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妮卡

编辑|李春晖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金爵奖最佳编剧颁给《刺猬》，硬糖君不敢说成功预测，也想说很高兴你也喜欢“怪片”。是的，《刺猬》是今年大银幕不可忽视的一部“怪片”，还没看几分钟，硬糖君就被这神经病片给“魔怔”到了。

葛优饰演的王战团，哪里是神经病，分明是周伯通。白天公园下棋，一边看《资治通鉴》一边“垂帘听政”，指挥侄子把公园老头们杀得片甲不留。晚上回家做饭，拿葱的功夫突然上房揭瓦，穿着大葱翅膀上演凌波微步。

王战团这种稳定发疯的日常状态，用当代互联网话术来讲，不正是“精神很美丽”吗？只不过咱只敢在网上发疯，王战团却敢在生活里实践，活成了多少网友幻想中的样子。

于是，我们很难用某个类型去定义《刺猬》。如果硬要抱起某种类型定式去解读影片，用王战团的话来说，就是“俗了”。

王战团不喜欢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他见到侄子周正的第一面就告诉他，别叫我大姑父，那是俗人叫的。换做别人，可能早发现王战团有病了。可王俊凯饰演的侄子周正，不仅不觉得王战团有病，还能和王战团同频共振。俩人不顾外人眼光，展开了一段直呼其名的荒诞忘年交。

硬糖君也万万没想到，差了40岁的葛优、王俊凯竟能有奇妙的化学反应，“老顽童”和“小大人”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从片名“刺猬”不难看出，该片明显是导演顾长卫回归初心之作，对仗了他的代表作《孔雀》。片中王战团、周正就像“刺猬”一样，不断以一种荒诞的“刺头”行为，保护着脆弱而真实的自我。他们的“怪”有一种双脚不落地的理想主义气质，与《孔雀》里骑自行车放飞降落伞的姐姐一脉相承。

经常扮演蔫怂逗趣形象的葛大爷，通过《刺猬》又贡献了一个令人反复回味的“怪咖”角色。

葛优自成体系的风格化表演，赋予了王战团一种“世外高人”的气质。王战团并非刻板印象中的精神病人，他发的是一种怪可爱的疯。比如，他除了会上房揭瓦、穿大葱翅膀外，还会“指挥”交通以确保刺猬安全过马路。

王战团怪可爱的另一面，在于他是一个偏执的“老学究”。仿佛只要顶上一个锅盖，他就可以乱入《宇宙探索编辑部》。

与《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怪人”一样，王战团的“怪”也来自于对某种事物的执念。唐志军是执着于接受外星人信号的“怪人”，王战团则是执着于远洋梦的“怪人”。只不过，王战团没有一个“海洋探索编辑部”。他被现实困住了脚步，正如他写的那首诗：

“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王战团是那个年代被现实挫败的理想主义者的缩影。如果王战团在当代，应该可以写一本对标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王战团这类人，一旦对某个事物着迷，注意力就没从这事上离开过。在王战团眼里，除了海洋的事儿，其他都是俗事。

而在俗事上，王战团不仅有着超绝的钝感力，还有着超强的脑回路。神婆赵老师来给他看病，问了一连串过往经历。临走时，王战团才问出了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爹姓白，你咋姓赵呢？”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却并不通生活俚俗，不知道“白仙”是信奉刺猬的东北五大仙之一，毕竟那也是俗事。偏科的王战团，知识储备仅限于航海学，孜孜不倦给自家孩子、侄子讲述着《海底两万里》的故事。幸运的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侄子周正。

王俊凯这次的表演，把一种心事内敛的青春期少年感拿捏到位。相比之前的角色，这次王俊凯饰演的周正，多了份特殊的狠劲。他表面隐忍，眼神里却有一种从没认过输的倔强。周正因为从小口吃而被周遭当作“怪人”，因成绩差留级而被父母当作“心病”，毫不介意别人眼光的怪人王战团，正好做周正的精神导师。

二人自打相识，就默默结成了“怪咖”联盟，通过他们独特的发疯方式对抗世俗观念。就这一点来说，《刺猬》很像是一部奇特的青春片，“老小孩”与“小大人”在各自的时代不被理解。但两人却跨越了年龄的代沟，以自己的方式鼓舞着彼此，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

可以说，《刺猬》呈现的一老一少友情故事，没有说教，只有发疯，是中国大银幕难得一见的怪咖忘年交。

王战团如果生活在当代互联网，可能就不会默默无闻，而有望成为被拥护的网红癫公。他每一个发疯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被逼到没法的理由。就像互联网“发疯文学”所倡导的：与其精神内耗，不如主动发疯。退一步乳腺增生，忍一时卵巢囊肿。

