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绵生

前言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继之而来的则是军阀割据，为争做土皇帝而混战不休。不少政客出入于诸军阀之门，鼓如簧之舌，纵横捭阖，博取信任，为攫取政治地位和升官发财而奔走。这种人能为国为民做点事的很少，大都是为了一己的利益，甚至危害或出卖民族利益在所不顾者，也大有人在。这里所写的肖振瀛，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

扶余大财主 钻营入仕途

肖振瀛字仙阁，吉林省扶余县人，祖居长春岭镇四马架村。家有土地近千垧(垧是东北地积名称，每垧十五亩)，是扶余县有名财主。

少时读私塾，二十岁后与人合资经商，为人健谈，善钻营。由于买卖兴隆，资力雄厚，便当上了县商会会长。曾竟选议员未成,所费不赀，其后因东北货币贬值,商店蚀本停业。肖遂来北京，一度活动竞选众议员，仍未成。

在此时期，肖结识了西北军高级军官门致中、石友三。门、石都是吉林人，与肖为同乡关系，于一九二四年推荐肖为临河设治局局长。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系，在五原誓师北伐时，肖又被任命为包临道道尹，在后方为冯筹饷甚力，颇为冯倚重。

后冯发现肖振瀛言大而夸，逐渐与之疏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宋哲元任陕西省主席,肖为宋部幕僚，后被任命为西安市市长。

后门送厚礼助宋当军长

肖振瀛和宋哲元最初只是一般从属关系，后来肖为宋哲元扩军出了力，肖、宋关系才密切起来。据肖后来自己说是这样的:

宋哲元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嫡系，宋任陕西省主席是冯的推荐，迨冯在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宋哲元手中兵力不多，实力不大。

当时在晋南和宋相抗衡的是原西北军孙良诚部，宋和孙都想乘机扩充军队聚集实力，西北军中有实力的张自忠师和赵登禹师就都成了宋、孙猎取的对象。于是两方派员游说，积极拉拢，希望实力到手，以便向当时驻在北京的张学良接洽收编。

此时肖振瀛向宋自告奋勇，愿作向张学良洽谈收编的专使。

肖在到北京之前，先去找了张自忠，原来肖和张自忠也有较深的关系。早时石友三和张自忠发生龃龉，互有芥蒂，后来冯玉祥北伐抵郑州时，张自忠任冯的总司令部副官长，石友三乃冯部军长，石怕张不忘前嫌，便托肖振瀛从中斡旋。由于肖的努力，张、石前嫌尽释，并结拜为盟兄弟，因此张自忠和肖也建立了进一步的友谊。

此次当肖振瀛把宋哲元希望张学良收编一事向张说明后，张自忠满口答应，拥宋哲元做军长，并答应和赵登禹采取一致行动。肖有了这个底，便立即赶到北京。

这时孙良诚也派人到达北京，向张学良进行请求收编的活动。肖先行下手，找到一个认识张学良侍卫长的人，名刘振洲(东北人，原是石友三好友。此人以后便一直为肖工作，冀察政委会时，曾任北京税捐局局长),由刘介绍会见了张的侍卫长，并送了一份厚礼，请求让他先见张学良。

由于厚礼起了作用，肖振瀛很快见到了张学良，张批准宋哲元负责改编驻防晋南的西北军为二十九军。待到孙良诚的代表晋见张学良时，张委宋为军长的命令早已下达了。

据肖的妻子事后谈，肖见到张学良后特别高兴，回到家还说：“人们都说张少帅是大烟鬼，我看小伙子挺精神嘛!”

由于肖这件事办的好，宋哲元除委肖振瀛为二十九军军法处长外，还特给肖在北京交道口北兵马司买了一座住宅，作为酬谢。肖和宋的密切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拉拢又撮合 阳泉排座次

当时二十九军军部设在山西阳泉。肖振瀛在阳泉租有一座很讲究的住宅，但他的家眷却常住在北京。

那时阳泉肖宅每晚都有聚会，来的人主要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在这一时期内，宋部下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确实不错。

宋哲元当时的人员装备只能建立两个师，张自忠是宋的主要支持者，当然是师长，另一师长的位子，本该给赵登禹，宋哲元也有此意。但张自忠力主由冯治安担任,为此张先说服了赵登禹。因冯、赵关系一向很好，赵慨然应允。

冯治安原是宋哲元多年老部下，是宋的嫡系，在河南失败后，赋闲北京，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这次被张请来，并出任师长，当然十分感激。

