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后，毛主席遭遇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在外，有胡宗南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内，是多数人对于暂时放弃延安，但又不东渡黄河这项最高命令的“不理解”。

敌我悬殊的局面之下，理应固守待援，或是尽快转移至大后方，避敌锋芒。但毛主席却要以自己作为诱饵，亲率中央纵队转战于陕北山区，牵制敌人庞大的机动兵团，这虽是以小博大的绝妙战略，却也伴随着巨大风险。

在队伍向榆林靖边转移时，就曾与一支敌军部队迎头撞上，双方的直线距离仅有300米，幸亏适逢雨夜，视线不清，对方没有发觉，这才避免了一场遭遇战。不过即便是多次遇险，面对众人劝说，毛主席也总是云淡风轻地回复道：

“我们现在成了一块肥肉，跑到哪苍蝇就追到哪。让他们来吧，陕北群众好，地势也好，安全是有保证的。”

正是这种坚决和自信，给了全军将士莫大的信心。在外人眼中，毛主席总是胸有成竹，在他面前似乎就没有什么解决了的大问题。但其实只有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当时的主席也有软肋，那就是他的小女儿李衲。

当时的李衲刚满7岁，自出生起，她就一直跟在爸爸身边。延安时期，毛主席的工作十分繁重，经常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但尽管如此，他也不肯把李衲送到保育院，一定要亲自带着，陪伴女儿成长。

自从1940年，大女儿李敏被送到苏联陪伴贺子珍后，主席身边就只有李讷一个孩子。或许对于主席来说，自己已经年近半百，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同样需要儿女亲情的抚慰，而李衲就是他当时唯一的寄托。

但万事都有不如意的时候，在撤离延安之前，为了尽量疏散非战斗人员，所有中央纵队的家属子女都要先行撤往山西，这也让毛主席和李衲被迫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分别。

转战陕北，毛主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是乐观的，哪怕敌人追兵的枪炮声近在咫尺，他也依旧谈笑风生。但每每收到李衲托人给自己捎来的绘画涂鸦，他都会一边看一边哭，反复看上好几遍。

骨肉分离，是毛主席最为遗憾的一块心病。

1927年，毛主席因为要前往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只能含泪与妻儿告别。然而这一别之后，等到的却是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牺牲，小儿子毛岸龙因病夭折的消息，与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的分别更是长达18年。

因为种种往事，让毛主席害怕与亲人分别，也更期待子女的陪伴。所以当半年后，父女终于重聚的一刻，毛主席也顾不得身边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一把抱起跑到面前的李衲，又亲她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说一句:

“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则同样高兴地嚷着:

“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

只有在女儿面前，毛主席才会显示出最温柔的一面，而“娃娃”也是主席对李衲独有的称呼。

总有人说在几个子女中，毛主席更偏爱李衲，其实不然，因为革命的需要，毛主席一直辗转全国各地，和亲人聚少离多，直到形势相对稳定后，才开始有些个人的空间。而此时主席的身边只有李衲，他是把对所有子女亏欠的陪伴，都付出在了李衲的身上。

在个人生活中，毛主席总是顺着李衲，尊重她的主见和思想，多数事情不会横加干涉。但在学习工作中，毛主席却对她要求着“三个不要”：

“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

1959年，李讷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但突如其来的众多改变，却让她难以适应。

从幼年到青年，李衲一直都在父母的陪伴下，接触到的人群并不多，认识的人也对她都十分热情。但到了大学，特别是正处于激荡时代变迁中的北大，面对不同背景和不同理念的同学们，李衲却有些不知所措。

而这个时期，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又大病一场，不得不在家休学一年，情绪自然也有些低落。

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李衲提到自己内心的敏感变化，毛主席则特意给李衲回了一封长信：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为你祝贺！”

“为你祝贺”这四个字，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最殷切的期盼。对于主席来说，他不求李衲一生一定要多么的成功，但希望她不能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失去努力向上的动力，成为脱离群众“红色公主”。

而事实上在北大，李衲也确实做到了父亲要求的“三个不要”。

当时北京的年轻人，很多都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穿着不再追求朴素，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更是很时髦的事情。但李衲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自行车、手表也都是普通的国产货，在人群中并不起眼。

她住的地方也只有一间屋子，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除了一张小木床，几件简单的桌椅外，全部的家具就只是一排排的书架。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当时也在北大读书，小李衲一级，她就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过这位身份特殊的学姐：

“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我徒生感慨：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

