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南畔，有一座已经很知名的城市叫南京，凡是定都南京的王朝或者政权，多是短命或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这种政权的国祚国运往往都很短，包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政权在内。

长城的南畔，有一座伟大的城池叫北京，北京城现在是我们的首都，定都北京的王朝包括历史上大一统的元、明、清。定都北京的王朝都是长命的、全国性的政权，也就是说，长江长城注定了南京北京两座城市的不同命运。

南京、北京，这两座知名的城池，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恰恰是长江长城给了南京、北京这种不同的历史命运；实事求是而言。定都南京的政权属于短命王朝或者地方政权居多，定都北京的王朝多为全国性的政权，是因为北京能够直接控制江南、中原、江淮、西北、西南、东北，其地理位置异常的重要，这就是北京的伟大和不凡。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无论是长江还是长城，似乎这种天然屏障有一个“相同现象”或者叫弊端，即在南京定都，往往对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实现有效的控制，但是对江淮、中原、西北、东北则可能是鞭长莫及了，而这种所谓的“现象原理”似乎同样适用于北京，定都北京的全国性政权能够有效的控制中原、江淮、江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但是长城以北的塞外，尤其是漠北地区包括历史上的西伯利亚，北京的有效控制力则很弱了。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姑且叫做“控南不控北”吧。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城的背面缺少了一个或者多个真正的“带刀护卫”，吸引力和影响力不足（历史上的九原、云中就是如此），不能把北京城更北的地方有效管控。

这一部分地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塞外、塞北包括漠北，因为历史上的塞外就在这里，我们通过古代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惨痛经历和教训，即包括全国性的中原皇朝政权，都没有有效彻底地对这一土地实现完全的掌控。以元明清三大王朝来说，元清控制力则要强一些，是因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的“老家”都在塞外。所以他们的控制力比较强一点，但是对于明朝这个汉人为主导建立一个全国性统一政权来说，几乎对塞外和漠北的控制是很弱很弱的。

尤其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很多长城以北的卫所被撤销，甚至辽东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稳定，这种现实性的风险和危险，终明一朝，都没能解决。尽管在明太宗朱棣的时候能够做到“北去不拘几千里”，可以带兵打到打到斡难河畔，打到燕然山下，封狼居胥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何进行长期有效的管辖管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尽管明太宗朱棣的爹太祖朱元璋发明了军屯制，解决了西北和东北的部分问题，但是对于漠北、塞北来说，却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所以、在中原的政权全国性统一的时候，对少数民族兄弟居住的蒙古高原上的漠北这部分地区控制力相对较强，但也主要是通过羁縻控制。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实现朝廷或者中央政权的流官的管控与配置，所以导致了塞外漠北的政权的反反复复，这也就是为什么外蒙古于近代被迫从中华版图上割裂出去了。

清朝时期，我们巨大的版图，1000多万平方公里，就像一个人一样，身体显得是虚胖的，经过了西方列强的凌辱和侵略之后，我们被打断了骨，被砸断了筋，我们被迫“瘦身”了。直到今天来说，我们的版图比之前清朝少了几百万平方公里，而这种损失和痛苦恰恰是被迫的。落后就要挨打！以我们牺牲几千万人口的惨重代价所换来的，今天我们国家的版图的骨架仍然存在。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的。东北、西北、西南，东海（包括台湾岛）、南海等都在控制之下。

但是对于北京城来说，对于我们定都北京这样一个全国性政权来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参考雄安新区的这种美好案例，要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能够辐射蒙古高原的“草原新区”或者“草原特区”（草原新城），探索游牧区域与现代文明的发展与结合下新型高原和草原城市。

这个“草原新区”“草原特区”就相当于北京城的北部的“带刀护卫”，在北面拱卫北京城，和北京城共享繁华，也就是说，北部的草原新区和南部的雄安新区、东部滨海新区（天津）形成一种互为犄角的矩阵，同时联动晋冀蒙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从东到西横跨千里，难以有效联动发展，而“草原特区”的建立，不仅能够解决内蒙古的发展问题，同时这种联动，系呈“米字型”的，让北京城发展壮大的同时，进而在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上发挥凝聚力和辐射作用，甚至间接吸收外蒙古（今天的蒙古国）回归都具有重大的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在蒙古高原上设立“草原新区”或“草原特区”的伟大和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