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夜晚，韩国首尔城内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位于市中心的韩江宾馆灯火璀璨，正在举办一场隆重的宴会。

按说宴会都是充满着喜悦的气氛，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宴会华丽的外表不过是一层掩饰，行的却是“满洲复国”之苟且之事。

举办宴会的主人名叫爱新觉罗·溥君，自称是“满洲国总统”。

在宴会上，溥君狂妄的叫嚣道：“满洲复国是艰辛而曲折的，是你们这些朋友们的无私奉献才造就了满洲复国走向成功的未来……”

随后“满洲国务总理”梅凤杰还多次鞠躬致谢在场的韩国来宾，尤其着重介绍了韩国统一部前次长金锡友，称“自己得到了他很多的帮助，要不是金锡友次长从中说和，自己不会认识韩国各界的政要……”

宴会的最后，梅凤杰还和韩国的财团理事长张桂晃签署了一份《首尔宣言》。

所谓的《首尔宣言》篇幅不长，近为两三千字，前半部分和海外的“反共分子”一样，尽是污蔑，造谣大陆人民的幸福生活，称“他们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后半部分一共写了五点事项，主张“复国满洲“和韩国的统一。

宣言的文末部分，也就是左边赫然写着“满洲国”一方“梅凤杰”的名字，右边写着韩国的代表“张桂晃”的名字。

左边下方还写着见证人“浦君”、“盛雪”、“秦晋”，右边的见证人则是韩国统一部前次长“金锡友”。

很明显，这场宴会是满清遗老和韩国右翼分子联合举办的一场闹剧。

之所以是闹剧，宣言签署的满清遗老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没有控制任何地区，纯粹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无形政府”。

再者，另一方张桂晃没有任何韩国官方身份，不能代表韩国人民的集体意志，他的头衔是从未听说过的“韩国历史领土财团理事长”。

张桂晃本人是一个狂热的极右翼人士，从小被日本侵略者灌输了“皇化”思想，骨子里就非常媚日。

他鼓吹“满洲复国”不仅是满洲的事情，而且也是韩国的事情。

在他的眼中，帮助“满洲复国”就是帮助韩国统一朝鲜，这样韩国人民才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东北亚。

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国家-满洲国”的官方页面中，还有不少大量的日本右翼人士担任着“国务顾问”，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日本黑社会性质组织——黑龙会会长田中健之。

田中健之的曾祖父名叫平岗浩太郎，于1881年创立了“玄洋社”。

之后，他的侄儿内田良平受到叔叔的启发，在1901年创立了右翼政团“黑龙会”。

黑龙会长期以来的政治目标就是夺取中国东北，日本侵华期间，作为军国主义分子的打手，制造了许多血腥事件。

二战之后，美国强令解散了“黑龙会”。

可是在2008爆发了金融危机，让日本经济再次遭遇重创，黑龙会便承载着人们的愤怒意识，再次死灰复燃。

田中健之作为黑龙会的遗孤，不断插手中国事务。

2016年，“香港分裂势力”头目陈浩天跑到了日本，在一场研讨会上专门和田中健之会面，从而建立了日本反华势力和“香港分裂势力”沟通的渠道。

在2019年香港事件中，他还曾“香港民族党”陈浩天秘密串联，资助了大量金钱和头盔、口罩等物品。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些分裂势力不过是不自量力。

早在2018年9月，香港保安局就解散了陈浩天的“香港民族党”。

如今，他们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部分人的命运不是跑到英国、日本，就是进入了牢狱，要不就是签署洗心革面的声明，放弃了政治活动。

再者，这场闹剧还在于“满洲国”的国民登记人数仅为100人，估计大多都是溥君、梅凤杰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女亲属。

税收收入、捐款收入也少的可怜，分别为650、150（不知道计量单位是万、还是其他）。

从参与《首尔宣言》的人员构成上分析，可见他们不是满清遗老遗少的后代，就是外国右翼人士。

更可笑的是，这群满清遗老遗少声称自己是“满洲国”，民族构成为满族，但是网络页面书写的文字却是汉字，就连《首尔宣言》的使用文字以及他们本人的名字也都是汉语。

虽然溥君、梅凤杰在韩江宾馆的宴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是一场无人欣赏、无人认同的顾影自怜。

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和言论，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也绝对不能放手不管，更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当然，世间所有的闹剧都是有因有果。谈到“满洲复国”闹剧，现代中国人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才能制定有效的打击政策。

满洲，是满语ManJu的发音。历史上，满洲只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一如西伯利亚一样，和“蒙古”大不一样。

即便是明末时期，满族在东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部落政治，用的也都是“后金”这样的国号。

清朝入主中原，建立政权2百余年。“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的炮火，一如敲响的嗡嗡丧钟声，预示了满族人主宰下的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1911年，资产阶级“廉价”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但是，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般：资产阶级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最容易失去。