王战团穿着大葱翅膀上房，是因为他感觉自己被“卡住了”，他离想做的事越来越远。他偶尔发疯的内容，都是关于远洋的。你说王战团不正常吗？硬糖君怎么觉得他异常聪明，知道用偶尔的发疯来消解自身苦闷，完全是人间清醒。

王战团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应该吗，不应该啊”，这七个字就是他的“七字真经”。他总是若有所思，最后自言自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如，有人打孩子，一家人鸡飞狗跳时，他在旁边不急不恼念叨“七字真经”。虽然很傻楞，但他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站在孩子角度想过问题的人。当公园老头下棋耍赖时，他又念叨起七字真言，表面上看他是在指责耍赖，但实际上他仿佛是在告诉老头悔棋的下一步也不该这么走。

王战团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其实更像是正常人，或者说理性人。他没寄希望于虚无的东西来救赎自己，他指望实际的东西能救治自己。只是，迷信的人只会认定王战团“不正常”。正如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言：人们是通过指认别人的不正常来证明自身的正常。

历来如此、约定俗成即是“至理”，不遵守那套规则的人，便是不正常的精神病。就没人怀疑过规则本身有问题吗？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发疯”，只有面对规则的无法顺从又无力对抗。

《刺猬》看似荒诞的、过去的故事，显然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和当下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王战团、周正一样的困境。青春期时，因为有了自己的个性，会像周正一样遭遇家人、同学的异样眼光。入社会时，因为不谙世事的自我“作怪”，会跟王战团一样遭遇理想主义的落空。王战团、周正的“怪”，是在以发疯的方式做徒劳而必须的反抗。

尤其北漂、沪漂们，回到老家总难免被亲戚灵魂拷问“你这些年混了个什么出来”“结婚、买房、买车了吗”。这时候，谁都想瞬间变身“王战团”，给这些人一点小小的震撼。正如发疯文学的名言——与其被人逼疯，不如主动发疯。

“怪人”与“常人”，其实就在一念之间。这或许也是《刺猬》这部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王战团、周正身上，有我们普通人的影子。王战团、周正被认定为“不正常”，只因为他们不认同周围人界定的那套世俗规则。他们的“放飞”行为与其他周家人的“落地”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共同组成了《刺猬》奇特的观影体验——退一步有思考，进一步想发疯。

《刺猬》是一部难以界定的“神经病片”，算是开辟出了一条发疯文学（或者说发疯电影？）的新赛道。导演顾长卫在经历了创作上的变迁后，不再拘泥于以前的文艺片式表达，《刺猬》的风格明显不同于《孔雀》。

顾长卫试图以一种更轻松的基调讲述一个失落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荒诞有趣又颇可玩味。

《刺猬》有一个很好的文学基底。影片改编自小说《仙症》，作者是东北文学三杰之一的郑执，郑执同时担任了电影的编剧。郑执曾提到过，王战团的原型，正是他的大姨夫。《仙症》的书前印了一行字：纪念王振有先生。王振有就是郑执的大姨夫。

熟悉郑执写作风格的都知道，郑执笔下有很多像王战团、周正一样的人物。他们就像我们身边都会有的那些执着理想的少年或老少年，因受着现实因素的阻碍，逐渐偏离了人生的轨迹。与其说他们患了精神病，不如说他们得了“仙症”，正如小说所取的标题。

他们是病理上的患者，还是飞升失败的“仙人”？经济飞速发展那些年，少有人注意的隐秘角落里，存在着失落的人群。而随着经济发展放缓，更多人能感同身受王战团所说的——“卡住了”。

发疯文学之所以能在互联网兴起，是因为它给当代失落人群提供一味治愈精神的快速药，他们试图以戏谑、荒谬、毫无逻辑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反叛与迷茫。正如复仇爽剧可以不讲逻辑，依然可以成为令大众着迷的娱乐。

但发疯不是绝望，就像王战团反复跟周正强调的象棋术语：“死子勿急吃”。即使是一颗死子，它也有扭转局面的可能，人要戒骄戒躁，耐心观察局面。被“卡”在生活的囹圄中进退维谷的王战团，却最终帮助周正明白了“人非死子”的人生道理，因为无论如何，人都有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也有突破桎梏的可能。

未来一段时间，“愿你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大概会成为不少观众写在朋友圈里、备忘录里的人生台词。发疯文学的资深爱好者，也将拥有“王战团”这个全新的精神图腾。硬糖君很高兴今年的华语电影还能有《刺猬》这样的故事，上个世代的清风正能抚慰这个世代的燥热，就等着葛大爷铁口直断的那句“你，没病！”，成为治愈我精神内耗的一剂赛博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