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居无定所贫病交加，没饭吃也不动巨款，死前食物中毒
【引言】
1942年5月27日，四川江津石镜院内，一个瘦削的老人静静躺在床上。他的面容憔悴，双眼紧闭，胡须花白，身边只有几个亲人和好友陪伴。这位老人就是陈独秀，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领袖。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与他一同躺在床边的，还有一个装着两万元巨款的皮箱，这笔钱足以让他在晚年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却宁可忍受饥寒，也始终不愿动用分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宁愿忍受贫病交加的困境，也要守着这笔巨款？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革命者的坚守（1937-1938）
1937年冬天，陈独秀从南京第一监狱获释。这位两鬓斑白的老者走出监狱大门时，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棉袍。狱警递来几份报纸，头版刊登着日军攻占南京的消息。陈独秀站在监狱门口，久久凝视着这则新闻。
出狱后的第三天，陈独秀就在上海《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拜访。当时的上海已笼罩在日军的阴影之下，但陈独秀依然每天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探讨抗日救国之策。
1938年初，蒋介石派出心腹陈果夫登门拜访。这天，陈果夫带着几名随从，手提精美礼盒来到陈独秀的寓所。寓所是一间简陋的阁楼，陈独秀正在灯下写作。陈果夫开门见山，提出希望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的职位。
＂陈先生，政府现正用人之际，您的才华不应被埋没。＂陈果夫说着，从随身皮包中取出一份任命书。
陈独秀放下手中的毛笔，只说了一句话：＂国难当头，我只愿做一个平民，为抗日出力。＂
陈果夫还想再说，陈独秀已经转身去煮茶，显然不愿再谈这个话题。这次谈话后不久，陈独秀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文章开始被查禁，活动也受到严密监视。每天都有便衣特务在他住所附近徘徊。
3月，日军的炮火逼近上海，陈独秀不得不离开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藏书分送给几位老友，只带走了一箱手稿和几件换洗衣物。一位老同学送来船票和盘缠，但被他婉言谢绝。
在前往重庆的轮船上，陈独秀遇到了几位逃难的知识分子。他们谈论时局，有人提议应该暂时避其锋芒。陈独秀却说：＂现在是我辈读书人报国的时候，岂能避而不战？＂
到达重庆后，陈独秀居住在一间破旧的木屋里。白天，他在各处演讲，宣传抗日；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成了《论抗日战争》等多篇文章。尽管生活困顿，但他始终坚持不接受任何政府职位和资助。
当时，不少人劝他向南迁的国民政府靠拢，至少能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陈独秀总是摇头说：＂我若做了官，如何能保持独立的声音？＂为了躲避日益严密的监视，他决定前往四川江津。这一决定，开启了他流亡生涯的序幕。
二、江津岁月的艰辛（1938-1940）
1938年8月的一个下午，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在江津码头登岸。天气炎热，江边蒸腾着潮湿的水汽。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沿着崎岖的石阶向上攀登。江津的街道狭窄陡峭，石板路被太阳晒得滚烫。
他们首先拜访了老友邓仲纯，这位在江津行医多年的医生曾与陈独秀有过书信往来。然而到了邓家门口，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冷遇。邓太太隔着门缝告知邓医生不在家，并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待。炎炎烈日下，两位老人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
无奈之下，潘兰珍用仅剩的一点积蓄在延年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这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阁楼，屋顶漏雨，墙壁发霉，但总算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就在安顿下来不久，陈独秀收到了一个噩耗——继母谢氏在安徽老家病逝。谢氏自陈独秀父亲去世后，一直独自料理家务，抚养陈独秀的弟弟妹妹。这位含辛茹苦的老人，最终也没能等到与陈独秀最后一面。
生活在江津的日子异常艰难。由于特务的监视，很少有人敢来往。每天清晨，潘兰珍都要到街上的早市买些便宜的蔬菜，有时连最基本的盐都买不起。陈独秀的旧疾在潮湿的环境中频频发作，但他们连延年医院的诊费都难以支付。
1939年初，一位好心的医生了解到陈独秀的处境，主动提出让他们搬到医院的偏房居住。这间偏房比之前的阁楼稍好一些，至少不会漏雨，而且离诊室近，陈独秀发病时也方便就医。
