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中国，中央苏区的天空早已被战火染成灰暗。那个年代里，每一条消息都可能成为战争走向的关键。

然而，谁能想到，一名衣衫褴褛、满身恶臭的乞丐，竟带着决定红军命运的绝密情报走进瑞金苏区，成为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这位乞丐是谁？

他带来的情报为何如此重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1934年初秋，庐山云雾缭绕，群峰掩映，然而在这座美丽山脉的深处，却酝酿着一场致命的阴谋。

蒋介石召集了一场秘密军事会议，目标直指中央红军。这次会议声势浩大，来自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省的二百多位军政要员悉数到场，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地点守备森严，隐匿在树林深处的小别墅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空气中弥漫着一丝紧张的气息。

会议室内，气氛更加压抑。蒋介石站在长桌一侧，手指点在一张巨大的军事地图上，语气冷峻而坚定。他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仿佛早已看到中央苏区被夷为平地、红军覆灭的画面。

“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让共产党从指缝间溜走！”

蒋介石的声音低沉却震耳，瞬间将每个人的注意力锁定。

为确保此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从德国请来的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被请上讲台。他从桌上取出一份厚重的文件，冷静地讲解着这次围剿的核心战略——“铁桶计划”。

塞克特的方案详细到令人发指：调集150万国民党军队，将红军围困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周边150公里处修建铁丝网、碉堡和火力封锁线，每天推进5公里，将包围圈逐渐收紧，最终在六个月内完成合围。

“这不是战斗，而是收割。”塞克特操着生硬的中文说道，手势划过地图中心瑞金的位置。蒋介石听着顾问的解说，脸上露出了难掩的得意，他甚至开怀地对在场将领放下豪言：“此次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文件的保密措施也近乎苛刻，每份“铁桶计划”文件都标注了独一无二的编号，甚至连具体存放位置、阅览权限都一一记载。蒋介石不容任何纰漏，为防止泄密，每位参会的高级将领都必须亲笔签字领取，并由亲信随身携带。

几天后，蒋介石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份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铁桶计划，竟然落入了共产党人手中。而交出这份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任命不久的赣北第四行署专员莫雄。

莫雄的名字，在红军的历史上或许并不广为人知，但在这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生死博弈中，他却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和腐败，早已暗中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得知“铁桶计划”后，他意识到，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实施，中央苏区的红军将被团团围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莫雄没有犹豫。他冒着随时可能被处决的风险，将计划抄录在四本学生字典中，并交给了中共情报员项与年。随后，一场险象环生的情报传递就此展开。而“铁桶计划”表面上的周密，因莫雄的背叛显得分外讽刺。

1934年秋，夜色如墨，山林间的寒风带着凉意，吹动枯叶沙沙作响。在这片被战火烘烤过的土地上，任何细微的声响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项与年，中央苏区的一名地下党员，正匍匐在湿冷的地面上，双手紧紧攥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四本学生字典，字典的每一页都用特制药水誊写着“铁桶计划”的要点。这是红军存亡的关键情报，也是决定革命命运的最后一线希望。

这条路，充满了危险。莫雄交付字典时，项与年没有多言，眼中只有决绝。他明白，这是场生死攸关的任务，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更关系到几十万红军将士和苏区百姓的生死。

离开庐山，他化身成一名落魄的教书先生。最初的旅途尚算顺利。他用流利的客家话与村民寒暄，扮作一名为生计奔波的流浪汉。

然而，随着他深入泰和山区，敌人的盘查愈发严格。每一处路口都驻扎了全副武装的哨兵，盘问与搜查变得无处不在。那些操着国民党口音的士兵粗暴地翻检路人的行囊，怀疑一切可疑之物，甚至连破旧的草鞋都要一一查看。

此刻，项与年意识到，仅仅伪装成乞丐还不够。他需要更真实、更彻底的身份掩护。于是，在一处无人的树林中，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一块石头敲碎自己的前排牙齿，伪装成一名病夫。夜晚的森林寒气逼人，他咬紧牙关，将石头对准牙齿，用尽全力砸下去。一声闷响，他疼得浑身抽搐，嘴里立刻涌出一股腥甜的血液。

