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党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与其接班人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图源：AFP
21世纪西欧激进右翼政党（Radical Right Party）的勃兴挑战了人们的预期。这些曾经的“边缘性”政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既挑战了西欧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也冲击了现行的政治秩序和政党体系，在一些西欧国家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以法国国民联盟为例，在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带领下，国民联盟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中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民联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玛丽娜·勒庞“去妖魔化”战略的成功。在“去妖魔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民联盟淡化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时期的激进形象，逐步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转向，以及文化、经济和社会议题的新民粹主义重构。被誉为“西欧最成功的右翼民粹政党之一”的国民联盟的动员议题转型现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展现了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在传统意识形态和议题所有权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突显出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为了打破政治发展桎梏、实现执政野心所作出的积极改革。虽然以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在选举上的成功以及政策上的转型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对国民联盟动员议题的转型动因和特征的分析尚有不足，尤其忽视了国民联盟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共和主义转向以及议题所有权的新民粹主义重构。本文试图从法国国民联盟意识形态共和主义转向的视角出发，对玛丽娜·勒庞开启的动员议题转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厘清转型的过程、特征、动因与前景，阐明以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动员议题转型，实现从利基政党向主流政党的成功转型。此外，鉴于玛丽娜·勒庞任党主席以来实行的“去妖魔化”战略以及个人的“领袖魅力”构成国民联盟成功转型的重要动因，国民联盟能否在后勒庞时代继续深化转型并在下一轮法国大选中真正实现执政党地位的转变，也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1 前国民联盟的兴起及其议题特征
政治学界对激进右翼政党在21世纪迅速崛起的重要现象追根溯源，主要产生了需求侧宏观结构和供给侧微观维度两大视角。这些分析路径之间相互论争同时相互补足，为以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解释性框架。（一）需求侧：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四重逻辑经济利益受损论、文化价值反弹论、社会结构变迁论以及自由民主政体局限论成为了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宏观理论背景，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重维度阐释了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大规模兴起的选民需求以及外在动因。第一，经济利益受损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贫困与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经济因素构成激进右翼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去工业化以及经济危机后的紧缩政策等因素对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害，被新经济格局所抛弃的群体数量尤其是工人群体不断增加，这些群体对既有政党和政治体制充满了不满和怨恨。激进右翼政党利用了这种情绪，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全球化、移民和国际机构，并承诺保护国家利益和恢复经济安全，提倡贸易关税和限制移民等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并承诺解决工人阶级的需求。经济利益受损论得到了有关探究分配不平等问题文献的支持。例如，皮凯蒂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表明，21世纪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导致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人口的相对收入下降，而收入降低往往伴随着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流动性下降以及经济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增强。第二，文化价值反弹论。该理论认为，虽然经济利益受损论为理解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框架，但忽视了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在激进右翼政党崛起中的作用。