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喀什到浙江宁波，从马来西亚到乌鲁木齐，西木西努尔·艾尔肯（以下简称“西沐”）的每一步都写满了“冒险”。

18岁时，她坐在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上反复问自己：“出国留学，我真的可以吗？”十年后，她已从体制内的“海归”蜕变为三家箱包品牌店的主理人。

但这条路上，没有一步是容易的——留学时在机场裹着羽绒服熬过的深夜、辞职后成为全职妈妈的迷茫、创业2.0阶段遭到员工背叛的狼狈……

“我本来就喜欢冒险，但我喜欢有规划地冒险。”这是西沐在本次采访中提及的一句话。18年来，她勇敢冒险、谨慎选择，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逐内心所向。

以下是西沐的讲述。

最初的勇敢与冒险

冒险的故事要从头讲起。

从小，我就拥有一颗冒险的心，这种性格或许与我成长的环境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

15岁那年，我踏上了离家的路，前往内高班求学。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却已经开始独自在外求学。大学时期我又远赴国外，这一走便是将近十年。

2007年，我顺利考入内高班，从西北边陲来到浙江省宁波中学。内高班的四年，是我的第一次独立试炼。

对我而言，这四年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了快乐。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年里，我真正学会了如何学习。同时，我也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喜讯：我可以选择出国留学！

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拓宽视野、探索世界的好机会。因为我想走出去，走得更远一些，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在得到父母的支持后，高考后的暑假我开始“恶补”英语，并暗自期待着：我的命运可能就要因此改变了。

在亲友的祝福中，我登上了飞往马来西亚的航班。然而，那时年仅18岁的我，还没意识到留学这四年将会是一段更为艰辛的旅程。

随着飞机缓缓驶离中国领土，穿越云层，向着遥远的马来西亚飞去，我坐在机舱内，手中紧握着即将要填写的入境卡，心中不由地泛起一阵微妙而复杂的情绪——“我能不去了吗？学费交了还能后悔吗？”

那一刻，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留学机会这么难得，我能适应这种全新的环境吗？我能顺利完成我的学业吗？留学之后我能变得更加优秀吗？迷茫如潮水般涌来，让我在心中敲响了退堂鼓。

然而，此刻的我已然坐在飞机上，再多的犹豫和担忧都无济于事。

在万般思绪中，我拿起笔填写了入境卡。

留学之旅

初到马来西亚，语言、饮食、签证等压力接踵而至，其中，语言成了第一道难关。

刚开始，我很难适应马来西亚的语言环境。尽管出国前“恶补”了英语，填写入境卡和与海关交流时都还算顺利，但日常交流却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里的英语掺杂着大量的马来西亚方言和口音，而且，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各地的英语口音交织在一起，难免让我晕头转向。

不过，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发音而感到害羞或窘迫。相反，大家开始互相学习各自的方言，这些独特的、仿佛被“加密过”的方言在这里相互融合，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学业制度。在马来西亚，学业成绩与签证直接挂钩。

与国内的学年制不同，当地的大学采用的是学分制度，只有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挂科则直接影响到签证的有效期，如果出现多次挂科的情况，就会面临学业中断的风险。

面对如此严格的考核条件，我不得不时刻规划：如果某门课学不下来，必须立刻找备用方案补学分，合理调整我的学习进度。

就算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也得思考如何以更优异的成绩毕业，争取拿到更高等级的学位。

学业之外，我总愿意尝试一些“可预知的冒险”。每天放学回宿舍，我不会一直走同一条路径，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想多探索几条回去的路，以便在面对各种情况时都能心中有数——既防范危险，也给自己留退路。

我的寒暑假也跟其他朋友不一样。为了省钱，我会提前一年规划好课程和时间，购买亚洲航空公司的深夜航班，这时候的票价换算成人民币只需要200多元，所以每次我都是晚上落地北京。

凌晨两三点到北京后，如果当天再飞新疆，时间会很紧张，而且还得出机场找住宿，这样既费钱又不安全，于是我经常选择在机场留宿，把“压箱底”的蓝色羽绒服垫在身下，在机场服务台旁半睡半醒地熬过一夜。