清晨时分，他用溪水简单冲洗了伤口，又将竹篮重新整理，往里倒入一些腐败的果皮和发霉的食物，彻底掩盖字典的气味和形态。他的面目此时已被完全改变——面黄肌瘦，口齿不清，身上散发着难闻的臭味，看上去与一个逃难的病夫毫无二致。

穿越泰和山区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在一个设卡的村口，他遭遇了最大的危机。那天，他拖着瘦弱的身躯，提着竹篮，缓缓地靠近哨卡。他们拦下项与年，命令他打开竹篮检查。项与年将竹篮紧紧抱在怀里，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脏东西！坏掉的东西！臭，别碰！”他的话因为缺牙而含糊不清，再加上身上散发的浓烈臭味，几个士兵都捂住鼻子，面露嫌弃。

为首的士兵挥了挥手示意手下上前搜查。然而，就在这时，项与年突然跪倒在地，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像是一个无助的病夫。他的双手死死抱住竹篮，仿佛里面装着他最后的家当。这个举动让士兵们心生厌恶，也失去了继续搜查的耐心。“臭要饭的！赶紧滚远点，别挡我们的路！”为首的士兵一脚踹在项与年的竹篮上，差点踢翻，随后厌恶地挥手示意放行。

项与年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和庆幸，匆匆离开哨卡。他走到一片密林后，几乎是瘫倒在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继续朝着瑞金的方向前行。

六天六夜，他与饥饿、寒冷和敌人的盘查斗智斗勇。他靠吃野果和生水维持体力，靠顽强的意志支撑行进。当他终于抵达瑞金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满身的污垢几乎掩盖了他的本来面目。

当他拖着脚步走进红军驻地，向哨兵微弱地喊出“找周副主席”时，那声音几乎已经沙哑到听不清。站岗的红军战士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普通的流浪汉，但在听到“周副主席”四个字后，立刻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迅速将他送到周恩来面前。

当周恩来见到这个瘫倒在地、不成模样的“乞丐”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震惊。项与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取出竹篮中的四本字典递给周恩来，说道：“情报……全在这里……”随即昏死过去。

情报被成功送达，红军领导层迅速展开研读，计划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详尽解析。项与年的任务，虽历经千难万险，却以绝对的忠诚与毅力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1934年秋天，瑞金的夜晚愈加寒冷，中央苏区的气氛也弥漫着不安。屋外，隐约传来的枪声和敌军不断推进的消息，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生死存亡的压迫。

在这一片混乱与焦灼中，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人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眼神中满是凝重。眼前的四本字典，里面记录着敌人“铁桶计划”的全部细节。这份沉甸甸的情报，为他们拉响了警钟，也成为了红军不得不做出重大决策的导火索。

会场里，油灯的昏黄光线映照在每个人疲惫的面容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经让红军元气大伤，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然危机重重。苏区范围急剧缩小，物资匮乏，部队减员严重，很多师甚至不足4000人，而敌军却以150万的兵力，将整个地区层层包围，几乎封锁了所有退路。

“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坐以待毙！”毛泽东的声音低沉却有力。他站起身来，用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蒋介石想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但只要我们能突围，就能重新找到生机。长征，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可是，”博古提出了自己的疑虑，“红军现在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长征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行动。后方怎么办？百姓怎么办？”

毛泽东沉吟片刻，答道：

“百姓的安危确实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被困死在这里，百姓也无法幸免。只有保存革命的火种，才能在将来重新燃起希望。我们需要撤出一部分主力部队，去开辟新的局面。”

一时间，会议室陷入了争论与思考的漩涡。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有人提出放弃长征，选择死守苏区。周恩来站在会议桌旁，语气果断地总结道：