持有文化价值反弹论的学者强调，对进步主义价值观、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以及保守主义文化的反弹才是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关键要素。许多工薪阶层选民认为移民对他们的认同感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而这些工人阶级选民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只要觉得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威胁都更有可能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英格尔哈特在他的《文化演进》一书中指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由工薪阶层价值观的转变所推动。随着传统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服务业的发展，许多工薪阶层选民感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和认同感受到了威胁，这助长了对承诺保护其经济利益和保留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第三，社会结构变迁论。该理论主要从政党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后工业社会对基于阶级意识形态的政党与选民联盟的解构效应，来阐释大量传统左翼阵营选民转向激进右翼政党的现象和过程。工业社会以阶级分野为主导的单一冲突模式受到后工业时代“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形成了阶级分野和价值分野并行的双重冲突格局。新的社会分野和政党竞争格局为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现实土壤。在新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左右翼政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试图跨越传统左—右的政治分野，设定一系列新议题框架，政党在与选民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结盟关系：政党与社会之间不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状况结盟，而是多种向度的复合结盟与合作。第四，自由民主政体局限论。该理论认为，仅凭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其崛起在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固有缺陷和局限性的显现。民主制度的僵化导致政治建制派与人民关切日益脱节，削弱了人民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家的信任。随着普通大众对政治进程的幻灭感和犬儒主义的日益增长，他们开始转向那些承诺动摇政治建制派统治并解决民众真正关切的政党，人民的不满最终被承诺代表普通公民利益的激进右翼政党所利用。此外，自由民主制度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拥护侵蚀了国家主权、家庭、宗教和社区等传统政治观念和政治机构，使一些选民的不确定感增强，而激进右翼政党通过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言论提供了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二）供给侧：前国民联盟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动员议题设置除了从需求侧的层面来解释选民不满的根源以及激进右翼政党的成功，过去十年里学者也积极地从供给侧即激进右翼政党做出的战略选择以及他们所处的政治机会结构来解释其成功崛起的原因。就供给侧层面而言，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就此衍生的动员议题设置对于提升政党竞争能力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近年来法国国民联盟的崛起及其转型，有必要先厘清让-玛丽·勒庞领导下前国民联盟的演化过程及其动员议题的主要特征。国民联盟原名为国民阵线，由让-玛丽·勒庞于1972年创立，并在他的领导下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2年至1983年。前国民联盟起初是一个小规模的边缘性政治运动，由几个法国新法西斯和民族主义政党联合而成。该党成立之初旨在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推翻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领导的腐朽政权并抵御共产主义思潮在法国的蔓延。第二阶段为1983年至1999年。这一阶段的国民联盟把注意力集中在如去工业化造成的失业、移民对法国身份和文化的威胁等民族主义议题。这些议题为让-玛丽·勒庞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在1988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排名第四，并为国民联盟在当年的立法选举中的优异表现做出了贡献。然而，在让-玛丽·勒庞发表了几次反犹太和种族主义言论后，该党在整个90年代都遭受了负面报道。第三个阶段为2000—2010年，国民联盟在选举中的优势有所下降，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也趋于温和。该党试图淡化其在移民和国家认同等问题上的一些极端的立场，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来扩大其吸引力。然而，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成效有限，该党大多数时候只是利用他们的经济计划来实践他们的核心意识形态立场，在某些问题上的极端立场仍然继续限制着其对主流选民的吸引力，并阻碍了其成功组建选民联盟的能力。整体而言，让-玛丽·勒庞领导下前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坛的迅速崛起，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核心意识形态以及在移民等关键文化议题上确立所有权的能力。