每次从国内返回马来西亚也是如此。我宁可在机场熬到天亮坐地铁，也不愿冒险搭乘夜间出租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辛苦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在留学期间，我还积极尝试各种新鲜事物，不断挑战自我。一开始，我受学长学姐们的影响，觉得边工作边留学才是真正的留学生活，便找了一份商场西餐厅服务员的工作。

那几个月我赚的钱几乎都花在了从学校到打工地点的交通费、日常饮食以及购物上。我总想着要多开开眼界，赚了钱就得享受，去周边多走一走。所以，我并没有存下来多少钱。

这份工作结束后，我又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那时候，我周边的朋友们都在尝试做一些小生意，有的靠繁育泰迪狗赚钱，也有的从广州批发鞋履在当地网站售卖。

我虽然对这些生意十分好奇，但因为整个家族都没有经商的经验，我也不敢贸然尝试。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找到了给当地小朋友教汉语的工作。

不得不承认，我的长相和汉语表达能力让我在这个职业中非常有优势，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所以这份工作我坚持了两年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与各地区的学校建立了联系，还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结交了许多本地朋友。他们时常带给我许多新的想法和知识，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国家。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在马来西亚学习与生活，期盼毕业后能扎根于此，但现实是我必须回家。

从“无所不能”到自我怀疑

2015年，我留学归国，选择了考编进入事业单位，并在财务处工作了三年。

在外人看来，我头顶“海归”光环，理应顺风顺水。然而，这份在外人看来稳定且安逸的工作却与我的预期有着巨大落差。

在体制内，同事们总是对我这个“海归”抱有更高的期望，认为我无所不能。

面对一些问题，当我无法给出他们期望的答案时，质疑声便会出现在耳边：“你可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这点都不会？”这也开始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那段时间，我承受着无形的压力，但也正是这些压力激发了我内心的斗志。

我主要负责税收部分的工作，每个月需要上报税收数据。因为出身于金融专业，所以我对数据非常敏感，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摸清了所有工作流程。

很多老一辈同事需要一天完成的工作，我一个小时就能搞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我却干了三年。

2018年，我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可以算得上“冒险”的选择——辞去体制内稳定的工作。

这份在外人看来是“铁饭碗”的事业编制，对我而言却像一座逐渐凝固的茧。每天重复的税收报表、同事对“海归无所不能”的过高期待，以及一眼望到头的未来，让我突然失去了方向。

在稳定的日子里完成结婚生子这两件人生大事后，我突然像被抽空了，看着周围的朋友们纷纷创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内心开始躁动起来。我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吗？

其实答案早就浮现在了我每一次的迷茫中：我更渴望冒险和挑战，而非安于现状。

辞职的决定并不轻松，更艰难的是，身份的转变让我一度陷入迷茫。

我原以为，成为母亲会是一段无比美好的人生体验，但现实却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宝宝的到来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琐碎繁杂的照顾工作。

从一个职场女性转变为全职妈妈，这个角色转变比我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有时，我也曾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妈妈这个角色，给予宝宝最好的照顾。

母乳喂养的失败、育儿琐事的压力，以及社会对“完美母亲”的绑架，都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带孩子这两年，我也没闲着。当时微商正火，我的大学同学有自己的工厂，我向她求助后，她给我寄来了化妆品让我尝试做微商，我也借此赚到了空窗期的“一桶金”。但我知道，微商并非长久之计，缺乏系统性的商业知识，终究走不长远。

在接触微商半年后，我果断选择了放弃。

直到2020年，在孩子过完两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决定再次出发。

从事业单位到创业：打破“铁饭碗”的勇气

重新步入职场后的我并未贸然投入创业，而是决定先系统地学习商业知识。经过努力，我成功面试上了瑞达丝路新天地的商业管理岗位。

在这个岗位，我不断在实践中学习，了解每个品牌的经营管理模式、导购的工作方式以及库存的变化情况……这些最细枝末节的小事我都会记在心里，不断优化我的管理服务工作。

不久后，我出色的工作表现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我被调动至更加重要的招商岗位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商业运营的逻辑。

