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初，经由罗瑞卿将军牵头，中央领导人联合批准，国家公安部正式挂牌成立，其初始职责包括维稳、搜捕特务、周转情报、警戒保卫等四大项，并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地位与解放军等同。而到了建国后的1952年，公安部从军委分离出来，转而挂靠在国务院之下，成为行政系统的一份子，与此同时，公安部又陆续增设了交通、林业等部门，其职责也随之进一步扩大，甚至一度成为国务院的“魁首”。

不过由于管理流程存在瑕疵，公安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些客观问题，这影响了部分相关工作的开展。而国家为了改善此状况，分别在7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对公安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改革，精简、合并不少“鸡肋”部门，并进一步明晰了各下属单位的责任与权力。

除此之外，国家还极大提升了公安部的政治地位，特许公安部长进阶兼任国务委员，其行政级别也由此从“省部级”提升为“副国级”，而公安部下属的各省厅厅长、各市局局长也随之进阶兼任副省长、副市长，妥妥的属于“高配”。

当然，国家这么安排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拍板决定的，首先，公安部是我国主要的暴力机关，肩负着重大使命，亦是人民政府治国理民的基石，周总理曾经明确表示，国家安稳与否，一半要靠公安部。如此重要的机关，自然需要一个政治地位较高、且手段强硬的干部去领导，这样才能服众、才能确保公安部平稳运行。

其次，从纵向来看，公安部经常要和检察院、法院这两个中央直属机关接触，而检察院、法院又都是副国级机关，天然高公安部“半头”，这就导致公、检、法在联合办公的时候，会出现“失衡”现象，公安部几乎毫无话语权，只能顺着检察院和法院的意思来。

比如在80年代中旬，某市公安局侦办了几件经济类犯罪案件，结果案件在移交给市检察院后不久，又被检察院退了回来，公安局的同志起初以为是证据链存在问题，于是又从头到尾整理了一遍卷宗，补充了所有关键细节，随后又再度移交给检察院，谁料又再度被退回。

这直接激怒了公安局，公安局当即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同时对手头的案件做冻结处理，检察院也不甘示弱，直接给公安局发去一封函，指责其不尊重检察院，不尊重司法程序，双方为此闹得很不愉快。后来，在上级部门的协调和斡旋下，公安局和检察院方才握手言和，完成了案件的交接工作。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不过在公安部的改革完成之后，公检法之间的摩擦显著减少，三个机关在平等的基础上，各自尊重、各自包容，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维护法律的威严和正义。

回顾公安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建国初到70年代，公安部的主要工作是对敌斗争，一方面清剿土匪，肃清残余势力；另一方面是追查特务与间谍，保护国家安全。第二是80年代到新世纪初，公安部的主要工作是打击违法犯罪，例如在1983年，公安部奉邓公命令，执行“严打”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约有一百多万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其中罪大恶极者，直接由公检法联合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当众宣判死刑，以示国法威严，不可触犯。

第三是新世纪初到现在，公安部奉胡同志、习同志的指示，与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机关，通过普法宣传、警民联动等方式，传播法制思想，号召人民群众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打造和谐社会。

客观来说，公安部的努力是十分有效的，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和耕耘，中国已然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各种违法、犯罪现象逐年下降，老百姓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有“世界灯塔”之称的美国，治安状况也远不如国内，各种枪击事件频发，经常有人横死街头，到了晚上美国的老百姓甚至不敢轻易出门。因此，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团结一致为民族复兴事业奋斗，推动中国滚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