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三月，皇帝于百忙之中亲自过问了一个叫陈怡老的福建平民的案子。但对陈怡老而言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乾隆在上谕中将他定性为“匪民”。
那么陈怡老做下什么大案，以至于乾隆要亲自过问呢？实际上陈怡老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他的罪源自他的身份 –侨民（后文中的侨民均指明清时期从内地移居、侨居海外的人）。
明初太祖制定了严苛的海禁政策 – “片板不许下海”，这一政策也被明朝坚持了近两百年。到了隆庆朝，长期且严重的倭患，终于让朝廷明白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从此明朝的海禁政策开始松弛。
禁海令的放开，让沿海贫民有了一条全新的谋生渠道 – 出海贸易、经商置业，这也引发明末清初国人向东南亚地区侨迁的热潮。
康熙五十六年，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海匪侵扰，康熙又重申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并发布了新的禁令。禁止皇朝平民出海经商，并勒令吕宋（菲律宾）、噶喇叭（印尼地区）等南洋地区的侨民在三年内返回原籍，否则“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
对于绝大部分侨民来说，返乡实际也是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更希望在南洋一番打拼获取财富后再“衣锦还乡”。三年返籍，对他们而言就难以遵从了，毕竟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外打拼多年的心血。因此康熙五十九年时禁令到期时，很多侨民仍然滞留南洋并未返籍。
而此时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已趋白热化，康熙没有精力去督察禁令的执行情况。对于官员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上其中复杂的利益纠葛，他们自然也没有动力去严查严办。
这种情况对南洋的侨民来说，喜忧参半。
喜的是管得不严，意味着他们后续还有机会返乡探亲，功成名就之后也仍然可以携财富“荣归故里”。忧的是导致“管得不严”的一个原因 -- “利益纠葛”。
由于朝廷的禁令这些侨民也成了地方士绅、豪族、官员胥吏眼中的“肥羊”。因为他们毕竟是违反了禁令，后续归乡必须获取他们的“许可”，而这种“包庇”只能用钱财来换取。
这也是不少侨民不愿意返籍的原因之一，这种敲诈勒索有时候会把他们折腾的倾家荡产。
雍正登基后开始收紧政策。他不但重申康熙的禁令，还要求沿海官员严防这些逾期未归者偷渡返乡（探亲也不行）。雍正如此严苛的对待他们，主要是三个原因。
其一，朝廷和皇帝的威权永远排在最重要的位置，逾期不归上纲上线来说是违抗圣旨的大逆行为。所以必须严惩，不然朝廷还怎么威服天下臣民？
其二，为了皇朝的长治久安，明清两朝的一项国策都是降低社会活性的“重农抑商”。通过强调农桑自给降低臣民互相之间的关联、影响；通过土地将臣民分散并束缚在一个互相孤立的狭隘区域；再通过士绅加强皇朝对他们的威慑 ......