这样二十九军就以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为三十七师师长，赵登禹部编成一个旅归冯节制。后来又拉刘汝明为暂编师。

由于肖振瀛的拉拢撮合，几个头头公议决定，永远以宋哲元为首领，张自忠为第二把交椅，以下为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并商定以后编制扩大，即按上列次序逐步提升。从此二十九军这几个实力人物合在一起，宋哲元的腰板硬了，肖振瀛在宋哲元面前也更红了。

先攀孔祥熙再附蒋介石

二十九军内部可说是团结了，但是很穷，有时连军饷都发放不了，于是肖振瀛出主意向南京想办法，并说他有路子能找孔祥熙。

他知道孔祥熙最爱钱，便托他的朋友孙隆吉(西北军老人，后与肖结为儿女亲家)想办法。

后来知道孔祥熙生日宴客日期,就用宋哲元的名义给孔送了一份很重的礼品(据说贺礼值两万元)。孔见礼后极为高兴，从此肖便成了孔宅的座上客。

孔在蒋介石面前便时常为宋吹嘘，使蒋对宋的印象逐渐好了起来，并增拨了一部分军费，但数目不多。

肖在这时期积极向孔接近，据后来肖的副官王崇贤说:“市长(指肖)那时在南京经常在大饭店请客，晚间也常去孔宅玩，那时我的额外收入真是不少。”

肖因为和孔祥熙接近，略知一些蒋介石对西北军和对山西军队的看法，知道蒋介石最怕阎锡山。根据这个苗头，他便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条陈，大意是说:阎锡山为人面慈心狠，野心很大，对西北军处处排挤，原有旧仇，现更加甚。因此，西北军官兵极恨阎锡山，宋哲元对蒋素即爱戴，现在更为拥护。我军现驻阳泉，临近阎军，愿尽监视之责。

蒋看了这个条陈，极为欢喜，当即传见肖振瀛，对他的意见表示满意，见后立即拨给二十九军五十万元，并答应每月增拨军费。

正在困难中的二十九军，有了这个经济来源,如鱼得水，立即扩充军队，购买军火，实力大大加强，宋哲元的地位也抬高了。

肖振瀛对这次见到蒋介石，认为莫大荣幸，事后常以此向人夸耀。据说肖在求见蒋介石时，曾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向蒋的侍从室签名求见，其后蒋偶阅签名求见簿，发现肖逐日求见竟达三十天之久，很赞叹肖的韧性，因而召见。

廿九军抗日，宋哲元免职

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时，把素质较好、纪律较强而有拥蒋表示的宋哲元军由山西抽调一部到北平附近的通县驻防，这时宋哲元、肖振瀛等也随军来到北平。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侵略军由热河进窥长城各要口。当时二十九军有二部分驻防喜峰口。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进入热河，如入无人之境，从未遇到抵抗，故此次向长城进犯，也是趾高气扬毫不警戒。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旅长赵登禹率部分兵力突然袭击日敌兵营，日军万没想到二十九军竟敢进行夜袭，以事出意外，仓皇退却，死伤很多。

喜峰口一役，二十九军大刀队大显威风，宋哲元被誉为抗日英雄，于是宋担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肖振瀛是省政府委员，赵登禹升为师长。这时二十九军共有四个师，师长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

宋哲元的抗日，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下，却成为蒋对日谋和的障碍。随后发生的所谓“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和日军的冲突使何应钦大伤脑筋。

一九三五年“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敌气焰嚣张，多方寻衅。何应钦为此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撤换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要求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汪精卫同意了何的建议，遂于当年六月间明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遗缺由该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

这项对二十九军生死攸关的措施，事前不但肖振瀛不知道，宋哲元本人也不知道。因此调令下达之后，蒋介石曾电邀宋哲元去南京相见，宋因对调令深怀不满，称病未去。

据肖振瀛后来对人说:“接到宋被免职的命令后，大家都很惊诧，几年来辛苦经营就是为了有个地盘，有地盘才能有权，有权才有一切。察哈尔丢了，再调离华北，一切就全落空了。正在犯愁的时候，偏巧出了个白坚武便衣队事件，这才救了我们一伙人。