在医院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整理自己的著作手稿。每天清晨，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回到房间写作。医院里的护士们都知道这位老人的身份，但从不声张，只是默默地给予关照。
1939年冬天特别寒冷，潘兰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两人已经断炊三天，陈独秀不得不变卖仅存的几件冬衣。一位老医生偷偷送来一些药品和食物，但被陈独秀坚决推却，只收下了药品。
1940年春，医院因为经营困难需要改建，陈独秀夫妇不得不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搬到了石镜院的一间偏房。石镜院位于江津城郊，四周种满了果树，倒是个清净的去处。然而，刚刚安顿下来没多久，特务就找到了这里。每天都有形迹可疑的人在院子外徘徊，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陈独秀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即便生活困顿至此，他依然坚持每天阅读和写作，完成了多篇关于民主、自由的论文。尽管这些文章无法公开发表，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写作，仿佛这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
三、文人风骨的彰显（1940-1941）
1940年深秋，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辗转送到了石镜院。信是胡适寄来的，信中详细说明了哈佛大学的聘任条件，还附上了一张数额可观的支票。胡适在信中恳切地劝说陈独秀赴美：＂先生若能来美，既可摆脱目前困境，又可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三天后，陈独秀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婉拒了这份邀请：＂国难当头，岂能远遁重洋？吾虽困顿，然囊中犹有诗书。＂信中附上了那张分文未动的支票。
在石镜院的日子里，陈独秀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天清晨，他都会在院子里的老树下看书写作。附近的农民经常带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来看望这位＂老夫子＂。陈独秀则常常为他们的子女讲解文字，教授知识。
一位姓张的老农每周都会带着自家种的青菜来看望陈独秀。有一次，他发现陈独秀正在修补破旧的布鞋，便主动提出帮忙。陈独秀却说：＂劳动乃天职，何须麻烦他人？＂此后，这位老农经常能看到陈独秀一边读书，一边用粗针笨线修补衣物的场景。
1941年初，陈独秀开始着手写作《陈独秀最后对党的意见》。他每天伏案工作到深夜，只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当时的石镜院并不通电，潘兰珍常常要到集市上去换油。一次，当地的一位学生想要捐赠一批煤油，被陈独秀谢绝了。
这篇文章的写作持续了数月之久。期间，不断有人前来探访，其中包括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带来了各种消息，希望了解陈独秀对时局的看法。陈独秀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在文章中明确表达了对独裁统治的批评。
一天，一位自称是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人来访，提出要发表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询问对方的政治立场后，断然拒绝了。他对潘兰珍说：＂吾言论不可为人利用。＂
在创作之余，陈独秀开始在院子里种菜。他将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了青菜和萝卜。每天早晚都要去浇水除草，俨然一副农夫模样。附近的农民看到后，纷纷送来各种菜籽。很快，这座小院就有了自给自足的蔬菜供应。
一个意外的发现让这段平静的日子泛起波澜。有一天，陈独秀在翻整菜地时发现了几枚暗藏的窃听器。显然，当局对他的监视从未间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反而使他更加专注于写作。
这一年冬天，陈独秀完成了多篇重要文章。除了《陈独秀最后对党的意见》，还有关于民主政治、社会改革的论文。这些文章虽然无法公开发表，但他仍然坚持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托付给可靠的朋友收藏。
在石镜院的墙上，至今还留着陈独秀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俯仰天地无愧，往来人间正大。＂这副对联，或许是他在这段岁月里最真实的写照。
四、晚年生活的转折（1941-1942）
1941年深秋，陈独秀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持续的写作劳累，使他的关节炎愈发严重。一个雨天，他在院子里滑倒，导致右腿旧伤复发。当地的医生诊断后表示，若不及时治疗，恐怕会导致终身残疾。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北平、上海的故交耳中。一些老友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医疗费，但大多被陈独秀婉拒。最终，在儿子陈松年的坚持下，他才接受了一部分援助。延年医院的张医生每周都会来石镜院为他诊治，但效果并不明显。
