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建发 冯帆

毛泽东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的手迹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展开。同年冬，为了开展锄奸以及清查特务，整风运动正式转入审查干部阶段。

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要“清除内奸”，开展“抢救运动”。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受“左”倾错误影响，审干运动从部分单位内部审查开始，逐步扩大到各机关、学校普遍的干部审查。审干的主要方式除公安保卫机关的侦查、审讯等手段外，更多地采用广泛的群众斗争的方式。审查的方式从个别谈话到大会批斗，从自我坦白到互相检举。在这种趋势下，米脂全县8万余人口中就“坦白”出特务、汉奸1606人。一度搞得“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严重偏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审干方向。

在运动开展过程中，绥德分区的审干肃反和“抢救运动”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典型。1943年，绥德师范学校相继发生了“贴黑头贴子”（匿名张贴标语）和“打石头”（校教务主任杨典被人用石头击打）案件。在当时背景下，校领导很快认定这些是反革命事件，并成立了“抢救运动”领导班子，号召师生们检举揭发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汉奸。1943年9月，绥师的“抢救会”连开了9天，“抢救”出了230个“特务”，占全校师生总数的73%。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

9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绥德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绥德师范学校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此事引起了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的注意。为了安定人心，消除不良影响，习仲勋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对“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和纠正。同时，习仲勋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反特运动”发生的情况，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

绥德分区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1943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时，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他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10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绥德有关“反特运动”的材料后，又作出批示：“已阅。此件甚好，已用党务广播发各根据地干部阅读。”“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12月27日，毛泽东签署了《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对“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1944年1月，边区召开保安科长联席会，检讨了“反特运动”，布置了甄别平反和“摘帽”工作，纠正下级干部中存在的“特务如麻”的错误思想。例如，绥德当时为一个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这位青年叫聂眉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她16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在“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上承认了自己是“特务”。

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最终，绥德分区将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一一进行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公安保卫部门及时认识到错误思想的危害，并进行反思和纠正，因此迅速消除了审干和“抢救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这一系列工作中，绥德分区公安保卫部门及整个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逐渐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明辨是非，保障人权，废止肉刑，注重实证，宽大政策以及内部肃反少捉不杀”的一套成熟的工作经验。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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