应用到辛亥革命上，就仅仅是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但辛亥革命没有触动敌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基，也没有能够在政治上彻底铲除“保皇派”势力。这样，就为被推翻的各种反动势力的反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表面上看，民国是建立了，北洋政府是成立了，但革命成果却落入了军阀的手中。反革命势力，尤其是“保皇派”势力日益嚣张。

以“宗社党”为骨干力量的复辟派在关内失势，就将复辟基地瞄准了关外，也就是东三省地区。

在“宗社党”中，肃亲王善耆就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他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也是玄洋社成员）是老相识。

早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善耆就和川岛狼狈为奸，非但不去反抗外国侵略者，而是将屠刀对准了北京人民。

1906年，善耆在北京创办高等巡警学校，川岛就担任了学校内的教官。善耆担任财政部大臣，又聘请了川岛浪速为顾问。

清朝一垮台，川岛就将善耆带到旅顺，置于日本关东厅的保护。另一边，川岛又联络上了蒙古一些落魄王公，策划“蒙古独立”。

于是，以旅顺和蒙古为中心，在东北掀起了一场在日本操纵下的复辟活动，妄图建立“满蒙帝国”。

他们大力发展“宗社党”成员，借机壮大实力，组织“勤王军”。

还给一般的民众画下了大饼，只要能招揽五十人，就能当上尉官，招揽白人，就能当上佐官。

1912年五、六月间，“宗社党”从大连向东北运输武器突中，被吴俊发现，遂立即上报赵尔巽。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凡属宗社党徒，立即予以正法”。

几个月后，宗社党徒大多被杀，机关组织也遭到了破坏。

但在日本的史书中，却将这次叛乱称之为“第一次满蒙举事”。

自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夺得了朝鲜半岛，就一直想以朝鲜为跳板，继续占领关外地区。

在这种战略策动下，日本右翼分子勾结清朝的遗老遗少就非常自然。

殖民“满洲”耗费了日本几十年的时间，这些日本右翼军国分子趁中原大地陷入内乱，不断夺取在东北地区的权益，比如说铁路的使用权，矿产的开采权，治外法权等等。

直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占领了东北，还和“末代皇帝”溥仪沆瀣一气，成立了“伪满洲国”。

不过，正如克里米亚问题一样，一个国家的成立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由于英美等欧洲列强不愿日本坐大，也就没有承认“伪满洲国”，这也就是“伪”字的来源之一。

看起来，“伪满洲国”在历史上只和日本发生了联系。那么为何到了现在，清朝的遗老遗少又和韩国扯上了关系呢？其实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韩国历史上和中原王朝的历史纠葛问题，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高句丽（前37-668年）和渤海国（698-926年）。

在这两个时期，有一部分的国土和东北重叠。

在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高句丽历史属于韩国，相关描述为：4世纪末即为的高句丽广开土大王积极对外扩张，向西攻破了后燕，向东让肃慎和扶余部落臣服，将势力扩大到了满洲南部地方和图们江下游地区。

另外，在韩国现行教科书中，还将唐朝描述为一个侵略国家：“高句丽为了应对唐朝的侵略，在边境地区建立了万里长城（是的，你没看错，在韩国人的认知中，万里长城就是北京郊外的万里长城，也是韩国人建造的），以应对来自唐朝的威胁。”

但其实高句丽政权和现代韩国乃至于朝鲜，没有半点瓜葛。

高句丽的本质是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且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册封和朝贡关系，名义上属于中国皇帝的臣子，故而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基于这种历史认知，韩国人也希望能在“满洲”问题上分一杯羹，便会主动和清朝的遗老遗少结成同盟了。

第二种原因大概率还是受到日本殖民文化的侵蚀，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便竭力进行“皇化”教育。

语言教育是文化传播的手段，殖民地日语教育则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途经。

吞并朝鲜，日本军国主义者颁布了《朝鲜教育令》为基本法令推行了殖民教育，其基本纲领为“尽忠天皇，崇敬皇室，信仰神道”，并采用了三种方法。

一是将日语定位官方语言，二是“创氏改名”，比如说韩国现代“国父”朴正熙，曾用名“高木”；三是“内鲜结婚”，主张朝鲜妇女嫁给日本底层男子。

这种奴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日分子”，金锡友恐怕就是其中的后裔。

综上两种原因，韩国也有不少右翼团体，主张和日本交好，且在韩国有较大的势力，影响力不可小觑。

不过，对于海外清朝的遗老遗少，也不必过多担心。他们口中的“满洲国”压根只存在于网络上，且势单力薄，只要不和“疆独”、“台独”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就不会成为气候。

参考资料

《伪满时期日伪殖民主义教育和朝鲜族人民的反奴化斗争》延边大学学报 2010年第3期

《从韩国现行历史教科书看中韩有关历史纷争》 长江大学学报 第4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