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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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BBC发布了一则名为《燃烧的太阳：揭露韩流明星聊天室里的秘密》的纪录片，揭开了李胜利、郑俊英、崔钟训等一众韩国明星犯罪的更多内幕与真相，将四年前震惊世人的“胜利门”丑闻再次拉回公众视野。

纪录片中揭露了更多的细节，比如江南区著名的Burning Sun夜店成为李胜利的狩猎场，进入其中的女性被VIP客人随意挑选，被选中的女性会被用药物迷晕，带到夜店供人实施性侵。他们甚至收买了警方的高层，一次又一次压下受害者提出的控诉。

《燃烧的太阳：揭露韩流明星聊天室里的秘密》剧照

更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纪录片中首次提到，这起事件最终能够被揭露，是女星具荷拉向记者提供了警方高层“保护伞”的关键证据。这位曾经遭受过偷拍“色情复仇”，勇敢站出来揭露真相的女性，在丑闻曝光的八个月之后，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纪录片上线之前，今年3月，案件中最后一个服刑的犯人郑俊英已经刑满出狱。

就像曝光这起丑闻的记者姜京允所说的那样，在大池塘中投入了一颗卵石，如今涟漪已经平静了下来。但我们透过涟漪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起触目惊心的犯罪事件，更是长久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对于女性的“围猎”。

被围猎的女性

8年前的一场无比荒诞的调查成为了一切的开端。歌手郑俊英的女友景美（化名）发现自己被郑俊英偷拍，害怕偷拍的内容被传播而报警。但郑俊英为了躲过警方的调查取证，删除自己的手机数据后将手机交给了第三方的鉴定机构。随之而来的警方并没有对他的手机亲自取证，而是要求鉴定公司出具一份报告。

纪录片完整披露了当时郑俊英的律师向鉴定公司施压的录音：“我们和警察谈过了，他们很快就会到，我打电话过来的原因其实是，它（手机数据）能否恢复对我们来说完全不重要，但警察表示，最好就说不能恢复，这只是一起没必要的案件。”

“没必要的案件”是否真的是警察亲口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出所料的，郑俊英的手机数据没能恢复，警察也因此草草结案。景美背上了“诬告”的嫌疑，在恐惧之下，她撤销了控告，发布了一则声明称郑俊英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向他道歉。而郑俊英随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自己偷拍的行为说成是“玩笑一样的举动”，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之后，他恢复了工作，在自己熟悉的综艺舞台上继续享受粉丝的追捧。而在这背后，景美和曝光此事的记者朴孝实，则成为了罪魁祸首，遭受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

郑俊英、李胜利与崔钟训的合影

这一页暂时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轻轻揭过，与此同时，郑俊英手机里这份被认为已经销毁的决定性“证据”被备份了下来，辗转来到了记者姜京允的手中。这份触目惊心的数据里，有数十位女性被偷拍的视频，以及多个传播这些视频的聊天群组，其中包括了后来被捕的李胜利、崔钟训等等在韩国人气如日中天的男星。

随着聊天群组中对话细节的曝光，这些顶流男星们绅士外表下的丑恶嘴脸更直观地展现在大众面前。这些群组记录了他们一次又一次使用暴力侵犯不同女性的全过程，他们不仅使用药物让这些女性失去意识，对她们实施惨无人道的性暴力——群聊中说到“这女的醉得太厉害，头都要撞碎了”，还在言语间极尽侮辱，肆无忌惮地将犯罪事实作为战利品和炫耀的资本。

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看起来光鲜靓丽的男星们，被极尽发达的韩国偶像工业包装成了备受女性喜爱的偶像，在粉丝的追捧之下收获了巨大的金钱收入与名望，这份名利反过来却成为了他们围猎女性的资本，在她们身上攫取性价值，满足肮脏欲望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

在这个交流犯罪的群组中占据“大哥”位置的李胜利曾经是韩国偶像工业最成功的商品，他称自己为韩国“盖茨比”，站在财富和名望之上不断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利用自己生日派对邀请了来自韩国、日本、甚至是中国的名人权贵，通过肮脏的性交易获得了大笔投资，开了江南区最大的夜店Burning Sun。

将女性作为资源，为各路商贾权贵提供性服务，是李胜利团伙的惯用手段，Burning Sun无疑成为了犯罪更隐秘的温床，李胜利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亲自下场做DJ的噱头，吸引了大批追捧他的女性前去——其中不乏爱慕和支持他的粉丝，再通过下药、暴力、胁迫等方式，将女性送到夜店深处的VIP房间中供权贵男性侵犯。