前国民联盟拥有一些包括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法律与秩序等在内的价值理念，政党的议题所有权与这些核心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首先，前国民联盟倡导民族主义价值观和由此衍生的仇外心理，这让移民议题成为动员议题设置的核心。虽然移民议题在前国民联盟成立的70年代并不重要，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移民问题的显著性增加，前国民联盟将移民议题提升到整个政党宣传的中心，确立起倡导严格边境控制和移民政策以及限制移民权利的移民议题所有权。让-玛丽·勒庞强调保护法国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重要性，并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威胁到法国的身份认同，他曾将法国人的身份描述为“白人、欧洲人和基督徒”。通过将自己定位为法国民族身份的捍卫者，前国民联盟将自己与主流政党的在文化议题上的所有权区分开来，使得该党对那些担心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受到侵蚀的选民极其有吸引力。其次，前国民联盟倡导法律与秩序的价值观，这促使其建立了与安全和道德议题相关的议题所有权。前国民联盟捍卫社会生活中的传统秩序和保守主义的文化，抵制同性恋、堕胎、毒品、淫秽等事务，有时甚至抵制离婚。前国民联盟除了经常用民族主义的论点来明确捍卫法律和秩序，也经常使用传统保守主义和宗教的理由，具有很强的反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特征。国民联盟由此确立了一些安全议题的所有权，强调对罪犯更严厉的惩罚，如全面提高刑期甚至要求恢复死刑、要求政府在完善执法机关的人员和设备等方面提供支持以及强调更多地使用监视和其他安全措施的必要性。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关注吸引了关注犯罪率上升的保守选民，因为他们认为主流政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最后，前国民联盟倡导自然秩序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这导致国民联盟支持重市场分配、轻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前国民联盟大多使用强烈的新自由主义修辞来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但他们的一些经济议题设置在本质上仍然遵循了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念。前国民联盟同时也支持包括国家补贴、保护主义措施在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倡导由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将国家福利限制在本国人民的身上。不过整体而言，经济议题在让-玛丽·勒庞领导时期并不重要，仅仅停留在空洞修辞的层面，缺少具体政策的制定。因此这一阶段经济议题中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前国民联盟的动员议题虽然为该党奠定了一定的选民基础，但也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其一，选民基础薄弱，难以上台执政。前国民联盟的选民基础主要由受教育水平低的中年男性构成，他们主张民族至上、反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等政策。前国民联盟表现出的激进极右翼特征，既让左翼的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对其颇为忌惮，也让工人阶级与上层精英对它持有戒心，即便是传统右翼政党也无法认同其激进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国民联盟成功地在移民和安全议题上建立了所有权，但该党在移民和民族认同等问题上的极端立场使其难以吸引主流选民，无法建立成功的选民联盟。其二，政策空泛导致动员能力强但治理能力弱。虽然以移民等文化议题为主导的动员议题模式使得激进右翼政党获得选民关注，但相较于诉诸客观事实，激进右翼政党往往通过煽动民众情绪和信念达到了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缺少有效且逻辑连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历次法国总统大选进程及其结果表明，因为无法在政治辩论中提出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仅主流媒体与传统左右翼政党纷纷讥讽其言辞扑朔不定，而且选民也对前国民联盟缺乏信任。许多选民仅仅将其当作发泄对精英阶层不满的“政治工具”，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出于切身利益安全性的考量，这些不满于精英阶层的选民还是会将选票投给主流政党。玛丽娜·勒庞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体作品《逆流而上》（à contre flots）对前国民联盟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她在书中说道：“如果极右翼政党想要统治法国，它必须向不愿与它接触的政治群体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她显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改变负面形象、努力拓宽选民基础、不落入传统窠臼是前国民联盟转型的首要诉求，这为接下来前国民联盟的成功转型奠定了目标和基础。2 新民粹主义重构：玛丽娜·勒庞时期国民联盟的动员议题转型
（一）玛丽娜·勒庞的“去妖魔化”战略及其成效虽然玛丽娜·勒庞未能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击败马克龙进驻爱丽舍宫，但在2017年的基础上取得了极大进展，玛丽娜·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的得票率从2017年的33.9％提高到2022年的41.45％。此外，国民联盟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从2017年的8个席位大幅提高到2022年的89个席位，一跃成为国民议会中的第二大党。2022年的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结果见证了国民联盟十五年来在法国政坛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持续过程。与让-玛丽·勒庞时期相较，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时期，国民联盟在议会选举、地方选举、大区选举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全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见表1）。对于国民联盟而言，2022年的议会选举也许是一场“关键选举”，标志着国民联盟已经成为法国议会制度中的重要政党。
