，酷热的吐鲁番葡萄熟了，果香扑鼻，教官们都下车吃葡萄、乘凉去了，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开它半天。说也怪，没有这些教官坐在旁边，我们手脚反倒灵便了，头脑也清醒了。

学完汽车，我们又开始学习装甲车。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人左右，装备有苏式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型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枪，重型的多一门7.5厘米火炮。我们学习的内容有装甲车、火炮、轻重机枪、战术，插空还学点文化。其他排的同志都羡慕我们四排，见了面总要开玩笑地说：“快看啊！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心里也甜滋滋的。

盛世才的装甲大队官阶比别的部队高，排长是中尉，还有的是上尉。他们比汽车教官架子大得多，讲课洋里洋气，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弄得我们晕头涨脑，我们听不懂还不许多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利用时间开碰头会，每次归纳一两个主要的疑难问题，由一个同志提问。

学战术，更是使人又好气又好笑。教官是参加过南疆阿克苏作战的，讲的都是盛世才打阿克苏的那一套。一次，考官正眉飞色舞地讲他在塔里木盆地一手开装甲车，一手打机枪，打死阿克苏一百多个骑兵时，我们十班副问他：“装甲车遇到炮怎么办？”他说：“阿克苏没有炮！”我们又问：“日本鬼子有炮啊。”教官的脸一下子涨得像个紫茄子，怒气冲冲地说：“我讲的不是打日本！”课后，同志们气愤地说：“这家伙不但不讲抗日，连把技术教给我们要去抗日的部队也不肯，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味吗！”

中央首长知道我们的困难后，又把在苏联学习过开坦克的吉合等同志调来给我们当教员。自己的教员，真亲切呀！讲得实际，教得耐心，日夜和我们在一起，有问必答。从这以后，我们学得特别快，也特别好！

学习生活是紧张的。白天，我们在课堂学习，或者在野外操练；晚上，都自动在宿舍温习功课，展开互助。隔壁院内盛世才装甲大队的官兵酗酒赌博，骂爹骂娘，简直没有一会儿安宁，我们掩住耳朵，谁也不理会他们，照样在那里埋头学习。星期天，也照样复习半天，要是碰上邓发同志来，就跟他打场篮球，然后走上四五里路，到天山脚下水磨沟天然温泉洗个澡，洗洗衣服，那也是蛮痛快的。

在迪化，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待人民群众像亲人一样，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虽然也穿着盛世才部队的服装，但群众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新兵营”的，他们小声地说：“你看，这是共产党的红军，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有的还像见到亲人一样，向我们哭诉盛世才的残酷统治。也有的向我们表示，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我们左等右等，可是谁也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分析这里一定有问题，于是就组织我们到城西一二十里的地方去野营。野营中主要进行连、营攻防战术，同时也搞了行军、宿营等课目。就在这时，周恩来同志去苏联途经迪化，下了飞机专程到野地来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讲了国内外形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现在敌人用坦克大炮打我们，我们也要有坦克大炮来打击敌人。不要看现在我们底子还小，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周恩来同志讲出了我们大家的心愿，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学习期间，邓发、徐杰等同志不止一次地宣读过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给我们写来的信，每封信都充满着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从延安来新疆的同志，总要给我们带来许多抗战消息和前线战友的问候，勉励我们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技术。党对我们这支队伍付出了多少心血又寄予多大的期望啊！每次都使我们深受感动，鼓舞着我们学好军事技术。不论在炎热的暑天，还是在寒冷的三九天，一想到党的关怀和期望，我们学习和操练的劲头就更大了。

8月，我们野营回来后（据新疆党史部门提供的资料，“新兵营”于1939年7月6 日开始野营训练，9月下旬结束野营，返回迪化——原编注），还是没有学新式坦克，每天只进行文化学习。这时，新疆的形势在急骤变化着，国民党的部队已开进新疆，大批国民党特务用办学校、搞工厂的名义，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疆。12月下旬，徐杰同志秘密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来信：党中央根据新疆形势变化，看出盛世才不会再教给我们什么了，决定让我们回延安，以适应抗日根据地扩大的需要。按照这一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工作外，支队首长带领我们300多人，乘坐20部毡篷汽车（根据当时盛世才同国民党军令部的来往电报考证，由新疆送西路军余部回延安的汽车共30辆——原编注），还载着一部分轻便武器、弹药和皮大衣，返回了延安。（原载《艰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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