1942年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故人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张五百元的汇票。信中说这是旧日同仁的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言辞恳切地表示：＂此非个人之事，乃民主革命之大业，岂能因一己之困而受人恩惠？＂随信退回了汇票。
这一年的春节，江津城内流传着一则消息：陈独秀在石镜院办起了义学。起初只有几个附近的农家子弟前来听课，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几人。他们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支起几张简陋的长凳，每天清晨便聚集在此。陈独秀为这些孩子讲授《论语》、《孟子》，还教他们写毛笔字。
一天，当地警署的人突然造访，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要求停办义学。陈独秀站在院子中央，平静地说：＂教书育人，天经地义。若要阻止，请出示法令。＂警署人员无言以对，最终只得悻悻离去。
这场风波过后，前来听课的人反而更多了。不仅有农家子弟，还有一些城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书籍、药品和食物，但都被陈独秀婉言谢绝，只留下了书籍。每当有人询问时局，他总是说：＂且读圣贤书，明事理之本。＂
1942年夏，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江津。石镜院地势较高，成了附近村民的避难所。陈独秀将自己仅有的粮食分给难民，并组织年轻人抢救财物。洪水退去后，他写了一篇《江津水患记》，详细记录了这次自然灾害。
这篇文章很快在当地传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重庆的几家报社派人来访，请求发表文章。陈独秀却说：＂此文仅为记录，不宜张扬。＂随后将文稿收入自己的笔记本中。
秋天，陈独秀的长子陈松年从四川北部赶来探望。看到父亲的生活条件，陈松年提出要接他去成都居住。陈独秀却说：＂此处已习惯，且有义学在身，不便迁居。＂父子俩在石镜院住了一周，主要时间都用来整理旧日的文稿。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陈独秀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一个贫困的学生，自己只穿一件单衣。潘兰珍想去典当首饰换取棉衣，被他拦住了。他说：＂寒窗苦读，更显书生本色。＂
五、人生最后的篇章（1942）
1942年冬末，陈独秀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仍坚持在石镜院教学，但不得不坐在椅子上授课。学生们为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遮阳棚，免受风雨侵袭。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日授课，从未间断。
2月初，一位老友从重庆带来了一批珍贵的药材，其中包括人参、鹿茸等补品。陈独秀将这些药材分送给了生病的邻居，只留下几副普通的草药。当有人问起时，他说：＂吾年事已高，何须大补？不如让年轻人多几分康健。＂
这时的石镜院已成为当地文化交流的一个小中心。每到周末，总有十几位知识分子前来与陈独秀讨论学问。他们席地而坐，或谈古论今，或吟诗作对。陈独秀虽病榻在身，但谈吐依旧清晰有力，常常谈到深夜才散。
3月中旬，陈独秀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稿。他将多年来的手稿分类装订，并在每份文稿上注明写作时间和背景。一位学生想为他誊抄，被他谢绝了：＂此为自述，当由本人亲笔。＂他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将所有文稿整理完毕。
4月初，陈独秀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信是他的老友宫崎滔天的后人寄来的，说明宫崎生前常常提起与陈独秀的交往。信中还附有一张珍贵的合影，是1907年两人在东京的留影。陈独秀将这张照片小心收好，并在背面写下：＂革命情谊，山高水长。＂
5月的一个清晨，陈独秀在院子里种下了几株梅花树苗。这些树苗是一位学生从武当山带来的。他对前来帮忙的邻居说：＂梅花耐寒，正如读书人应有的品格。＂这些梅花树后来都活了下来，成为石镜院最显眼的标志。
临近端午，陈独秀的病情突然加重。当地的医生来看过后，建议立即住院。但他坚持在家中调养，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走完人生。＂潘兰珍日夜守候在侧，为他煎药、擦身。
6月初，他将自己的藏书分赠给学生和友人。每本书上都写有赠言，字迹虽然颤抖，但依然工整有力。其中一本《论语》上写道：＂读书明理，在于躬行。＂这句话后来成为石镜院学子们常常引用的格言。
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求家人将他简单的行装交给需要的人。他的旧布衣、布鞋，以及几件日常用品，都由潘兰珍转交给了贫困的学生。他生前常用的那张木桌和竹椅，则留在了石镜院，供后来的学子使用。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石镜院安详辞世。临终前，他将一个布包交给潘兰珍，里面装着他最后完成的手稿。根据他的遗愿，他被安葬在石镜院后山的一处平地上，墓前种植了一株他生前栽种的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