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开国大典举行16年之前，在中国的东南方还曾出现过一个昙花一现的地方政权，名字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少两个字。

更让人意外的是，毛泽东还曾对这个政权的创始人公开表示，没有你们的人民政府，就没有今天的人民政府……

那么这个政权到底缺了哪两个字，它又为何会如此短命呢？

1931年9月18日，标志着抗日战争正式开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相较于共产党积极抗日态度，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却异常“暧昧”。

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军队对日“不抵抗”，反而将兵锋直指同为炎黄子孙的共产党，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

国民党将领中不乏爱国人士，自然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非常不满，他们决定为了国仇家恨跟蒋介石划清界限，用自己的方式报效国家。

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的领导下反了，反的正是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

上午9点40分，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举行，福州南校场，十九路军3万多将士站的笔直，目光齐齐锁定在领袖陈铭枢身上。来自各省市的代表、机关单位领导、记者、文化团体、工商界人士、农民、学生、华侨等10万余人列席参会。

十九路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辉煌战绩的团队，曾经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出兵“勤王”，大破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阀的讨蒋联军，得名“铁军”，是国民军中绝对的王牌之师。

十九路军三位主要领导陈铭枢、蒋光鼎和蔡廷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指挥能力和战斗素养极强，但是因为非黄埔系的缘故，老蒋对他们一直采取的都是“既用且防”策略，这也为“福建事变”的爆发提前埋下了伏笔。

会场上，陈铭枢大声念出《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国人认清蒋介石政府的“伪善”，彻底否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从此正式竖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

陈铭枢等人都是军旅出身，做事雷厉风行，11月22日，位于福州的新政府正式挂牌，名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中华共和国”，比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少了“人民”二字。

中华共和国旗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陈铭枢等人举事之前，就已经跟共产党方面形成了紧密合作联合抗日的统一思想，并于1933年10月26日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成为名义上的盟友。

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第五次围剿时期，蒋介石亲自挂帅携百万大军对各处红色阵地实施包围剿杀战术。

敌强我弱，加上王明等人的左倾冒进，暴露了红军大规模兵团作战不力的劣势，对抗中已全面落入下风。

中华共和国的成立和《初步协定》的签署，不但极大削弱了国民军的有生力量，还有效提升了红军正面战场的强度，此消彼长，对于正处在危难之际的共产党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十九路军的叛变和中华共和国的建立简直是一生未遇的奇耻大辱，于是他紧急从围攻苏区的部队里抽调了11个师带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前往福建平叛，不惜以第五次围剿失败为代价，也要将陈铭枢等“反贼”就地正法。

消息传来，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德紧急召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们开会，主要议题就一个——到底救不救十九路军，救不救中华共和国？

毛泽东自幼熟读兵法，特别喜爱三国故事，他引用“联吴抗曹”的典故，果断提出红军和十九路军一定要紧密团结，互相照应，才有机会在第五次围剿中生存下来。毛泽东说：

“我们刚刚和福建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且我们反蒋反日的目标一致，不救盟友，会寒了所有志同道合仁人志士的心，于情于理，我们都要拉福建的兄弟一把。”

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王稼祥和刘伯承等人的赞同，会场内也有很多人表示应该派兵去救援盟友，利用蒋军急于破城的弱点，从侧翼和后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如此，就算不能一举消灭这11个师，也能转移国民军主力视线，为我主力部队转移赢得时间和空间。

李德听大家说的有理，刚要开口商议派兵的具体事项，却被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伸手打断。

博古接着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扶了扶眼镜，慢悠悠地念了起来。

“陈铭枢，一手创建了十九路军，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主导了对苏区第三次围剿；蒋光鼎和蔡廷锴，分别担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都是陈铭枢的帮凶，这几年不知道多少红军战士死在他们手里，他们是革命的刽子手……”

博古

本来热闹的会场，瞬时鸦雀无声。的确，十九路军一直都是蒋介石头号走狗加劲敌的存在，如今突然“倒戈”成了朋友，让我方众将士一时难以接受，长期积压在心头的仇恨依然挥之不去。

就在毛泽东准备开口反驳之时，李德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原来如此，陈铭枢这群人就是一帮反革命，跟过去那些割地为王的军阀没什么区别，他们残害了多少红军战士，造了多少杀孽，难道就凭喊一句反蒋的口号，我们就都既往不咎了？可笑！”

“是啊，就让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狗咬狗，咱们干嘛冒这个风险去救那群反革命。”

“我看就是陈铭枢他们跟蒋介石不合，想出来单干，然后借红军的力量帮他们在福建站稳脚跟，我们为什么要当这群反革命的棋子。”

……

见现场情况已然失控，毛泽东赶紧来到李德身边，压低声音说道：“大伙这么想可以理解，但你作为领导人不能把调子定这么早。陈铭枢几人过去的确干了很多恶事，但是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的围剿中活下来，只有放下成见，跟十九路军暂时成为朋友，才能为革命保住火种呀。”