国民联盟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玛丽娜·勒庞自担任党主席以来采用的“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战略。自玛丽娜·勒庞2011年1月担任国民联盟主席以来， “去妖魔化”目标构成了国民联盟根本性的变革方向。“去妖魔化”一词最初由前国民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布鲁诺·梅格雷（Bruno Ｍégret）提出，玛丽娜·勒庞当选为党主席后重新提出了这一概念，将其作为清除党内激进元素、实行议题转型的纲领性战略。这一战略主要由三方面内容组成。首先，清除党内的极端主义派系、吸收前共和左翼成员并招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政治候选人，以塑造国民联盟包容且多元的形象。让-玛丽·勒庞领导下的前国民联盟包含着许多极端右翼派系，他们反对现代性与自由主义文化，提倡种族主义并对法国曾经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深深怀念。为了与过去的极端主义保持距离，玛丽娜·勒庞在获得领导权后就开始清除党内极端分子，如她的父亲、该党的创始人和前领袖——让-玛丽·勒庞。在清除历史意识形态包袱的基础上，玛丽娜·勒庞大量吸纳了前共和左翼成员及其意识形态，例如，公民运动（政治光谱上属于共和左翼）的创始人贝尔特兰·杜特伊尔·德·拉谢尔（Bertrand Dutheil de la Rocheère）加入了玛丽娜·勒庞的总统竞选团队，并负责该党的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其次，国民联盟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转向。为了提高其政治正当性和获得更广泛的选民基础，玛丽娜·勒庞推动该党致力于拥护和利用法国共和主义的价值观。转型后的国民联盟开始使用如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共和主义的语言和符号，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反对欧盟等议题，使得其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的拒绝更能够为主流选民所接受。在伊斯兰移民议题上，该党利用共和主义思想中的世俗主义价值观进行了逻辑重构。国民联盟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更为温和的立场，改变了之前的反伊斯兰移民绝对化立场，转而关注将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世俗社会的必要性。尽管人们对国民联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了法国共和主义原则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玛丽娜·勒庞利用共和主义修辞成功地将国民联盟转变为法国政治体系中更合法、更主流的政治力量。最后，玛丽娜·勒庞吸纳了传统共和左翼政党的经济和社会分配议题，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新民粹主义政策计划。玛丽娜·勒庞借用了传统左翼的语言，指责左翼和右翼的既有政治阶层忽视普通法国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福利，她把自己标榜为“看不见的大多数人”的代表，将国民联盟定位为普通法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玛丽娜·勒庞提倡的新民粹主义经济与社会措施包括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保护主义立场、强调保护传统产业和就业，以及加大对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资等，从根本上逆转了前国民联盟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这一转变遭到了传统激进右翼人士的批判，党内支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前代表人物伊万·布洛特指责玛丽娜·勒庞变成了一个倡导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玛丽娜”（Marine la rouge）。更有甚者指责她接受了雅各宾派的传统，背叛了该党的意识形态遗产。与让-玛丽·勒庞时期相比，玛丽娜·勒庞的“去妖魔化战略”至少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共和主义的修辞和民粹主义的新经济社会政策为国民联盟的形象增添了一种体面的氛围。玛丽娜·勒庞利用主权、平等和世俗化等共和价值观来批评进步主义和多元主义价值，使得激进右翼批评者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后者无法再用传统的种族主义标签对其进行批评。其次，该战略让玛丽娜·勒庞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法国选民，促使选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前国民联盟的选民群体由男性所主导，女性选民在该党的选民比例中一直偏低，而玛丽娜·勒庞的新议题纲领在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共鸣，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缩小了选民性别之间的差距。此外，国民联盟对经济保护主义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的强调，吸引了更多中老年选民、工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选民的支持，大幅增加了选民群体的多样性（见表2）。根据国民联盟形象的年度晴雨表，2017年将她视为“民族主义和仇外极端右翼”代表的样本比例接近50％，而五年后降至40％。
