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北京的一家书店里，一场关于莫言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有人翻看着《丰乳肥臀》，有人细品着《红高粱》，而有人则在争论莫言对红色经典的评价。

这种场景让我想起莫言在多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坛的激烈批判，以及他对红色经典的挑战。

让我们一起探讨莫言在演讲中表达的观点和背后的故事。

莫言的文学道路充满了波折和不确定性。

小时候，他并没有成为作家的梦想，只想着怎样填饱肚子。

莫言的文学梦，起初只是为了能有三顿饺子吃，这样简单又真实的梦想，让人忍俊不禁。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文学的兴趣逐渐增加，并最终决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他的演讲中，莫言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环境，这段真实的经历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莫言说他是在社会经济贫困、政治环境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这样的背景让他的文学梦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他向自己告诫要少说话，因此有了“莫言”这个笔名，结果就是他话并未少说，反而成为了一个既会写又会讲的作家，连王蒙都称赞他口才好。

在多次演讲中，莫言对1949年至1979年的文学作品进行了严厉批判。

他认为，中国真正的文学应该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他所说的是真正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作品。

莫言以西方小说影响为契机，号召解放作家的思想，摧毁旧有的文学观念。

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红色经典作品的重要性。

莫言直言，这些作品由于受时代局限，作者不敢也不愿意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

这种主观臆断在老作家们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毕竟他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新旧社会的对比，那些书中的情感和信念深深地触动了他们，同时也感染了读者。

莫言所说的“土崩瓦解”的文学观念，击碎的是工农兵文艺的道路，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

莫言不仅否定了上世纪的红色经典，还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重新定义。

他认为，革命历史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远不及新历史主义小说，且站在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写作太过片面、太不真实。

他认为文革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是极端荒谬的，必须抛弃掉，开辟新的创作道路。

这个说法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毕竟革命历史小说是当时作家们的心血，他们表达的共产主义情感是公而无私的，不能被简单地批判为片面和不真实。

莫言的一些观念甚至让人觉得他已经咬牙切齿。

他提到前辈作家由于受时代限制，只能站在阶级立场上写作，而莫言自己站在人类立场上，他希望能以这种立场写作的作品能被广泛接受和赞赏。

有人反驳道，所谓“超阶级”的立场根本不存在，它像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鲁迅早在90多年前就有过类似的论述。

红色经典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老作家们的革命历史小说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爱国主义情怀，而莫言以“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名挑战了这一切，他对红色经典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攻击，认为革命历史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远不及他自己的作品。

莫言在多次演讲中都强调，一些作家受到时代限制，不敢表露真实情感，红色经典作品也因此失去真实性。

但读者们的感受并不这样，他们认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是真实的，那种理想与信念贯穿于整个作品，特别是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在《红旗谱》中是那么纯粹、高洁。

莫言对8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赞美有加，他认为自己和同行们写出了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

这种自我赞美引发了一些争议，毕竟评价作品的好与坏，最终还是读者说了算，莫言提到的德国人顾彬还曾对莫言的作品做出过苛刻的评价。

在莫言看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脱离政治约束，以自由创作为追求，这种思想解放是对旧有文学观念的巨大突破。

一些读者却选择屏蔽这样新潮的文学，沉浸在红色经典带来的触动中。

从莫言的演讲和他对红色经典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变化与发展。

有人认为莫言打破了旧有观念，释放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有人却觉得红色经典中的信念和情感更加真实和感人。

这场文学上的较量，不仅仅是两个时代的对话，更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度探讨。

最终，哪种文学更符合读者的心声，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答案。

这场关于文学的讨论，打开了更多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