毛泽东就是怕公开顶撞李德让他下不来台，所以才低声轻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谁知李德听罢反而来了劲头，大声斥责道：“朋友？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反革命交朋友？陈铭枢骨子里跟蒋介石没什么区别，一旦让他缓过气来，肯定反过来咬咱们一口。你想当东郭先生，我可不想喂狼！”

李德这段话说的冠冕堂皇，表面上听起来的确无懈可击，如果继续坚持，似乎从党性原则上都说不过去，但是如此危难之时还大唱高调，又让毛泽东实在难以理解，难道非得所有人赔上性命才能证明心中的大义吗？

博古此时又站出来说：“李德同志说的对，我看福建政府就是一场骗局，目的是赚取民众信任，让百姓误以为国民党也能代表人民利益，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人民革命。有些同志这点事看不明白，还要去救他们，这不正好落入别人的圈套吗？”边说边不屑地看向毛泽东，明摆着话里的“别人”就是他。

毛泽东的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陈铭枢他们跟蒋有本质区别，如果不是铁了心反蒋抗日，换成你博古，你敢带兵造反吗？”

博古被毛泽东的气势震慑到了，一时哑口无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尴尬的不得了。

“都别说了！”李德扔掉手中的烟头，眼光从在场所有人脸上划过，斩钉截铁地说：“陈铭枢三人的福建政府，立场不明，敌我难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绝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我们虽然签订了协议，但那仅仅是互不开火的停战协议，他们不值得红军去救！今天就到这，散会！”

毛泽东还想说话，但是李德已经气冲冲地下了逐客令，便只好跟着众人一起走出“独立房子”。

当夜，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总觉得不救福建政府会出大事，于是赶紧点上蜡烛摊开纸笔，给李德写了一封重申自己主张的信件，并让警卫员立即送到李德住处，只可惜这封信又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当夜，跟毛泽东一样睡不着觉的还有南京的蒋介石，为了消灭刚刚成立的福建政府，蒋兵行险着，连驻守南京的张治中部队都给调了过去，在共产党面前唱了一出“空城计”。

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得到消息，在奔袭救援福建的路上，趁南京防备薄弱，把他的老家都一锅端了。然而附近的哨卡几天观察下来，并未发现红军有任何异动，这令生性多疑的蒋更加惴惴不安，天天十几个电话询问讨逆部队的动向。

抚州警备司令宋希濂奉命率领国民军第三十六师从江西开赴福建，等于是在林彪、聂荣臻的红军第一军团眼皮子底下行动。蒋介石千叮万嘱让宋不要节外生枝，务必尽早抵达福州平叛。

宋希濂一路小心，但三十六师的一举一动其实早就被林彪摸的一清二楚，他多次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侧翼奇袭，但都被一一否决，于是只能按兵不动，放任三十六师安然通过红军防区，顺利抵达国民平叛军的聚集地——福建邵武。

蒋介石做梦都想不到，他派去平叛的几路大军竟然没有受到半点阻碍，如同走清晨的马路一样穿越红军防区，又如天神下凡一般出现在福州城下。1933年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蒋介石亲自飞到蒲城前线指挥作战。

十九路军虽然强悍，但坐守孤城等不到救援，见到旧主蒋介石难免军心动摇，士气涣散，很快就在第二第四路军的猛烈攻势下败下阵来。

短短20天时间，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城便宣告沦陷，1934年1月13日，陈铭枢等人不得不带着余部前往漳州避祸，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成立短短53天后便宣告夭折。

此时，李德、博古等人不但对福建政府没有半分怜悯，反而来了一波落井下石的操作，力主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争取19路军方针的意见》，提出要“在福建政府倒台前夕，向全体民众揭露陈铭枢等领袖消极投降政策”。

1934年1月21日，蒋军又一次兵临城下，漳州城防御薄弱，根本无力抵抗，见大势已去，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鼎只能抛下部队逃往海外。

蔡廷锴

中华共和国存续期间，没有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自不必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表面派出了“大使”张云逸去了福州，但李德、博古曾公开表示，张是带着特殊任务去的，目的是分化和瓦解十九路军为我所用，根本就没有承认其存在合法性的意思。

蒋介石轻轻松松灭掉福建政府后，便迅速调集部队继续发动对红军阵地的围剿，经此一役国民党军队士气高涨，一路高歌猛进，反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方阵地却一个接一个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

李德、博古等人直到此时才真正开始后悔，后悔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只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他们错误决策让全党全军付出的惨痛代价。

1948年，陈铭枢和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民革”，继续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内战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铭枢以民革身份，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才有了本文开头毛主席说的那一段话：

“没有你们的人民政府（中华共和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这么说，多少是带着些“愧疚”的，毕竟他没能挽救当年的反蒋抗日盟友，而更多的还是赞许，他通过“福建事变”，看到了陈铭枢等人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也看清了李德、博古等人的严重错误，这才有了专门“纠错”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