（二）意识形态上的共和主义转向与文化议题的逻辑重构在国民联盟动员议题的转型过程中，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统领全局的重要作用。法国激进右翼政党传统上对共和主义思想极为排斥，让-玛丽·勒庞领导的前国民联盟就是拒斥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和世俗遗产，捍卫法国君主传统和天主教会的典型代表。与这一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玛丽娜·勒庞不仅将共和主义作为国民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石，而且试图将国民联盟打造为法国共和主义理想和价值的唯一捍卫者。玛丽娜·勒庞于2011年1月在图尔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宣称，她领导下的国民联盟旨在恢复被“阶级政治”抛弃和背叛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传统价值观”。通过意识形态从极端保守主义向共和主义的转向，玛丽娜·勒庞将国民联盟重新定位为法国政治版图内的合法政治力量，而非与主流政治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或极端组织。国民联盟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和主义转向意味着该党在价值观和议题设置上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对共和主义符号和语言更有战略意义的使用。通过友爱、人民主权和世俗主义等在内的法国共和主义原则，玛丽娜·勒庞对国民联盟的移民和反穆斯林等文化议题进行了逻辑上的理性重构，淡化了其文化议题的激进色彩。移民问题一直是前国民联盟的传统核心政治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该党吸引激进右翼选民的重要原因。玛丽娜·勒庞采取的战略变革并没有削弱移民议题在动员议题中的重要性，但却改变了该党在移民议题上的基本逻辑。前国民联盟主要将移民与公民失业问题和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国民联盟转向了共和主义的核心概念——友爱（fraternité）。玛丽娜·勒庞以移民会破坏共同体的友爱和信任为理据对移民问题进行了逻辑重构。玛丽娜·勒庞认为，友爱是一种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的共同体中的情感，只有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时，这种情感才能存在，而法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对纳税的同意都建立在友爱原则之上。友爱和信任对现代福利国家至关重要，因为多元化可能会使“维持广泛的社会项目，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向穷人实现实质性的再分配更加困难”，因为它“难以产生跨越种族界限的民族团结和信任”。除了友爱，玛丽娜·勒庞还利用于共和主义中的人民主权（souveraineté populaire）理念来重构反移民议题。共和主义中的人民主权理念强调人民的同质性和人民利益的至高性，但就人民应该如何发挥他们的主权性权力而言，不同思想家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国民联盟诉诸了共和传统中卢梭式的人民主权，声称应该将移民议题交给全民公投来裁决。其理据在于，法国人民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他们希望看到的移民政策，凭此来恢复他们的主权，这场公投将是一个“法国宪法优于国际标准”的申明。玛丽娜·勒庞还利用人民主权的修辞提出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政策，以消除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玛丽娜·勒庞提出了“国民优先”（priorité nationale）政策，即在同等能力水平下，法国国民包括归化公民应该在就业、社会服务和社会住房方面得到优先考虑。国民联盟用以重构文化议题的另一个共和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世俗主义（laicité）即国家和宗教分离原则。前国民联盟长期以来一直遵循保守的天主教教义并批评世俗国家，然而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该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前国民联盟反伊斯兰“话语”中所特有的夸张和激进语言，转向了使用世俗主义价值来重构反伊斯兰文化议题。玛丽娜·勒庞对世俗主义的强调导致该党将其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框定在与法国世俗主义的兼容性方面。在她看来，坚持国家和宗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原则构成法国反对伊斯兰教教义和文化的重要理由，而法国的穆斯林社区侵犯了世俗主义所设定的界限。她反复指出，伊斯兰教在法国是一个相对的新来者，而基督教已经在法国历史上流传了几个世纪。因此，应该由伊斯兰教来适应法国，而不是相反。她的反伊斯兰政策不是驱逐伊斯兰移民和清除伊斯兰文化，而是在法国培养一种接受“清真寺”独立于国家的“伊斯兰世俗主义”。玛丽娜·勒庞对世俗主义的关注必须放在当代法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不安全感”的背景下理解。世俗主义作为建构法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要素，以反对伊斯兰教教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在世俗主义建构的身份认同框架内，伊斯兰教以及法国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代表着“他者”，这让国民联盟可以将自己描绘为法国国民身份和共和主义价值观的捍卫者，而不是一个反伊斯兰的仇外主义政党，有助于将国民联盟的吸引力扩大到传统的保守派天主教徒之外。玛丽娜·勒庞对世俗主义的强调代表着一种战略上的转变，即切断国民联盟与保守性天主教教义的历史联系，转向更加世俗和共和化的平台，这使得勒庞对世俗主义的强调在吸引更年轻、更世俗的选民方面特别有效。（三）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新民粹主义重构除了对文化议题的逻辑重构，玛丽娜·勒庞还利用共和主义价值观创建了议题更为广泛的民粹化经济和社会议题，大大拓宽了该党的动员议题范围。