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许多质疑中医的人，总喜欢引用鲁迅先生对中医的态度，认为鲁迅先生都否定中医了，中医还有用吗？似乎鲁迅先生一言九鼎，他的态度就是真理的标准。鲁迅先生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的呢？这要从他父亲的病谈起。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各写了一篇谈他们父亲的病的文章，题目都叫《父亲的病》。鲁迅先生写的是散文，见于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而周作人写的是回忆文章，是纪实的，分上、中、下三篇，见于他的《知堂回想录》。我这篇讨论鲁迅先生父亲的病的文章，主要参考周作人的回忆文章。
鲁迅先生的父亲究竟死于什么病？现在没有资料可以查看，在兄弟俩的文章中也没有记述病状，只是从周作人的叙述中约略知道一点。
从发病前的情况看。鲁迅先生的父亲首先是郁结伤肝。鲁迅先生的祖父为儿子考试行贿主考官，由于具体办事人的鲁莽，致事情败露，成为当时惊动朝廷的重大的考试作弊案，鲁迅先生的祖父因此被判斩监候，相当于今日的死缓，收在杭州的监狱里。这对鲁迅先生的父亲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中医学认为，肝为将军之官，性喜条达。如情志不舒，肝失疏泄，则血液运行不畅，以致肝之脉络为瘀血阻滞；肝气郁结不舒还能横逆犯脾胃，脾胃受克，运化失职，水液运化发生障碍，以致水湿停留，痞塞中焦而成鼓胀。鼓胀相当于今日的肝硬化腹水失代偿期。其次是劳欲过度伤肝。中医认为肝为罢极之本，所以过度劳累，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体力上的，都容易伤肝，造成疲乏无力，精神状态差，甚或引发其他病变。鲁迅先生的父亲因为他妹妹的丧事而过度操劳。周作人这样写道:“ 父亲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头的"，他忙于“ 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的丧事，这是一件极其不易的工作"。作为娘家的人，他一手操办了在长庆寺的水陆道场法事。最后是饮酒伤肝。中医认为酒伤肝，特别是有肝病的人更不能饮酒。西医也认为饮酒伤肝并能致肝癌。鲁迅先生的父亲是一个喜欢饮酒的人。据周作人回忆，他大吐血停止之后，“晚饭时还喝点酒”。实际上那时他的肝硬化已到晚期了，不过没有引起重视而矣。
从发病的症状看。鲁迅先生的父亲的病真正出现症状，依周作人的推定是在“ 乙未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最早的症状是“ 突然的狂吐血”，量“是不很少”。急以陈墨汁止血，“ 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这个狂吐血实际上就是门静脉高压导致胃底和食管静脉破裂而发生的急性大出血。幸好后来止住了，病情平稳了一段时间。但以后出现了水肿。鲁迅先生写道:“ 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终至出现临终前喘气。“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这是肝硬化晚期出现的因腹水增多，压迫肺组织导致肺功能下降，或因肺部感染引起的心肺功能衰竭。
从用的药引看。鲁迅先生父亲生病的时期，鲁迅先生和周作人还是小孩子，不可能了解他们父亲疾病的治疗过程，当然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用的什么药，只是分配他们一项工作一一找药引子。有两个药引子与鼓胀病有关，兄弟俩的文章都谈到了。第一个是蟋蟀。蟋蟀是虫类药，入膀胱、小肠经，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对小便不通，尿路结石，肝硬化腹水，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第二个是平地木。平地木是草本药，入肝经，有清利湿热、活血化瘀的作用。用于治疗黄疸性肝炎，也可以用来治疗水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父亲患的是鼓胀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肝硬化腹水。中医认为鼓胀病是“风、劳、鼓、膈”四大疑难症之一，很难治愈。西医认为肝硬化腹水是肝脏病变的终末阶段，肝脏出现了严重的纤维化，其本身结构遭到破坏，这时即使经过规范的治疗，也无法逆转，更无法治愈，还有进一步成为肝癌的风险。但鲁迅先生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或者他还没有这样的医学知识。他很爱他的父亲。父亲的死，他很难接受。由于受过父亲狂吐血的惊吓; 看到父亲在临终前的喘气的艰难; 通过找药引子，部分地参与了父亲疾病的治疗活动，鲁迅先生认为这些医生没有治好他父亲的病，反而骗了不少钱; 认为不仅是医生的无德无能，更是中医的无用。他认为如果那时有西医，他父亲的病会治好的。他说:“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歧伯的嫡派门徒包办。”并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的‘命’。”
鲁迅先生对中医的偏激的态度，表现在他以犀利的笔调对他看不惯的人和事冷嘲热讽。在他的文章中，他对中医用药引子这事极为反感，尤其是要他们小孩子找原配的一对蟋蟀。他写道:“ 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查本草，蟋蟀入药，并无原配这类的记载。按周作人的说法，那或者是鲁迅先生散文的“ 诗意” 的笔调，讥讽医生的迂腐，证明中医的谎诞。鲁迅先生对为他父亲治病的医生，笔下更是毫不留情，尤其是最后一个为他父亲治病的何廉臣医生，鲁迅先生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叫“陈莲河”。这位姓何的医生，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何秀山就是大名鼎鼎的绍派伤寒名家。他本人不但学识渊博，医技精湛，而且还是一位誉满杏林、德高望重的医事活动家。他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至今仍是中医师们重要的参考书之一。然而鲁迅先生对这位中医大师却竭尽讽刺揶揄之能事。那个找原配的一对蟋蟀做药引子的事就安在他的名下。还说他用败鼓皮丸来骗钱，认为他的诊费太贵。他这样写道:“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但周作人认为不是这样的，他写道: “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但象鲁迅先生父亲这样的病，隔日看一次，如此看了年余，这对家道中落的周家，周作人说: “的确是沉重的负担”。
基于鲁迅先生对中医的态度，许多否定中医的人以为打鬼找到了钟馗。中医的科学不科学，有用无用，以名人对它的态度而定。这是对生命科学的不尊重，更是对中医学的无知。名人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你要批评某种理论必须通晓这个理论。也就是说，你要批评中医必须通晓中医，凭感情用事是不行的，你的批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在鲁迅的时代，不少地主阶级的士绅家庭，还多少懂一点中医。鲁迅先生的祖父，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在杭州服刑期间所读的书中就有徐灵胎的医书。
鲁迅先生因为父亲的病被“误治"，苦于当时没有西医，决定去日本学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学文，他认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比拯救身体更重要。因此，可以说，鲁迅先生的西医知识是有限的，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可能反思当年他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西医能不能治好。相反地，他将少年时代因爱父情结而产生的对中医的否定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出来。今天的所谓懂科学的人拿鲁迅先生父亲的病来说事，并以之为证据来否定中医，这个证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鲁迅先生父亲的病即使今天的西医也同样治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