“眼下敌人已经逐渐缩小包围圈，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动挨打，困死在这里；要么先敌一步，从封锁中杀出一条血路。长征，是一次冒险，但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天，红军领导层达成了一致。10月16日的夜晚，一场决定命运的突围行动悄然展开。红军主力部队约8.6万人，带着不多的粮草与弹药，从瑞金出发，迈出了漫漫长征的第一步。

突围的过程艰险至极。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虽然严密，但并非滴水不漏。红军选择了一条敌人火力相对薄弱的路线，利用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然而，突围并不是一场单纯的行军，而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战斗。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在头顶盘旋，侦察红军的行踪。大炮的轰鸣声在耳边回荡，火光染红了半边夜空。

湘江，是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巨大考验。当红军行至湘江边时，敌人早已在对岸布下重兵，火力封锁如同一道钢铁屏障。红军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强行渡江，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损失惨重，原本的8.6万部队锐减至不足3万，但他们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为接下来的长征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夜深人静时，行军的队伍蜿蜒在山间，如一条黑色的长龙。许多战士在途中精疲力竭，却咬紧牙关不曾停下。

当红军迈出长征的第一步时，项与年已经躺在简陋的病榻上。他浑身瘦得如一副枯槁的骨架，嘴角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日拼死送来的四本字典，如何在关键时刻改变了红军的命运。这位被人称作“地下党”的普通人，完成了他为革命事业立下的丰碑。

然而，项与年的故事，并没有因长征而结束。仅仅休养了几日，他便重新接受了组织的任务，带领两名爆破手潜入敌占区，目标是炸毁江西南浔的桥梁和南昌的飞机场及油库。南昌，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驻守森严，警卫密布。

行动的每一个环节都精密策划，但意外还是降临了。项与年一行在南京被国民党的密探识破。被捕后的他，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没有透露丝毫机密。一连数日，项与年都在策划如何脱身。他装作一名普通的“机要秘书”，伺机观察看守的习惯与监牢的布防。

终于，他等来了机会。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看守所的士兵因天雨分心，项与年用偷藏的铁钉撬开了牢门，趁着黑暗的掩护，从看守所的后巷悄然遁走。

逃出南京后，项与年再也无法继续在敌占区活动。他向党组织报告了敌人对地下党员的严密追捕，随后转移至香港，负责统战工作。

长征结束后，革命的步伐向新的战场推进，而项与年也辗转多地，为情报战线继续默默付出。1935年，党中央的情报系统遭到敌方重创，许多同志被捕，项与年受命化名“梁明德”，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他每日穿梭于城市的街巷间，与革命同志接头，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搜集情报。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的工作转向了东北。他随军进入松江省延寿县，历任县长、省建设厅厅长等职。他的角色从隐匿于黑暗的地下党员，变成了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人们眼中的他，是一位严谨又温厚的干部，似乎与那个曾敲碎自己牙齿、冒死传递情报的地下英雄毫无关联。

项与年的后半生，却未能安稳地度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些特殊时期，这位为党和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情报英雄，被错误地打成了“特务”。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全身瘫痪后仍得不到妥善医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被允许进京诊治，但此时的项与年已病入膏肓，再也无法重返工作岗位。1977年，这位隐姓埋名多年的革命英雄，在福建龙岩病逝，享年仅70余岁。

另一位与“铁桶计划”相关的关键人物莫雄，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获得了应有的敬重。蒋介石败逃台湾时，莫雄选择留在大陆。他后来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力量。1956年，项与年受邀赴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莫雄也在场。宴会上，两位老同志举杯相敬，缅怀那段用生命和忠诚书写的革命岁月。

历史的帷幕从未垂下，那些改变过时代命运的人，也从未真正离开。他们的名字或许没有被刻在丰碑之上，但他们的事迹，却融入了中华民族奋进的脊梁中。

红军长征的奇迹，是一群像项与年这样的普通人用信念和勇气铸就的。他们在黑暗中点燃希望的火光，在绝境中开辟生存的道路。他们以自己的微光，汇聚成了改变历史的燎原之势。

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这些人能活着走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英雄无言，精神永存。让我们怀着敬意与感恩，传承他们的意志，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