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前国民联盟的经济提案已经开始向左倾斜，而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国民联盟穿上了再分配、社会正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外衣，与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完全决裂。通过1986—2022年间国民联盟竞选方案中提出的500项经济和社会政策演变轨迹（见表3）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经济议题明显左转，自2012年以来，国民联盟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大幅减少，而再分配议题则成比例增加。相较于与让-玛丽·勒庞任期内国民联盟所提倡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竞选政策，玛丽娜·勒庞吸纳了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强调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大幅度增加了以平等和公正原则为核心的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在议题中的比重，形成了经济和社会议题方面的新民粹主义重构。对经济和社会议题的重视和新民粹主义重构是玛丽娜·勒庞自2012年担任国民联盟领导人以来“去妖魔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国民联盟吸引普通工薪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关键性政治筹码。玛丽娜·勒庞通过将受到普通工薪阶层关注的社会经济议题与移民和安全等更传统主题相结合，不断强调和宣传这些原则和议题如何被建制派背叛和贬低，从而采取了一种广受普通民众欢迎的议题动员机制。玛丽娜·勒庞2022年的总统竞选纲领延续了这一新民粹主义转向，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议题，有近四分之三的动员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重新分配和社会保护政策占据经济和社会议题的三分之二（66％），这是自国民联盟进入法国政治舞台以来的最高比例。
就经济议题而言，国民联盟在共和主义的修辞下吸纳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政策。玛丽娜·勒庞强调，共和国的复兴首先意味着法国重新夺回主权。由于法国的主权已经被银行、国际金融市场和投机者所掌控，只有法国重新掌控自己的经济主权才能实现复兴目标。为此，玛丽娜·勒庞在2012年的竞选中提出了“经济爱国主义”的概念，呼吁采用“明智的”保护主义来保护普通法国公民免受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破坏，包括用明智的保护主义来反对不正当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混乱，并要求法国各级政府依法将采购合同授予法国公司。在2022年的竞选纲领中，玛丽娜·勒庞延续与“经济爱国主义”概念相关的议题，与保护主义相关的经济提案占到了约14％。这些议题不仅强调法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先地位，保护法国经济免受不公平竞争如重新审视不尊重法国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措施，而且还提出了对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保护措施，例如，实施优先考虑中小企业参与公共市场、将补贴与创造就业机会和地区规划政策挂钩和消除损害本地中小企业的企业地产税和对本地再制造产生负面影响的生产税（见表4）。
3 国民联盟议题转型的动因探究
自2011年玛丽娜·勒庞开启国民联盟“正常化”轨道以来，玛丽娜·勒庞总统竞选的绝对优势不断上升，成功地朝着主流政党方向发展。整体而言，驱使国民联盟议题动员逐步转型的动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第一，转型的初始动力源自于玛丽娜·勒庞改善政党形象、谋求执政党地位的野心。前国民联盟的动员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议题设置结构上严重依赖极具煽动性的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和威权主义等文化议题来壮大声势，忽视具有可行性的经济和社会议题，其有限的经济经济和阶级议题只是实践其特定价值立场的政治策略，而不注重实际效能。根据以往的选情分析，法国东北部和东南部的“锈带”是国民联盟的主要票仓，而这些地区的民众大多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和物质匮乏的困境，从激进右翼政党自身力图谋求执政党的战略定位来看，虽然以移民议题为核心的战略定位是国民联盟的政党特色，但是该党若要继续扩大自身的选民基础，仅靠移民问题谋求“现代化受损者”的支持并非长久之计。过往的实践表明，无论是传统上执政过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还是当前正执政且标榜“不左不右”的中间派政党——共和国前进党，都是靠不断回应选民的经济社会需求才得以扎下深厚社会根基。因此，拿出有说服力的、可操作的经济纲领来切实改善选民的生活状况也是必然之举。第二，政党之间的议题竞争格局是促使国民联盟议题转型不断深化的持续动力。作为“利基政党”的国民联盟在与主流政党的战略互动中，不断调整其政党战略，以适应新的政党竞争格局。从2012年的总统竞选来看，国民联盟主要通过“远离战略”来把握主流政党在政党竞争中忽略的议题，即通过制定与主流政党不同的政策定位，弥补了主流政党对民众回应能力不足的缺陷，进而扩大选民基础并实现选票最大化。正如玛丽娜·勒庞在2012年总统竞选纲领的第3页所明确指出的，通过降低工资和废除社会保障体系让法国重新变得有竞争力是人民运动联盟（UMP）的选择，而根据财政行事并且拒绝严厉的紧缩计划则是她的选择。此外，玛丽娜·勒庞还通过提倡主流政党所反对的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和养老金等新民粹主义措施，与中下层群众以及老年群体建立特定联系。此外，从2017年和2022年总统竞选来看，国民联盟还采用了“适应性战略”，更加关注其它政党的特色议题来削弱其它竞争性政党的立场独特性。具体来看，2017年和2022年与其竞争的主要左翼政党即共和国前进党，被归类为中间派政党。