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空印案之所以能并列四大案之一，原因无非就在于此案所受牵连的官员达到数万。

更有传闻，因此案被杀、被流放、被处罚的官员有7万之多。

关于对空印案的定义也十分的简单，那便是官员为了便宜行事，会提前在空白的纸张之上盖上府印、县印，甚至省印，等到用的时候只需要填写内容便可。

要知道，明朝初期的行省制度以省府州县四级制为主，在个别地区也有省州县三级制。

这样的行省划分制度使得明朝掌印之官员数量庞大，凡此官员全都牵连到了空印案当中，与之相应的户部官员、户部主事也被牵连。

如此一来，抓捕的官员越来越多，哪怕生性残暴的朱元璋面对如此数量的官员也产生了动摇，到底该如何处置。

作为这一事件的抓捕方朱棣也深陷其中，同样作为监国的太子也被这一事件所震惊。

空印案到底有何玄机，三人对这一案件有何反应，谁才是坚定的杀戮方？

空印案冤不冤？

在空印案事发之前，元廷与明朝对地方实行的税缴制度是以实物也就是粮食为主，地方会将一年收缴的税负通过运输的方式押往南京，向户部交粮。

到朱元璋时期，明朝的地方官吏依然沿用了元朝时期的潜规则，以这种方式向上申报税负。

实物交税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便是粮食的损耗，当走出省府州县时，粮食的重量是固定的，也会登记在册，可到了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的京都后，粮食自然会出现损耗。

当初出门时的重量就会减少，户部在接收粮食时却不管这些，只会按各地应缴数据予以接收。

一旦出现错误，户部便要求地方官员重新返回地方核算税负，然后再回京交税。

这种折腾对于地方官员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偏远地区往来次数过多，旧的一年税负还没有解决，新的一年又到来了。

哪怕是近在眼前的省府州县也被这种情况所困扰，于是，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诞生了。

这便是，空印的产生。

从元廷开始，地方官员便发现，如果提前在空白的文书之上盖上省府州县的大印，然后，押运粮食到达京都。

一旦户部给出应缴具体数字之后，只需在空白表上填上这一数字，就可以完美解决税负交付问题。

这种高效的办法为地方官员减轻了负担，受欢迎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空印便成为了官场上的主流。

这本是官场上司空见惯的行为，但到了朱元璋的眼中，却成了贪赃枉法的实证。

朱元璋认为各级官员会利用空印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如此大面积的腐败已经说明朝廷之根基受到了动摇，他必须出手制止，甚至严厉惩处。

朱元璋的态度

关于空印案发生的时间说法各不相同，有说1376年的，有说1382年的。

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空印案与胡惟庸案是两个不相关或者关系甚少的案件，唯一相通之处，那便是对人员的杀伐果断。

在胡惟庸案，朱元璋已经屠杀了众多官员与权贵，到了空印案上，他的做法如出一辙。

朱元璋从民间来，他自然清楚贪腐所带来的杀伤力，毕竟，他的家人都死在了元廷的腐败之上。

等他当了皇帝，对于贪腐行为的痛恨程度，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位帝王。

因此，空印案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朱元璋的眼中被无限放大，他势必要惩处这帮腐败分子。

在那个贪污五两银子都要被扒皮塞草的年代，如此大面积的贪污自然也会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处罚。

明史当中明确记载了朱元璋在发现空印案一事之后，用两个字形容了他的态度，那便是“盛怒”。

朱元璋的杀人手段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处理其他几大案时杀伐果决的手段已经令人震惊不已了。

处理起空印案，他也十分顺手，虽然生气但明确了杀人的主要目标，凡是地方政府掌握大印的一律绞杀，户部官员也杀了大半，其他受牵连的官员全部杖责一百，代枷施政。

要问朱棣与朱标对此是什么态度，那也简单。

朱棣本也是一个杀伐果决之人，但从他起兵之时，屠戮方孝儒十族就可以看出。

更何况空印案还是朱棣主抓，亲自部署抓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贤王，也不是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对于贪官与朱元璋如出一辙，痛恨无比。

至于朱标，反而应是三人当中态度最为缓和的一人。

性格本就是仁和之主，虽然也带有杀伐果断之气，但他的施政以仁征为主。

影视作品当中将朱标描绘成空印案的主要推手。显然与他本人的性格是不相符的，这一点也存在极大的疑惑。

不论态度如何，空运案的爆又一次给了朱元璋大动干戈的借口。

借助这样的机会，他为历史深深的上了一课，面对贪污，就要如此制止严厉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