李衲为人低调，从不显露锋芒。但大学毕业后的她，却因为一些事情连番遭到了父亲的批评和拒绝，这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一次李衲回家，警卫团的战士看到她都敬起了军礼，毛主席对此甚为不解，询问一边的汪东兴：

“李讷现在是什么职务？”

汪东兴告诉毛主席：“李讷现在是军报的总编辑。”

毛主席又问：“这个总编辑是多大的官啊？”

汪东兴回答说：“按照惯例，应该算军级干部。”

这个答案，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料之外，他脸色一沉，毫不避讳地说道：

“这不是胡闹吗？李讷这么年轻，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怎么可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其实按照当时李衲的学历和能力，包括对于革命工作多年的研究经验，负责报社的工作并没有多大困难，唯一的问题可能只是资历尚缺，毕竟此时她只有27岁。

但毛主席对于李衲一毕业就身担要职的事情，并不认可。特别是出席“抗美援越干部座谈会”时，他在参会人员名单看到了李衲的名字，竟当即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划去，并严厉说道：

“怎么会让李讷参加这个会议？她哪里有这个资格？”

关键时刻，还是周总理出来打圆场：

“李讷是军报总编辑，军报派总编辑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现在换人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这次就算了吧。”

事已至此，毛主席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会议结束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把李衲叫到跟前，并嘱咐道：

“我希望你多一点真才实学，少一点华而不实，有所为有所不为，像今天这样的会议，你以后就不要参加了。”

其实从红军时期起，毛主席就是出了名的用人“大胆”，提拔青年人才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限制。但对于李衲，他却要求得特别严格，一再要求李衲要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要担任不符合自己水平和资历的工作。

李衲自然明白父亲的苦心，所以在1968年年初，她主动找到主席请求到：

“爸爸，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我想去参加抗美援越，在战场上锻炼自己。”

听到李衲的这番话，毛主席竟一时间忘了回应，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

眼前的场景，不禁让他想起了18年前，毛岸英同样是这样站在跟前，强烈要求奔赴朝鲜战场，做志愿军的第一个兵。当时主席的回复只有一句话：

“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主席不愿提及的一个话题，他为儿子骄傲，却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丧子之痛。李衲知道父亲想到了什么，紧接着又说到：

“我想成为哥哥那样的人。”

李衲觉得父亲会同意她的请求，却没想到毛主席不仅当即拒绝了她，还严厉批评道：

“我不同意，你现在还是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要紧的事。”

在李衲面前，毛主席很少这么严肃，甚至情绪有些激动。但他拒绝女儿参加抗美援越，却并非是基于个人情感，担心她在战争中受伤，而是另有两重原因。

毛岸英在苏联时，曾参加过卫国战争，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校期间曾到苏联红军坦克连担任指导员，经历的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回国后，又经过农村和工厂的锻炼，在和毛岸英同龄的一代青年中，像他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和多种锻炼的人是不多的。

比起真正经历过战争哥哥，李衲就完全不同，她一直从事的是文职工作，对军事并不了解，在后方搞搞宣传还可以，去前线却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抗美援越的参战部队包括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余人，其中除了负责防空作战的高炮部队外，其余大部分为技术兵种。

而且当时为了保密，抗美援越战场纪律的第一条就是：

“任何战士不允许暴露自己的身份、国籍，如果被俘绝对不能开口说中国话。”

李衲身份特殊，在前线非但不能起到一些实质性的作用，而一旦身份暴露，一定会在外交上引起极大影响。不管是基于部队还是国际形势的实质情况，她都不适合去往前线参战。

说到底，在国家利益面前，毛主席是全然没有私心的。建国之前为了革命，毛主席牺牲了5位至亲：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如果是害怕牺牲，他断然不会再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说的那样：

“岸英就是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人民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也就在李衲请求抗美援越被拒不久之后，毛主席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亲自给“总政”打电话，要求免去李衲军报总编辑一职，退出现役，去革命老区井冈山参加劳动学习。

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隐姓埋名地去革命老区做劳动，这样巨大的落差，让一向不徇私情的周总理都有些心疼李衲，劝说主席：

“李讷的身体不那么好，你的身边也需要有人陪伴，就让李讷留在北京吧。”

毛主席回复到：“别人的孩子能够上山下乡，我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去修地球？”

修地球就是当时“吃苦”的意思，毛主席把毛岸英送上战场，把李衲送去劳动，理由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孩子要做些什么，毛泽东的孩子也应该去做。

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无私，也是一位父亲的伟大。而对于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李衲也完全能够明白，她晚年就曾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父亲给子女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