国民联盟为了与包罗万象且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共和国前进党竞争，除了继续专注移民和文化议题外，逐渐提升对经济社会领域政策的关注度，以争夺左翼经济议题上的议题所有权。此外，当国民联盟观察到将生态和环保作为议题所有权的绿党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内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大放异彩时，马上加大了对生态议题的关注力度，试图以此来争夺关注环保问题的选民群体。整体而言，正是在与其他政党不断进行议题竞争的过程中，国民联盟实现了议题多元化的转变。第三，议题转型不断深化是国民联盟应对法国内外困境的战略选择。国际环境的突变促使国民联盟议题转型的不断深入。国民联盟的议题转型更是受到了自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恢复乏力，法国面临国内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福利、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等多重痼疾的影响。现实的经济社会困境迫使国民联盟不得不进行有的放矢的转型，通过关注经济议题来回应现实关切，尤其是回应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由此可见，国民联盟的议题变革是应对法国国内经济困境、解决前国民联盟议题设置回应性不足的必然之举。2022年益普索组织 （IPSOS）的社会调查中，46％的法国人认为诸于购买力停滞、社会不平等加剧等社会危机是法国目前正在经历的重大危机，并可能对子孙后代和国家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回应这些社会危机，玛丽娜·勒庞在2022年总统大选时对就业和提升公民购买力问题提出明确主张。整体而言，国民联盟的议题转型十分切合普通民众的诉求，2022年IPSOS第9波选举调查显示，国民联盟与购买力、移民、养老金、环境等议题的关联性是很多选民在2022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投票给玛丽娜·勒庞的重要原因。4 国民联盟的前景分析
议题转型后的国民联盟一路高歌猛进，在2022年的总统竞选和国民议会竞选中创下该党有史以来最佳表现，成为了法国政党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从地理上看，国民联盟巩固并扩大了其在法国北部和东部以及地中海地区的代表性。事实证明，国民联盟以新民粹主义建构为核心的议题转型不仅改善了国民联盟的负面形象，而且符合法国广大选民的政策需求，是激进右翼政党成功转型的范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联盟的成功是否在将来还能延续主要取决于国民联盟的 “正常化”转型是否能够继续深化。虽然从国民联盟2022年总统大选后的最新举措来看，其“去妖魔化”战略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强化，但是国民联盟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
首先，与主流政党相比较，激进右翼在当代背景下寻求从政治体系边缘走出来并获得政治代表权的过程中，“魅力型领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魅力领袖才能在面对经常变化无常的成员和活动家时，将极右翼政党紧紧团结在一起。玛丽娜·勒庞个人的领袖“魅力”和领导能力是将国民联盟团结在一起并且不断“正常化”的重要因素，她有能力有效地应对“内部”挑战，有时还会把它们转变为党的优势，这显然对该党的持久性和持续的选举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玛丽娜·勒庞在逆境和内外挑战面前团结政党的能力不应被低估，这是解释该党选举稳定性和取得持续性进展的关键。然而，国民联盟即将迎来新的领导人，这使得国民联盟的前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22年11月5日，国民联盟确认27岁的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已被选举为玛丽娜·勒庞的继任者，担任该党领袖。被描述为“新型民族主义者”的乔丹·巴尔德拉担任国民联盟新领袖是“国民联盟”试图优化自身形象、吸引年轻选民的新举措。年轻的巴尔德拉是否像勒庞那样在经历了数次强烈的领导层分歧后，能够依靠个人魅力团结政党、坚定地带领国民联盟进行“去妖魔化”战略和议题转型，目前还是未知数。
其次，国民联盟的前景还受到执政党是否能够有效回应选民需求的影响。马克龙执政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导致选民对执政党的不满：2017年的劳动法被广泛嘲笑、2018年春季为期三个月的铁路罢工、2018年11月出现的“黄背心”运动以及对群众对养老金改革的强烈反对。这些不得民心的举措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结果，对于国民联盟这样的激进右翼“挑战者”非常有利。这是马克龙总统任期过半时一个明确的机会时刻，玛丽娜·勒庞准确地抓住和利用这一时刻，将就养老金改革问题进行公投和承诺将退休年龄保持在60岁，吸纳进她竞选宣言的核心政策纲领，使得国民联盟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吸引力。作为马克龙第二个五年任期内的主要项目，养老金改革是近期法国社会的核心议题。马克龙当局养老金法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三分之二的法国人（64％）反对政府提出的养老金改革，甚至大多数人决定现阶段通过罢工来对抗这一改革。这也对执政党的支持率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龙的支持率显著下降至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养老金改革紧张进行的背景下，益普索（IPSOS）发布了新的政治晴雨表，截至2023年2月，马克龙的民众支持率下降至32％。而玛丽娜·勒庞的民众支持率比马克龙还高出3个百分点（见表6）。主流政党对选民有效回应不足让玛丽娜·勒庞有望在2023年以后超越马克龙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国民联盟的前景也有赖于执政党是否能够有效回应选民需求，从需求侧为其创造执政机会。
*文章转自《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辑（总第24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