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正式成立。在庄严的成立大会上，当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宣读任命名单时，一个名字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周竹安，任外交部机要处处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台下立即响起了窃窃私语：＂周竹安是谁？为何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正当众人疑惑之际，周恩来总理站了出来，他简短而有力地说：＂周竹安是20年代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党有过特殊贡献。他是我党秘密工作的元老。＂这番话虽然平息了现场的议论，却也让人们对这位神秘的周处长产生了更大的好奇。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为何连周总理都对他如此推崇？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早期革命生涯（1891-1926）
1891年深冬，周竹安出生在湖南长沙望城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周家在当地颇负盛名，其祖父曾任清朝县丞，父亲更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周竹安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四岁便开始跟随父亲启蒙读书。
在当时的望城，能够进入私塾读书的孩子并不多。七岁那年，周竹安被送进了当地最好的私塾——裕德书院。他在这里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不仅能够过目不忘，更善于举一反三。私塾先生常常夸赞说：＂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1912年，21岁的周竹安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遇到了对其一生影响至深的恩师——徐特立。徐特立不仅是一位教育家，更是一位进步思想的传播者。他经常和学生们讨论时事，分析国情，引导学生们关注社会现实。
在徐特立的影响下，周竹安开始接触新思想。他常常出入长沙新民学会，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毕业后，周竹安被聘为长沙师范附属小学主事。随后，他又到周南女中任教。
1923年春，一件事改变了周竹安平静的教书生活。当时，他的一位学生因参与进步活动被通缉，周竹安冒着危险将这位学生藏在自己家中，并帮助其转移。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单纯的教育改革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
1924年，周竹安开始秘密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他利用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经常组织学生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同时，他还利用教职工家属的名义，为地下党员提供住所。这期间，他多次协助党组织转移文件和人员，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和临危不乱的素质。
1926年春，经过两年的考验，周竹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前往汉口建立地下联络点。为完成这一任务，他毅然辞去了教职。当时，很多同事都不理解，一个前途光明的教师，为什么要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周竹安已经下定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在这一时期，周竹安经历了从一个传统书香门第子弟到革命者的转变。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地下工作奠定了基础，也让他逐渐掌握了伪装身份、建立关系网络等重要的地下工作技能。他的教育工作者身份，也为他日后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二、地下工作的艰辛岁月（1926-1939）
1926年夏末，周竹安来到汉口后，立即按照组织安排，在汉口江汉路开设了一家名为＂竹安印章社＂的小店。这家不起眼的店铺成为了党的重要联络点。周竹安以刻章为业，每天接待形形色色的客人，其中不少都是来传递情报的同志。
为了掩人耳目，周竹安改用＂周道南＂这个化名，并苦心钻研篆刻技艺。他不仅要维持店铺的正常经营，还要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秘密任务。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建立起了一个由商人、码头工人和茶馆掌柜组成的情报网络。
1927年春，一次意外的打击降临。一封重要的地下党文件在转交过程中被截获，敌人顺藤摸瓜找到了周竹安的店铺。特务们闯入店内，将他抓捕。在被关押期间，敌人使用了多种酷刑，包括老虎凳、竹签钉指甲等，企图逼他供出组织关系。
在狱中，周竹安始终坚持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商人的说辞。他编造了一个关于家道中落来汉口谋生的故事，并且细节丰富，前后连贯。即便在最严酷的刑讯下，他也没有暴露任何组织信息。这次被捕让他的膝盖落下终身残疾，但他的意志始终未被摧垮。
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尤其是通过汉口东区管理局宋局长的周旋，周竹安终于获释。出狱后，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将他调往上海。在上海期间，他负责联络海外华侨革命力量，为党组织筹措经费。
1928年底，组织决定派他前往欧洲开展统战工作。周竹安以留学生身份先后到达法国、比利时。在巴黎期间，他以＂万花楼＂中餐馆账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建立了海外情报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不仅负责收集欧洲各国对华政策的情报，还成为向国内传递国际形势信息的重要渠道。
1935年，周竹安在巴黎创办了《欧洲华工通讯》，这份刊物表面上是为旅欧华工提供生活资讯，实则暗中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他还组织华侨进行抗日募捐，建立了多个海外革命据点。
随着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纳粹势力开始注意到这位活跃的华人。1939年，组织得知纳粹特务已经盯上了周竹安的活动，加上国内抗战形势危急，需要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便决定将他调回国内。
在欧洲的十一年间，周竹安不仅建立了完整的海外情报网络，还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情报工作者。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为日后在新中国外交部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秘密外交使者（1940-1945）
1940年初，周竹安从欧洲回国后被派往重庆，以＂竹安贸易行＂经理的身份作为掩护。这家贸易行表面上经营丝绸和茶叶生意，实则是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情报站。周竹安凭借在欧洲积累的商业人脉，很快打入了重庆上流社会圈子，与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建立了商业往来。
在重庆期间，周竹安完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策反国民党军统特工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掌握着大量军统系统的机密资料。通过多次接触，周竹安发现王处长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极为不满。周竹安利用做生意的机会，多次与王处长探讨国家前途，并为其传递进步书籍。最终，王处长被党的主张所打动，成为了我党在军统系统的重要情报员。
1942年，周竹安在重庆九龙坡一座民居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这个电台采用了独特的天线设计，将天线丝藏在屋顶瓦片的缝隙中，成功避过了军统的无线电监测。电台每天定时向延安发送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及时掌握国统区动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夏天，一次险情突发。军统探测到了可疑的无线电信号，并开始在九龙坡区域进行地毯式搜查。周竹安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电台设备分散藏匿在事先准备好的多个地点。同时，他还在原址制造了一个假象，将整个地下室改装成酿酒作坊。当军统人员搜查到此处时，只发现了一屋子的酒坛和酿酒工具。
为了建立更安全的情报传递系统，周竹安创造性地利用了重庆的丝绸贸易网络。他在丝绸样品中使用特殊墨水暗藏信息，通过商贸渠道将情报传递到各个联络点。这个看似普通的贸易网络，实际上连接了长江沿线多个城市的地下党组织。
