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为繁荣、开放的朝代，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唐朝自从建立以后，就一直秉承着开放、宽松的民族政策。唐太宗对待周边民族不是以武力强迫征讨，而是以威德使之归附，得到周边民族的爱戴。
在这样一种政策的影响下，西域胡人源源不断地从异国他乡来到长安，对唐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职业角度出发研究唐人的都市生活，有利于我们对那个自由开放的唐王朝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唐朝胡人职业构成俗话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身份经历决定了他所从事职业的不同。
那么，用微观史学的角度来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唐朝时期胡人的职业构成来重构当时胡人的社会生活。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唐代对于胡人的定义。
胡者，与汉相对，实际上指的是非汉族的其他民族，通常指的是中国北方以及西方的游牧民族。
主要包括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蒙古国、契丹、女真等部落。
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念，唐朝继承了这种四民观念，但胡人的涌入又给传统的职业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
限于文章篇幅，在此只对胡人最常从事的武职、商人和杂耍艺人等进行论述。
胡人本身勇武、精通骑射，军事素养较高。
胡人担任武职的风气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形成，唐朝宽松的民族政策则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产生，在唐代甚至形成了胡人的军事世家。
在《旧唐书》中就记载了一个叫安兴贵的胡人官至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还被唐朝敕封为凉国公，食封六百户。他的儿子后来也官至右威卫大将军。
除了担任武职以外，胡人的商业贸易行为也十分普遍，这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着很大的联系。
关于长安胡人经商的故事多有记载，以《太平广记》为最多，共计四十余篇。
在《太平广记》的记载中，胡人大多以认识别人所不认得的宝物，卖出获得高价的形象出现。
这实际上反映了唐朝时期，胡人经商的一些特点。
胡人出身西域，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地产风物和风土人情，当胡人来中国经商时，所携带的物品在中国往往很难见到。
胡人所销售的物品在中国往往大受追捧，成为一时风尚。
此外，唐朝政府也不禁止这种商业行为，这更促进了唐朝的经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胡人来中国经商。
胡商群体因此得以不断壮大。
除了商人以外，胡人来长安还往往从事另一种职业，那就是杂耍艺人。
他们以表演魔术和杂技为生，因其精彩神秘受到长安居民的热烈追捧。
早在晋朝干宝所著的《搜神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对于胡人表演吐火杂技的记载。
这也是直接反映胡人从事杂技行业的一个例证。
胡人在从事杂耍行业的时候，往往配以音乐用于吸引观众，胡乐就顺势传入中国。
伴随着人们对胡乐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就出现了专门从事音乐演奏的胡人。
胡人的音乐和戏剧的传播也促进了与唐朝本地音乐的融合，唐朝的散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唐朝胡人群体众多的原因在了解了唐朝胡人群体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胡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稀少。
可以说，胡人已然成为唐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原因，综合分析唐朝以及此前的历史发展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唐朝容纳如此多的胡人群体，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唐朝时期胡人数量众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我们知道，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就陷入了长期以来的分裂割据状态。
中原地区群雄并起，各自为政。
当时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势力逐渐强盛，便也产生了逐鹿中原的念头，掀起了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浪潮。
在这样一种持续百年的民族迁移浪潮之下，原本与中原汉族有着天悬地隔距离的胡人逐渐与汉人杂居。
及至唐朝，原来的中原地区已经居住着相当一部分胡人。
这样的一种政治情况，不能不使唐朝统治者对于自身的民族政策进行一个审慎的思考。
其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事物的新变，必将与利益相关。
唐朝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影响胡人数量的重要因素。
相比于前朝，唐朝并没有严格采取重农抑商的措施，而是在农商比例上有所取舍。
换言之，唐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商业发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愿意给予商业一定的政策支持。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魏征曾在一次上书中指出，现在长安的胡人商贾数量非常多。
不能仅仅按照过去使者参见的礼仪将他们打发走，允许这些胡人自由贸易才是对唐朝发展有利的。
这也反映出唐朝商业观念与前代的不同之处。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胡人前往长安经商，促进了唐朝的经济蓬勃发展，二者的良性循环推动了唐朝的国力强盛。
此外，唐朝统治者自身的民族观念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旧唐书》中曾记载了唐太宗的民族观念，“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太宗不仅认为在对待不同民族上要用较为平等的态度，而且在处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他更强调涵育万类，以德服人。
在这样一种民族观念的影响下，唐朝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和手段都较为温和，主要以和亲、结盟等手段进行拉拢。
这一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周边民族不仅同唐朝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藩属关系，还将唐太宗拥立为“天可汗”。
由此观之，唐代胡人数量的增多，既受到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内迁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唐朝宽松、包容的民族政策的鼓励。
胡人大量进入中原，促进了唐朝与其他地区的往来交流，最终孕育出了辉煌璀璨的唐朝文化。
唐朝时期胡人数量增多的影响唐代时期，胡人数量的增多对唐朝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当辩证地去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胡人数量的增多给唐朝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胡人入住中原引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传统的中国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卓有生机的一部分，一洗魏晋以来的玄谈之风。
可以说，正是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走上了巅峰时期。
这种文化上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在此只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解。
唐朝是诗的朝代。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中国传统的诗歌在形式上已然走向成熟，而胡汉文化的交流则为唐诗注入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脉。
涌现出了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创作出了《将进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恨歌》等名篇。
如果说诗歌发展的形式会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成熟。
那么胡汉文化交融对一个王朝精神气脉的影响则是一去不再来的。
想来，这也是后世诗歌发展再也不能超过唐朝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这些积极的影响以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唐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藩属关系建立在唐朝自身综合国力之上，唐朝越强盛，两者的宗藩关系越稳固。
唐朝吸纳了大量的胡人进入国家官吏体系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胡人掌握了军队，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这实际上暗藏了分裂的因素。
唐玄宗统治后期爆发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入主中原，原本强大的唐朝一夕之间遭受重创。
此后长期内保持的节度使藩镇割据的局面，都与唐朝前期的民族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
此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有兴衰成败于胡人大量涌入。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不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得失，用现代的眼光来评价。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唐朝时期胡人数量增多以及唐王朝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
明清两朝，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最常采取的措施就是闭关锁国，这种措施以牺牲部分地区的利益保障整个国家的暂时稳定，却也导致整个国家落后于历史潮流，最终引发了中国近代的一系列惨痛教训。
盛唐无法重来，但其中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结语：纵观在唐邦胡人的职业活动，可以窥见其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这多姿多彩的生活背后，我们也能窥见当时唐朝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往来的实况。
唐朝时期宽松的民族政策吸引了大量胡人前往中国，而胡人的大量迁移又促进了唐朝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成就，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绚烂辉煌的唐文化。
唐朝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古代中原王朝和其他文化地域的碰撞。
如果我们否定这一点，那就相当于否定了唐朝文化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这一例子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要满怀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之路。
但我们也不能崇洋媚外，丧失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唐会要》
《旧唐书》
《新唐书》
《太平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