在提升商业认知和思维的同时，我也着手准备创业。

我想先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做生意，所以在创业初期，我选择从5平米、投资低且风险可控的袜子小店起步。

尽管利润微薄，但这份副业带来的额外收入让我尝到了“不依赖工资”的甜头，也让我基本摸清成本、客流和库存的规律。

随后，我开始尝试迈出第二步，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17平米的麻辣烫店。选择麻辣烫这个品类，主要是看中了其制作流程相对简单、对主厨依赖性较低的优势。而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调味。

为了找到最适合我们店铺的口味，我和合伙人连续一个月试吃各种麻辣烫，从不同的汤底到不同的辣度我们都吃了个遍，吃完后就要立刻找负责调味的主厨师傅还原口味，为此，我们一度吃到肠胃不适，才敲定属于我们店铺的独特口味。

开业首月店铺几乎爆满的客流也验证了我和朋友的选择是正确的，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要步入正轨，实现财富自由时，主厨师傅悄悄带着秘方另起炉灶，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我们缺乏餐饮管理经验，当时也没能留下调味的配方，光依靠我和朋友的记忆还原口感始终跟正版差了一截，我们的店铺经营也陷入了困境，最终倒闭。

面对突如其来的背叛，愤懑与难过在所难免。但这段经历也让我意识到，无论做什么赛道的创业，核心的东西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后，我决定换个更熟悉的赛道，便创立了自己的箱包品牌ZING GIRL，在瑞达丝路新天地开了一家26平米的店铺。

因为是自有品牌，我非常注重产品的设计和口碑，所以一开始就从上海找了独立设计师，在广州找工厂出品，从设计、打版到生产、销售，全流程都需要我自己跟进。

虽说销售情况可观，但供应链的缓慢和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让我焦头烂额，也让我认识到了做独立品牌的难处。一年半后，我下定决心关掉了店铺，但我并没有放弃箱包品类创业的选择，转而开始寻找成熟品牌进行合作。

在找到合适的品牌之前，我亲自走访市场，为我的新品牌寻找合适的定位。在那期间，我利用空闲时间，花了整整一个月走遍了乌鲁木齐所有卖皮具箱包的地方。

无论是大型的商场还是小型的批发市场，当你说出一个皮具箱包品牌时，我甚至可以精确的说出这家店位于哪个商场的哪一层。

除了进行实地考察外，我还会去不同的店铺门口观察客流量，用笔记本记录下这些店铺在工作日与周末的客流量差异；假装成顾客进店消费，与导购员聊天以获取更多信息；站在店门口默默计算进店人数，仔细观察他们的民族和年龄段；定期访问品牌的官方网站，查看网站的更新频率。

经过这番市场调研，我发现新疆的皮具市场存在一定的空白，尤其是针对30岁以上少数民族女性的中高档箱包品牌较少。

于是，我决定引进一个符合新疆市场需求的品牌，并怀揣着这个目标前往了广州。

从“三顾茅庐”到“双向奔赴”

在广州，我大约用了15天的时间，每天都在皮具市场寻找合适的品牌。我走访了多家店铺，与工厂和公司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经过对比几家品牌后，我发现Chrisbella这个品牌特别符合我们少数民族的审美，它源自迪拜，设计风格也偏向于民族风。

此外，这个品牌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理念，它强调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包容，这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选择了这个品牌。

但加入Chrisbella品牌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是双向奔赴，甚至前两次见面我都吃了闭门羹。在第三次见面时，我拿出自己百分百的诚意，同时也向他们展示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得的价值。

我向品牌方介绍了新疆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理优势，新疆“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理位置正契合该品牌专注外贸的发展方向。

以往其他国家的商家得先从乌鲁木齐转机到广州才能提货，但若把这个品牌带到新疆，外商可以直接在新疆提货，再运回自己的国家售卖。这不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还提高了效率。