1944年，周竹安还参与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联络工作。他利用在欧洲建立的关系网络，协助党组织与苏联、法国等国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通过这些渠道，大量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信息得以传递到延安。
1945年春，周竹安在重庆的身份险些暴露。一名叛徒向军统供出了一些线索，军统开始对＂竹安贸易行＂展开调查。组织当机立断，在一次例行的商务考察中，让周竹安转移到了成都。在成都，他又以茶商身份建立了新的情报网络，继续为党的地下工作服务。
这一时期，周竹安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不仅建立了有效的情报传递系统，还成功策反了一批国民党人士，为党在国统区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精湛的伪装技巧和娴熟的社交能力，使他成为党在重庆地区最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贡献（1945-1949）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竹安奉命潜入上海，以＂申新纺织厂＂采购主任的身份为掩护，负责打探国民党军事调动信息。这个时期，他建立了一个由纺织业者、码头工人和报社记者组成的情报网络，为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上海的斗争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1946年春，周竹安获悉国民党准备对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大规模搜捕的情报。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连夜转移了多位重要党员，并销毁了可能暴露组织的文件。在这次行动中，他还成功营救了被特务跟踪的地下党市委委员张志明，将其藏匿在纺织厂的棉花仓库中。
为了掌握国民党军事部署的第一手资料，周竹安巧妙利用了纺织业的特殊地位。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服面料大多由上海的纺织厂供应。通过跟踪军服订单的数量和发货地点，他准确推断出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方向和规模。这些情报为我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7年底，周竹安在上海虹口区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这个电台藏在一家照相馆的暗房里，利用冲洗照片的噪音来掩盖发报声。他创造性地利用照相馆的业务特点，将情报藏在客人的照片底片中传递。这种方式不仅安全，而且效率很高。
1948年初，一个重要情报引起了周竹安的注意。他发现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量收购黄金，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可能在准备将资金转移到台湾。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党中央，为后来我党接管上海的金融机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同年夏天，周竹安在上海滩组建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队伍——＂码头情报组＂。这支队伍由码头搬运工、船员和海关工作人员组成，专门负责监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出逃动向。通过这个网络，我党及时掌握了大量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外逃的情报。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周竹安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协助筹备上海和平解放工作。他利用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秘密接触了一批工商界人士，说服他们支持解放军接管上海。同时，他还协助组织策反了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周竹安组织了一支由工人组成的护厂队，成功保护了多家重要工厂免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他还协助地下党组织保护了上海的电力、自来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为上海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周竹安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不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还为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建立的多个情报网络，为我党及时掌握敌情、制定正确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
五、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开拓者（1949-1978）
1949年10月，周竹安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他凭借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着手处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邦交事务。在接待第一批来华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他运用了独特的＂深夜谈判法＂，通过持续到深夜的谈判，成功解决了多个敏感的外交议题。
1950年春，周竹安参与了中苏建交后的首次经济贸易谈判。他提出了＂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解决了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不足的困境。这一创新性方案使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支持。
1952年，周竹安被派往日内瓦，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利用茶歇时间与各国代表进行非正式接触，为中国的立场赢得了更多理解和支持。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分阶段实施＂的方案，为打破谈判僵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周竹安调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对新中国的外交礼仪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礼仪规范。其中，＂东西结合、以我为主＂的接待原则，成为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外交礼仪的基本准则。
1956年，周竹安主持筹备了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亚洲的外事工作。他设计了＂民间外交先行＂的方案，在总理正式访问前，先期派出文化代表团进行友好交流，为正式访问创造了良好氛围。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经验。
196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周竹安提出了＂以侨务促外交＂的策略。他通过华侨网络，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为维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周竹安参与筹建了外交部外交学院，并亲自编写教材，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外交人才。他创立的＂实战式教学法＂，要求学员通过模拟谈判等实践活动掌握外交技能，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1970年代，周竹安参与了中美建交的预备性工作。他设计了＂乒乓外交＂后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负责安排了多场非正式会谈，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做出了贡献。
1975年，已届古稀之年的周竹安仍然活跃在外交战线上。他参与制定了＂研修外交官制度＂，为老中青三代外交官的经验传承搭建了平台。这一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职业外交官。
1978年，周竹安正式退休。在临别时，他将毕生积累的外交工作笔记整理成册，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成为外交部青年干部的重要学习材料。这些笔记不仅记录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历程，更蕴含着宝贵的外交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