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淞沪抗战前夕，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采访一名广东士兵时，这名士兵说的话让人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宁愿死掉，也不会让子孙给倭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

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中国士兵的回答都是慷慨激昂，有的士兵直接说：“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强占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

在斯诺看来中国士兵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是深刻的。当时虽然是1932年，虽然中日两国还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欺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从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日军在中华大地的罪行罄竹难书。

从中国士兵的回答可知，当时的中国人都深知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知道如果中国打输了那么自己的亲人就是亡国奴的悲惨下场，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军队抗日的热情空前高涨。

图|美国记者斯诺

写到此，在这里介绍一下美国记者斯诺。

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不仅通过《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他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

他在《远东前线》一书中直接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而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

日本的最终目的就是占领中国，灭亡中国，发动战争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日本为何要在1932年在上海挑起战争，这主要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急于成立所谓的“伪满洲国”有关。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日本的这个图谋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能够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的城市只有上海。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板垣征四郎在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发的电报中说：

“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这就是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动机，也就是说无论中国军队怎么忍让，就算是一枪不放撤出上海，日本也会编个理由挑起事端打一仗。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下，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

田中隆吉操纵流氓汉奸趁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

看看日本为了挑起事端干的事，多么的无耻，而且这些伎俩也没有什么智慧，策划毫无逻辑，漏洞百出。

可是日本根本不管这些，一口咬定两名日本僧人被殴打，开始迅速升级事态。

1932年1月20日，日本煽动一千多名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1932年1月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无理要求，国民政府选择退让和妥协，对日本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1932年1月23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

1932年1月27日，日方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第十九路军仅下辖一个军，就是第十九军，军长是蔡廷锴。

民国时期，某路军或者某个军团下辖只有一个军的情况很常见，比如台儿庄战役时期的庞炳勋部第三军团，下辖仅一个第四十军。

蒋光鼐和蔡廷锴都是极具爱国情怀的将领，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蒋光鼐和蔡廷锴并不愿意撤出上海，可是面对上级的命令，十九路军同意在1932年1月29日上午撤出上海，上海市市长也将中国军队即将撤出的事情告知了日方。

1932年1月28日白天，第十九路军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而且在晚上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

正当十九路军准备撤出上海时，1932年1月28日深夜的23点25分，日方突然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

23点50分，日军突袭闸北，打了第一枪，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由此爆发，也称“一二八”事变。

图|1932年淞沪抗战照片

看看这时间点以及日军的动作就可知，无论中国军队再怎么忍让和妥协，日军都要进行军事行动的，明知道中国军队即将撤出，日军便急不可耐的发出了第二道通牒，而且发出通牒仅仅25分钟之后就进行袭击。

很明显，日军的挑衅根本躲避不掉，就算19路军撤出，日军也很有可能会编个理由追上去打。

战斗打响后，美国记者斯诺在1月29日上午采访到了蔡廷锴。

斯诺问：“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

蔡廷锴回答：“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也不想打仗。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这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求助国联，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

蔡廷锴的回答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身上也有很大的压力。

前有九一八事变的前车之鉴，知道国联对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且蒋光鼐和蔡廷锴在没有上级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反击，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进攻，蔡廷锴决定抗击到底，为此他赋诗明志：

“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

日军虽然采取突袭行动，但是19路军的士兵早有准备，奋起还击，双方在闸北地区爆发了激战，日军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在1月29日的战斗中，19路军的将士们夺回了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

日军首次进攻就遭到失败，并不甘心，并紧急从本土调集了军队开始再次进攻。

2月3日日军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被击退。

2月4日，日军将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被击退。

而且日军一架飞机还被击落，此次进攻被粉碎后，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被撤职，接替他的是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

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后，日本天皇下达敕令第二次对上海增兵，到2月16日，日本侵略军用于上海战事的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日本在增兵和集结军队的时候，中国这边也在加紧向上海增兵。

2月16日，蒋介石调张治中的第5军增援第19路军，第五军的到来极大鼓舞了19路军的士气。

2月20日晨，日军再度发动全线总攻，企图围攻吴淞，但是各路进攻均被中国守军击退，而闸北方向的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更是超出了日军的想象。

2月21日，日军指挥官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日军依然被击退，而且中国军队还俘虏了日军空闲升少佐及士兵数百人。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2月21日至25日的战斗被称为“庙行大捷”。

图为中国军队在庙行奋勇杀敌

“庙行大捷”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在此之前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并且预想会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轻松击退中国军队，可是一连两次增兵，陆海空三军齐上阵竟然还被打成这样，已经有了骑虎难下之势。

为了尽快结束战事，日本内部再次决定更换指挥官，由白川义则指挥上海的日军作战，并进行了第三次增兵。

至此，白川义则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兵力已达9万余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

1932年3月1日，日军再度发动总攻，双方在多个战场爆发白刃战，因为日军在浏河方向登陆，中国守军侧后方遭到威胁，3月1日晚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3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军被毙伤10254人，迫使日军三次增兵，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第一次重创。

中国方面的伤亡，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

虽然中国守军伤亡很大，虽然最后没有将日军逐出上海，结局有些惋惜，但是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表现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在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也一改之前对日妥协的态度，积极调军参战，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挺、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

在国民政府的军事计划中，也准备着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

蒋介石还下达了：“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

战争初期，蒋介石于1月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并且还写下：“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

图|淞沪抗战中的中国军队

虽然同仇敌忾，虽然打得可歌可泣，但是最终结果是在淞沪地区与日军激战30多天后，不得不选择停战，这背后有很多因素的考量。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上海停战协定》，积极抗日的19路军被调离上海，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

中国牺牲了这么多，最终换取的仅仅是日军撤离上海恢复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态势，而中国在上海附近不能驻军，意味着日军随时可以沿着原路再返回，这对中国是十分不利的。

而日本则利用了上海战事，在这期间成立了所谓的“伪满洲国”，极大的侵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对上海犯的罪行让人愤怒，战斗开始后，日军飞机大炮就对上海地区狂轰滥炸，上海市民死亡6080余人，受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

而且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狂轰滥炸，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遭炮火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当时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勿忘历史，谨以此文向抗日将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