纪录片中第一次公布了李胜利在夜店中拖拽女子的视频，昏暗的灯光下仍然可以看到女子是明显不愿意跟着他走的，但他却强行拖拽对方，甚至举起拳头进行恐吓和威胁。视频所直观呈现出来的不加掩饰的丑恶行径，比起文字报道更加触目惊心。

此外，一位受害女性口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遭遇下药和暴力侵犯之后，她祈求对方放过自己，而对方则强迫她拍下照片，留下“自愿”的证据，以躲过法律的制裁。

但事实上，他们能躲过调查并不只是因为这份拙劣的“证据”，更多的是因为与权力系统内部的勾结。郑俊英手机中的数据还记录了他们涉嫌与警察勾结的信息，此前调查案件时警察的不作为与草草结案似乎都有了解释。一个被称为“警察总长”的人物被反复提及，而这也让记者对于这个事件的调查变得异常艰难。

“具荷拉们”的勇敢与代价

纪录片中并没有明确曝光，郑俊英的群聊中除了实际参与犯罪的李胜利和崔钟训之外的其他成员。但无论犯罪丑闻曝光前后，都没有人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犯罪事实，旁观者们形成了一种沉默的默契。

真正站出来打破僵局的是女星具荷拉，她是人气女团KARA组合成员，由于明星的身份，在练习生时期就和崔钟训相熟，也认识李胜利和郑俊英。此前的相关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具荷拉的名字，但正是这个与案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女星，却成为了案情突破的关键人物。她找到了记者姜京允，告诉她自己曾看到他们手机有“很多不正常的东西”。

通过具荷拉与崔钟训的对话，权力滔天的“警察总长”浮出水面，是一位曾在青瓦台工作过的尹姓高级警司。至此，事件的所有疑点都有了证据，姜京允曝光了这起惊天丑闻，引发了整个韩国的巨大震荡。

在彼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检警领导层，要以组织的命运为赌注，彻底查明真相”的要求下，最终李胜利、崔钟训、郑俊英分别被判处18个月、2.5年以及5年的有期徒刑，而那位“警察总长”仅仅被停职，针对他所有的指控均不成立。

而勇敢站出来提供证据的具荷拉，已经在地下长眠。2019年11月24日，在好友崔雪莉自杀一个月之后，具荷拉也选择离开了人世。

在雪莉去世后，具荷拉因为在直播中表示“一定会去参加雪莉的葬礼”，而被韩国网友指责“蹭已故好友的热度”，遭遇了铺天盖地的网暴。在五个月之前具荷拉已经有过一次轻生的行为，经纪人证实她罹患抑郁症。纪录片中提到，姜京允察觉了她的处境，发信息鼓励她，而具荷拉很快用明朗十分明朗的语气回复“记者你好，我没事的，我会努力生活的。”

具荷拉选择自杀的真正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像姜京允所说，具荷拉无疑是“一位非常勇敢和帅气的女性”。她之所以站出来揭露明星朋友们的罪行，是因为她自己也曾是偷拍的受害者。前男友崔钟范用手机偷拍的私密视频敲诈勒索具荷拉，甚至恐吓和殴打她。我们看到公寓的监控镜头下，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爱豆跪在地上祈求前男友不要传播那些视频。

在对前男友提起诉讼的过程中，代理律师甚至考虑到具荷拉作为女明星的舆论影响，建议她庭外和解。相比在名利保护之下无法无天、如鱼得水的男星，女明星们在韩国的处境显得更加艰难，即使是受害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舆论审判。与此相对的是，罪行曝光之后，仍然有无数粉丝为李胜利、郑俊英等人辩护，甚至用极端的方式攻击相关的记者。

通过纪录片的讲述，大众第一次了解揭开这一巨大丑闻的人，在背后付出了多少代价。最早曝光郑俊英偷拍事件的朴孝实因此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之后流产两次，再没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而姜京允也至今仍然要面对无孔不入的网暴和骚扰。朴孝实说，“虽然很艰难，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因为一旦我放弃，他们就赢了。”

在记者、律师、女星几方的艰难努力之下，犯罪被曝光了，但他们赢了吗？

整个事件中被判刑最重的郑俊英，已经在今年3月刑满出狱了。据BNT媒体报道，泰国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出狱后的李胜利准备在东南亚展开自己的商业新篇章，柬埔寨的夜店计划不仅在进行时，而且投资布局已圆满达成。