天津当市长，得意又忘形

肖振瀛在二十九军虽然得到宋哲元的信任和几个师长的倚重，但他一无兵权二无实力，总想在冀察或平津弄个官做，如今二十九军一旦调离华北，就真的一切落空了!所说的“白坚武便衣队事件”原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的一天夜里，有武装匪徒百余名，突然占据丰台车站，控制了电报电话，声称是“正义自治军”，总司令是白坚武。他们先把停在车站的铁甲车抢到手，胁迫铁甲车开向北平，车抵永定门时，被驻军所阻，未得进城，匪向城里发炮数十发后仓皇逃走。当时肖振瀛是北平军分会委员，利用平津空虚这一形势，立即向军分会建议，声称北平城防不固，应加强兵力，最好调二十九军东来。

这时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在北平，军分会事务由参谋长鲍文樾负责，肖的建议得到鲍的同意。

肖当即用电话通知二十九军军部(当时驻张家口),几小时后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部队就开到北平近郊，控制了整个北平市。这个先斩后奏的办法，使蒋介石、何应钦一时也无可如何，肖也深知这个做法定为蒋介石、何应钦所不满。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之后，日寇凶焰益张，二十九军为立足华北，与日军妥协，于是肖振瀛通过汉奸陈觉生结识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

由于有关东军的支持，宋哲元对蒋介石就采取了不软不硬的态度，对于二十九军调出华北的命令不表可否。蒋介石听说宋、肖有联日活动，就派张群找日本大使有吉，让有吉压迫宋、肖服从调军命令，华北问题直接由中央与日本全面解决。

肖振瀛得知蒋的做法，立即找到土肥原，土肥原通知有吉不要会见张群，张群碰了壁。就在这个时候，肖振瀛家里连续接到几封匿名信，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并警告他说，如再执迷不悟，小心脑袋。

肖的家立刻由二十九军派人保护起来，肖本人也不常回家。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贴出打倒汉奸肖振瀛的大标语，也是对此而发的。

张群碰壁后，蒋介石派熊式辉北来，直接和宋、肖暗谈。宋、肖提出:(1)免去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职务;(2)按该会原来编制，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由宋哲元任委员长;(3)如上两项实现，二十九军决定听命中央，死守华北。

后经磋商，蒋介石允许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定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为常务委员兼天津市市长。肖终于得到了地盘，有了实权。这时的肖振瀛真是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就在这年，肖振瀛为他母亲大办寿辰，肖家院里高搭彩棚，棚内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寿幛，摆着很多礼品。宋哲元送一尊金佛寿星，二十九军各头领也都送了重礼。天津市工商各界送来“万民伞”及其他贵重礼品。整日大开筵席，不管远近亲友，随来随入席。

据负责筹办喜事的刘振洲说，汉奸陈觉生(这时已当了北京铁路局局长)的寿礼是负责全部筵席费用约计三千余元;另外还送有京剧堂会，听说仅余派一出戏价银就一千元。在寿辰那天，宋哲元带着两个小儿子亲到寿堂行了跪拜礼，可见宋肖间的关系。事后有人说，肖振瀛这次为他母亲办寿，发了一笔大财。

弄巧反成拙 下台出国去

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二十九军宋哲元以下几个头头，军权扩大了，地盘也有了，但个人的欲望也都增加了。

首先张自忠就很不满，当初在阳泉时捧他为第二把交椅，依次为冯、赵、刘，约定势力扩大依次上升。如今二十九军有了新局面，宋哲元当然还该是首领，可是秦德纯、肖振瀛都抢先占了最肥缺——北平、天津两个市长，而自己只弄到一个穷察哈尔，心中不平。特别对肖更为不满(排座次的事原是肖一手促成的，如今他却抢了肥缺)。以后在二十九军扩大编制问题上，张的内心不满就表面化了。

二十九军取得冀察实权以后积极扩充实力，拟定每师编制为六个团，但在进行扩编时，张自忠以种种理由要他的师编八个团，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三人，当时碍于情面，当面没有提出异议，而在下边找肖振瀛商量，让肖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

据肖振瀛后来自己表白说，他也知道这样做会得罪张自忠，于是先到宋哲元处请示，实际上张自忠并非宋的嫡系亲信，宋似也不愿张自忠势力过大。当肖问他可否提出反对意见时，宋表示可以。肖有了这个底,便在正式会议上提出四个师平等编制的意见，宋当时也就同意了。会后张自忠大骂肖振瀛出卖朋友，从此肖、张之隔阂加深。

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因为两人意见不同，争吵起来，张还打了肖一记耳光，并立逼宋哲元免去肖的天津市长职务，否则有肖无张。

