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来源：《新周说》

《刘鼎传》

这本《刘鼎传》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吴殿尧也是我三十多年前的同事。

刘鼎这个人，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读一下这本书，读这样一个功勋卓著而又淹没在历史中的人，这也是打捞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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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诞生于上个世纪初叶，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他那一代人，凡有血性者，注定要挣扎奋起，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战斗。他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启蒙，经历了出国探索和党的初创，经历了党在腥风血雨中的坚持，经历了革命在历史关口的重大转折，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中国两个命运的大决战，经历了新中国工业的奠基和开创，并在这些经历中都做出了独特的光耀史册的贡献……】

刘鼎，四川省南溪县人，本名叫阚思俊。

这个人，我认为他的三段经历值得说。

一段是在上海期间的中央特科，一段是他参与西安事变，还有一段是他在军工生产，或者说建国以后的工业建设上起的作用。当然他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被说成是叛徒限制使用，只能当副职不能当正职，在秦城监狱里住了七年。1970年的国庆节前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想起了1936年的时候，他访问陕北苏区的熟人刘鼎，他问总理，刘鼎怎么样？周恩来当时没有说话，他没法说话，因为刘鼎还在秦城。

在秦城监狱里，刘鼎是极为特殊的犯人，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审他，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进来的。他自己也不问，也不着急，每天在十几平方米的牢房里来回踱步，几十个来回，几百个来回，走来走去。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坚定意志的人。

刘鼎曾经留学德国和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中共特科的工作。他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他担任陈赓的副手。在这个隐蔽战线上，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就是1931年，由于顾顺章叛变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危机。顾是中共特科的领导成员之一，掌握了很多的机密。1931年，他接受任务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经过汉口到鄂豫皖苏区去，完成了任务回到汉口，他居然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这是组织上绝对禁止的。结果果然出事了，一个观众是叛徒，认出来顾顺章，他被捕后马上叛变，说自己和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中央常委，要求立刻前往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因为他知道中共有人在南京的情报机关。

但是抓他的人急于立功，根本不顾顾顺章的要求，当天晚上向南京主管情报的中央调查科的徐恩曾连续发了六封加急的电报，结果被徐的机要秘书、中共党员钱壮飞得到了这个消息。钱壮飞也暴露了，还有钱的上级李克农，是刘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李克农和钱壮飞安排一切，使他们安全脱险。

我们都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情，也知道周恩来是怎么应对的，但是，很少人知道刘鼎在里面起的作用。

刘鼎后来到了中央苏区，1934年随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次年的5月，在转移的途中遭敌伏击被捕了，解送到南昌，后来他想办法逃出了这个战俘营，乘船回到上海，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隐居在路易·艾黎家里。这时候，他和组织断了联系。

1936年的3月，张学良希望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请宋庆龄推荐人选，宋庆龄引荐了刘鼎，刘鼎这个时候才改为这个名字。在张学良身边，他成为颇受信任的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作了准备。4月9日，刘鼎参加了周和张的会谈，这次会谈和周恩来见面，才和组织重新恢复了联系，而且周恩来这才知道，刘鼎就是阚思俊，当年上海特科工作时的同伴。随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名义上还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代表，是张学良的随从副官，他协助张学良做了很多的工作， 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7月，刘鼎到了安塞向毛主席汇报东北军情况，汇报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刘鼎的信息对党中央掌握东北军动向，促成“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解决有重要的价值。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刘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处理了东北军“二·二” 事件的善后工作。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劳的。”

【张秀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张秀山因“高岗事件”的牵累而被下放到基层20多年，重新回到部级领导岗位后，面对敏感的历史问题，写下了《我的八十五年》作为对历史的交代。其中围绕“高岗事件”关于“林枫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整人”、“安子文事先把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意见告诉了安志文”、“高岗自己也认为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等的记录，是值得通过本书深入了解的……】

刘鼎不同于很多人的是他很懂军事装备。在国外学习，他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进入苏联空军机械学校，系统学习了《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等航空知识。所以，他在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政治部当组织部长，后来又受方志敏委派，做了兵工厂的政委。他亲自动手研制并组织生产红军自己制造的较早的一批火炮，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创制电话机点火的电发地雷引信，开创了中共的早期兵工事业。1937年，刘鼎在延安又创办了“延安摩托学校”，并任校长。1940年，刘鼎当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 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使枪、炮、弹药的品种、质量、数量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亲自设计步枪、掷弹筒、炮弹草图，并且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反复进行研制，在太行山开创了八一式步马枪、单响短枪、五零掷弹筒、炮弹、枪弹发射药和烈性炸药的批量生产，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需要。他还编著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亲自向地方政府的武装干部讲授，在根据地的反“扫荡”中开展了群众性的地雷爆破运动。

百团大战后不久，刘鼎在彭总处了解到，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本掷弹筒的轰击，彭总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要军工部考虑试制。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射程是500米以内，适于山地作战，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刘鼎组织军工部有关人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可能碰到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太行兵工试制掷弹筒是有可能的，但不能照搬，只能结合根据地资源进行改制。

经彭德怀批准，刘鼎在1941年创办了太行工业学校（就是今天的中北大学的前身）并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青年技术人员，也为建国后国防工业建设作了人才准备。

秘密战线、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军工工作，刘鼎完成的都非常出色。其实，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这样的优秀人物还有很多，只不过都被淹没了，十分可惜。这本书，其实很适合我们的兵器行业的人阅读。

【作者：周志兴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