这在培养顺服臣民的同时，也让朝廷视勇于探索、冒险的侨民为异类。不仅认为他们对皇朝毫无用处，还觉得他们会成为危害皇朝的“危险分子”。
其三，朝廷认为这些侨民长期在外与夷人相处，脱离皇朝的德化教育。其心中不臣之意更浓，“奸谋”也更多。对于他们的返乡，朝廷和皇帝常武断的认为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认为他们会勾连海外番夷，对皇朝不轨 ……
无赖之徒，原系偷渡番国，潜住多年，充当甲必丹，供番人役使 ……
在外已久，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
注：甲必丹（音译词）指供职于荷兰殖民当局的华人官员，他们主要负责在殖民地生活的侨民的诉讼、租、税等事务。
雍正要求沿海官员对这些南洋侨民要严查严办，甚至发出过“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的谕令。
乾隆虽然没有变更海禁国策，但他在登基大赦天下时，也施恩于部分南洋侨民。乾隆赦免了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未归的侨民，如果他们在三年内还籍，可以既往不咎。
有侨民借这个机会返回了故乡，但也有人趁朝廷放松的空当，出洋去寻求致富的商机。陈怡老就是在乾隆元年，偷偷前往噶喇叭。
陈怡老到噶喇叭后没过几年就遇到了“红溪惨案”。
荷兰人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殖民噶喇叭，明末清初大量侨民的涌入和聚集，让荷兰殖民者开始担心自己的统治。随后殖民当局针对侨民出台了诸多限制，而侨民为了反抗殖民者的压迫也开始抱团和荷兰人对抗，双方的矛盾就这样一天天的积蓄下来。
乾隆五年十月侨民武装袭击了巴达维业城（今雅加达）的一支荷军巡逻队，殖民当局以此为借口强制要求巴达维业城的侨民交出自己手中武器。并于十月九日突袭了侨民社区，此后七天内殖民当局伙同当地原住民屠杀并洗劫了整个侨民社区，近两万侨民遇难。
“红溪惨案”的消息传回满清朝廷后，皇朝和皇帝对此反应均非常冷漠。别说出兵相救，连宽慰的话都没有。
在朝廷和乾隆看来，这些人背弃祖宗、君父，是不忠不孝；离开天朝乐土远投化外夷邦，是为点小利就自甘堕落、天良丧尽。这种不忠不孝不智不义之徒，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两广总督马尔泰奏报：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
乾隆朱批：天朝之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在乾隆的圣训下，这些侨民正式被故国抛弃不再被视为同类、同族，成为了“天朝之弃民，故国之仇雠”。
陈怡老在这场屠杀中幸存了下来，并继续在噶喇叭营商谋生。十年后，在当地娶妻生子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的陈怡老萌生了“荣归故里”的念头。
乾隆十四年六月，陈怡老带着家人和全部家产归国。由于消息泄露，刚到厦门就被当地官员抓捕。
福建巡抚潘思榘向乾隆奏报了此事，并附录了他所探知的陈怡老的简历。陈怡老娶了个番夷老婆，此次归乡带回不少番人（妻族的亲戚），携带的财产数额等等，乾隆并不怎么关心。
勾起乾隆怒意的是陈怡老是乾隆元年出洋的，也就是说，陈怡老在他施恩侨民的时候“顶风作案”。乾隆愈发认为这些“弃民”天良已丧尽，进而觉得他此次归乡必定没安好心。
正好潘思榘在奏报中称陈怡老在噶喇叭充当“甲必丹”，加上他还带回不少番人，乾隆就认定陈怡老归国是替洋夷打前哨收集情报 -- “洩内地情形，别滋事衅”。
至此陈怡老是不是“甲必丹”，回国到底要干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乾隆已经把通敌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并将他定性为“匪民”，陈怡老即便有自证清白的证据，官员们也会视其为“伪证”。
乾隆十五年三月，刑部以“交结外国”的罪名，拟判“抄家并流放边远充军”，当月乾隆批复同意。
陈怡老的遭遇传到南洋，让众多侨民心若死灰。因为归乡就要面对朝廷的严惩，即便是地方官员愿意包庇，在此严令下不但会被巨额敲诈勒索折腾的倾家荡产，而且保不齐几年之后又会被翻出来秋后算账。
而留在南洋，思乡之苦的煎熬不说，生存环境也变得更加危险。
“红溪惨案”后，清廷反而将惨遭屠杀的侨民定性为“弃民”，让他们的地位一下就沦落到了最底层。此后南洋地区一有什么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当局就把锅扣在侨民身上，通过凌虐他们来释放矛盾，周而复始 ……
到了清末，被列强各种欺凌的满清似乎终于明白了两个问题。那些“弃民”为什么要出去？因为天朝不完美，很多地方不如外面。出去之后为什么还愿意回来？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比那些高喊“忧君忧国”的，更心系这片故土。
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使臣薛福成在见识到列强对侨民的态度后，上《通筹南洋各岛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疏》，请求开放海禁、保护侨民等。
光绪十九年，光绪发布谕令，废止自康熙以来的各种出海、入境禁令，并勒令地方“外洋侨民听其归里，严禁族邻讹索，胥吏侵扰”。行将就木的满清难得的纠正了自己的一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