宋哲元本来对张有几分畏惧，这次张的态度强硬,同时肖在天津市长任内地方对他颇多贪污密报,加上肖为其母办寿大肆铺张，影响极坏，宋遂决定免去肖振瀛的天津市市长职务，并答应送他出国游历，不久肖便离国出洋了。

在港搞阴谋 返渝遭幽禁

“七七”事变前夕，肖振瀛从国外归来，住在北平西山别墅闭门谢客。“七七”事变后，一度参加二十九军抗日工作，但不久就去武汉。

一九三八年武汉战事吃紧，肖又跑往香港。在香港肖和日本特务和知常有往来，原来和知是土肥原部下的一个特务，在北平期间，肖就和他认识。这次肖在香港街头遇到了和知的中国翻译何某(何是大连人，与肖是东北同乡)，何告知肖和知现住澳门，何本人仍给和知作翻译。这样肖与和知又来往了。

就在这个时期，肖的结盟弟兄雷嗣尚(冀察政委会时，曾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后在何应钦手下工作)忽然来港寻肖并带来了蒋介石、何应钦的亲笔信，要肖在港与日本进行和谈。

据肖后来对一位老朋友说，他来香港是避风的。在冀察政委会时期，因为假借日本势力抵制过蒋介石，才形成了华北独立局面，故深知自己为蒋介石所嫉恨。因此在武汉吃紧阶段，一般上层人物大都跑往重庆，他却去了香港，怕去重庆蒋介石找他麻烦。现在蒋介石自己要走“日华妥协”的路，肖就有恃无恐了，便想乘此机会再在政治上找条出路。

和知是日本军部的特务，专门在港澳一带从事情报和诱降活动。肖振瀛找到他，说明蒋介石意欲谈和的意图，和知当然欢迎，并愿意尽力促成。

肖当即让雷嗣尚赶回武汉向蒋、何汇报。这时武汉局势危在旦夕，蒋介石求和心切，见雷嗣尚后立明电告肖振瀛回武汉面授机宜。

肖到武汉后，蒋介石亲自接见，倍加抚慰。据肖后来讲，蒋介石当时提出的和谈条件主要是:日军先退出华中、华南，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然后中日合力对付共产党，却未提及东北三省一字。

他问蒋介石东北是否不要了，蒋说目前条件不能提得太高，否则会误事的。这个原则是蒋介石亲手拟定交给他的，并嘱他要绝对保密。

肖回港后把和谈条件告诉了和知，几天后和知对肖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如可谈，即互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正在这时武汉沦陷，蒋介石、何应钦逃往重庆，联系中断。这次和谈消息不知如何走漏被冯玉祥知道了，冯就在重庆报纸上公开揭露肖振瀛在香港的阴谋活动。蒋介石为此大为难堪，立召肖振瀛返回重庆，暗示他不得离开山城，实际上肖已处于被监视的状况，

官梦化泡影 死后落骂名

肖振瀛潦倒山城，无事可做，却仍不甘寂寞，几次恳托孔祥熙向蒋介石要求工作，蒋一直置之不理。后来经人介绍为民生公司打捞沉船，才算又有生路。

原来四川民生公司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几艘沉船，有一艘是国民政府由南京撤退时触礁沉没的。据了解这艘船上载有贵重物资。

肖振瀛通过孔祥熙的关系，得到了打捞权。在船被打捞出水后，肖振瀛得到报酬颇多，同时肖在伙同军令部次长秦德纯由广西边境和香港等地向重庆运送物资时，大搞走私活动，牟取暴利。

肖就拿这两宗款项作为资本，和四川当地几个股东在重庆成立了大同银行，肖任董事长。

银行开业时生意很好，接近抗战胜利时，银行已捉襟见肘，局面难以维持。这时国民党大员们正积极准备去接收沦陷区。划为九省的东北适有九个省主席的空缺，肖振瀛抓住时机又开始了争做东北某省主席的活动。

在国民党方面，他托孔祥熙为他向蒋介石说项，东北方面他托莫德惠为他说情。但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肖的东山再起计划落空，一场官梦化为泡影。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把大同银行的部分资金北调，在北平、天津分别招集外股，成立北平大同银行和天津大同银行分行，肖仍担任大同银行董事长。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年五十八岁的肖死于北平。

（作者自述：笔者与肖振瀛乃东北同乡，素少渊源，肖的一生事迹，略知梗概。本篇是根据胡瑞峰同志供稿写成。胡为肖的近同乡，又是世交，曾随肖某工作有年，故对肖的事迹知之较详。但以时间较久，记忆模糊，可能有的情况有出入，尚请阅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