为了更好地说服他们，我还带上了之前做的市场调研笔记。这相当于给他们赠送了免费的市场调研报告，让他们一看就明白新疆市场的潜力和机会。

经过多次的沟通和努力，“三顾茅庐”终于获得了“双向奔赴”。在2023年3月，我们达成了合作。

首店落地在我当时工作的乌鲁木齐瑞达丝路新天地，公司领导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为我提供了商场中最好的位置。

2023年11月，第二家店铺在天山万科广场开业，我参与了店面设计，将喀什木雕技艺融入陈列架，Tiffany蓝的店面设计也格外抓人眼球。

▲Chrisbella品牌天山万科广场店

2024年3月，我决定离开瑞达丝路新天地。虽然招商工作时间灵活，但担心自己影响商场工作，我决定辞职，踏上了完全独立的创业道路。

出来后最崩溃的不是资金链，而是社保断缴、员工管理这些琐事，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微不足道，但却是我遇到的大难题。

之前我不需要操心缴纳社保的问题，但一旦离职创业，这些事就全都落在了我的头上。完全退出来的那几个月，我也曾断缴了社保，当补缴时才感受到事情的烦琐，那一刻才发现有公司“庇护”有多幸福。

从“从业者”到“创业者”再到“管理者”，如何管理员工也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尝试与店里的员工相处，称呼她们为姐妹，她们也叫我姐姐。

然而，在碰到原则性问题时，我发现自己过于心软，导致管理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读管理方面的书籍，虽然我的店铺规模不大，员工数量也不多，但也慢慢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化的规章制度，在约束员工的同时也约束自己。

2024年11月，我顺利在大西门鞋城开了自己的第三家店。与之前两家不同的是，这家加盟店既做零售也做批发，同时满足了顾客的不同需求。

如今，我不仅经营着三家风格不同的门店，也以“乙方”的身份反哺老东家。

我喜欢冒险，但必须是有退路的冒险。就像在马来西亚时，我从不固定走同一条放学路——既要探索新方向，也要确保安全抵达。

后记

其实在第三家店铺刚开业的时候，西沐曾遇到资金链运转的难题。

那段时间，她手机收到的最多的短信来自银行。冬季货品囤积还未回款，又要快马加鞭准备春季新款订货。开新店的贷款、员工工资、来自生活中的琐碎支出……一笔笔账单都在提醒着她创业的不易。

但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她也从未对外展现过自己脆弱的一面。谈合作、见朋友、接送女儿上下学，她还是那个他人眼里“无所不能”的老板、靓丽的女强人、勇敢的母亲。

但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刻里，西沐会因为工作太忙来不及给女儿做晚饭而感到愧疚，也经历过数个睁眼到天明的夜晚。

在很多对女性的访谈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个问题：职场女性和女性企业家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但对男性来说，这似乎算不上一个“问题”。

在西沐的故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所要面临的“平衡”的困境。西沐坦言，以前从未有人问过她“如何平衡”，她甚至没感觉这是个“问题”，因为她只有“必须平衡”这一个选择。

作为女性创业者，西沐也一度被“兼顾家庭”的压力困住。丈夫长期外调不在身边，无法同她一起分担家庭的事务。

作为女儿，她也不愿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再牺牲晚年的时光被捆绑在子孙身边。创业和带娃两手抓，西沐总是坚持亲力亲为，内外双重的压力让她倍感焦虑和疲惫。

在睡不着的夜晚，她也时常会被现实压力所困扰，但始终得不到“解法”。

疲惫反复来临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被所谓的“平衡”所困住，若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留给自己，又怎能解决问题？反复思量后，她决定直面困境，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比自我束缚、自我感动更重要。女性不必扮演超人，示弱不是妥协，有时承认需要帮助也会让人更自由。

2025年，西沐走进电影院看了妹妹们给她推荐的电影《好东西》，并在之后的某一天悄然将使用了很久的皮卡丘头像换成了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头像。

2025，对西沐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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