罪犯们“轻舟已过万重山”，江南区繁华依旧。根据纪录片中一位曾经的店员口述，Burning Sun倒闭之后更多相似的夜店仍在运营，甚至那些非法的迷药也仍然在被使用。倒下的李胜利只是一个符号，这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从偷拍到凝视，一种社会暴力

纪录片的公布，除了让大众更加直观、完整地看到触目惊心的犯罪过程与犯罪团伙背后惊人的力量之外，其中提到的许多细节也让人深思。“胜利门”被曝光之后，陆续有曾经去过Burning Sun的女性联系到调查此事的记者和律师，受害者们甚至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受害。最终有六位受害女性决定提出指控，而她们不约而同提出最多的问题就是，“影片已经在外面传播了吗？”

没有人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在韩国，偷拍是几乎笼罩在每一个女性头上的阴影，大众舆论中甚至创造出了“Molka”一词来形容这种“偷拍文化”。

2020年爆发的“N号房”事件催生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但在法令颁布的三年后，今年5月，韩国首尔大学爆发了新的“N号房”事件，犯罪嫌疑人制作上千份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社交软件Telegram进行私密传播，与此前N号房的作案手法非常类似，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达61人，包括首尔大学学生和未成年人。

纪录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行文字，“过去十五年中，韩国涉及非法偷拍的犯罪上涨了 11 倍。”与犯罪行为不断上涨对应的是隐匿在镜头与屏幕背后的观看群体，以及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此前李胜利的前合伙人发出过令人震惊的“控诉”：“如果三年前胜利的KakaoTalk聊天内容被认为是犯罪的话，那所有韩国男性岂不都成罪犯了？”

事实上，从性侵、偷拍，到胁迫、传播、观看，正是参与其中的男性们共同完成了这场集体的性别暴力。

随着性犯罪曝光而来的针对女性的凝视、审判、侮辱，并不会因为法庭对罪犯的审判而减轻，最终受到更多、更持续伤害的仍然是女性受害者。这是女性们更担心被偷拍、被曝光的原因，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时候，受到“色情复仇”伤害的都是女性。

具荷拉在找到与姜京允时，称自己是“色情复仇”的受害者，指的正是她曾被前男友偷拍私密视频，以此胁迫、勒索她。类似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鲜见。英国伦敦大都会警方根据信息自由（FOI）请求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0月1日到2021年10月31日期间，伦敦的“色情复仇”案件增加了698起，而其中女性群体仍然是最大目标。中国台湾地区公益组织妇女救援基金会从2014年开始关注“复仇式色情”的议题，在他们最接触到的案例中，51%的加害者为受害人的前、现任伴侣，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占到96%。

究其原因，父权文化占据主导的文化背景，身体性化、贞洁观念等等长期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根深蒂固，这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上，也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因此“荡妇羞辱”成为一种针对女性的社会暴力，无论身处任何社会阶层，都能够轻易让女性轻易陷入深渊，对其身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现代社会，羞辱和污名仍是强大的武器。在这个信息传播迅速，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越是猎奇、低俗的谣言越容易以光速传播。而法律上针对其中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和惩罚力度，相比于受害者受到的实际伤害可能是极不相称的。

当我们去回溯整个“胜利门”事件，最初为何没有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提出控诉，原因除了犯罪手法的隐秘之外，更重要的是直面性犯罪会给这些女性带来更大的伤害。提出控诉的女性往往要接受一遍又一遍地质询：是否是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同意拍摄视频？就像是最初曝光郑俊英的景美，不仅面临诬告的风险，还遭受了巨大的荡妇羞辱。

即使证据链完整，已经在法庭上尘埃落定的犯罪事实，也带来了更多不怀好意的联想和讳莫如深的猜测，进而发展成为对于女性的质问和规训。甚至在纪录片的评论中，仍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去夜店这种“危险的地方”。

如今这些“危险的地方”仍然以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经营着，提醒女性自我保护固然是重要的，但当提出这个质疑时，被凝视的主体就已经变成了女性，即使相比真正犯下罪行的罪犯们，这些女性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犯罪的举动。这样无意识的思维惯性，正是“荡妇羞辱”机制总是能够在社会舆论层面有效运转的原因。

比起极端的犯罪行为，这可能是女性们面临的更广泛、更隐秘的一种“围猎”。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