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百万军力，对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
而面对国军的来势汹汹，当时作为领导的王明等人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转移阵地，开启长征。
经过两年、八省、两万里行程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历经艰险。
我们熟悉的红二、红六方面军，都在这一段漫长艰险的旅途中历经生死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也留下了许多英勇佳话。
然而有这样一支部队，他们作用巨大，存在却极其隐秘。不仅普通人不了解，连他们的战友，可能也不清楚。
也正是他们，为红军的长征之路上了一层“保险栓”，让大部队一次次绝处逢生。
成功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盛赞他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这就是神秘的“中央二局”，曾经瞒天过海冒充蒋介石越级指挥国军的中共情报部门。
情报工作对于一场战争来说至关重要。
谁掌握了尽可能多的信息，谁就能夺取战场的主动权。抗战时期主要的通讯手段便是无线电通信，不管是探查敌情、战场调度还是进行地下工作都离不开它。
尽管几位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无线电通信对于作战的重要性，可直到1930年，红军一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台，相关人才储备也十分薄弱。
1930 年 12 月底，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缴获了半部无线电台，还俘虏了对方十多位无线电通信人员。
也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红军开始了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
次年，朱德、毛泽东下令成立无线电培训班，培养自己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后来军委二局“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也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1932年初，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 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中央军委决定将情报科升级，从通信部门分离出来，成立情报局。
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局的排序中，情报局排在第二位，因此又被称为“军委二局”。
军委二局正式成立后参与的第一次战役却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顺利。
1932年2月，由彭德怀担任指挥，红军向当时国民党治下的赣州城发动攻坚战。这就是著名的赣州战役。
这场红军主动发起的围城战一共打了33天，最后以失败告终。
赣州战役的失利给了红军不小的打击，各方总结下来，失利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侦察不严，信息不足。
面对战场失利，中央军委没有过分苛责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
然而，有一个人却记住了这次血的教训，并开始思考及时准确的情报对红军作战的极端重要性，他就是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
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兴宁县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16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白色恐怖，曾希圣毫不畏惧，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冬，曾希圣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侦察科长。
也是在此期间，他利用报纸上信息，结合所获情报分析敌军动态，曾获取了国民党将要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信息，让中央红军早有准备，成功突围。
次年，曾希圣抵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央军委对曾希圣这样的情报人才格外看重，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科科长。
当时的红军情报科虽然可以截获敌军的无线密电，但是却无法破译，密电截获之后只能干瞪眼。
曾希圣上任后，随即向上级请示成立了电文破译小组。小组成立后，曾希圣就组织成员，抄收大量国民党电台密电，然后对于这些密电进行统一的登基、编号、归类分析，以此来找出这些电报之间存在的活动规律。
在电文破译小组夜以继日的努力之下，成功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本“展密”，截获了大量情报。
1932年军委二局成立，上级指派曾希圣出任局长。
然而，赣州战役的失利让曾希圣夜不能寐。
他苦思冥想，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工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两大难题。
“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猜译的。”
他想起在山东结识的一名报务员对自己说过的话，这给了曾希圣灵感。
1932年8月，曾希圣从缴获的两大箱电文中查阅到国民党第9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发给所部的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个字。
曾希圣即刻让侦察电台抄收孙连仲与所部来往的电报，并与二局的同志们一起，凭借已经知道密码作为基础，通过反复猜译，终于把敌人的这份密电全部译出来了。并经过部队对敌情的核对，证实所译是正确的。
此后，在曾希圣的带领下，军委二局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侦听能力不断加强，多次截获并准确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对于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工作贡献巨大。
到长征前夕，电台侦察已达到了得心应手的高峰阶段。
主要方向的抄报率经常保持在100%，译通率经常达到“来一个通一个”，在许多关键时刻，创造了不少“边抄边通”的奇迹。
这其中当然也离不开身为局长的曾希圣的努力，也难怪周恩来称他是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中央军委的首长们都十分了解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也非常支持曾希圣和军委二局的工作。
作为红三军团团长的彭德怀甚至不惜忍痛割爱，接连调派了两位团内极为出色的年轻人到军委二局，帮助他们攻克技术难关。
这两位年轻人分别叫做曹祥仁和邹毕兆，后来，他们和曾希圣一起被人们称为“破译三杰”。
1933 年 2 月，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蒋介石第一个特别本密码，及时配合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破译三杰与军委二局的同志们一起，破获了敌军几百份密电，然而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一切都于事无补。
无数将士壮烈牺牲，红军主力被迫转移阵地，开启长征。
面对占据了空中侦察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只能通过破获对方无线电报的方式，了解敌人的部署情况，从而摆脱追捕。
如何不间断对敌侦察随时掌握其动态，又不耽误行军，成了曾希圣和二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思考过后，曾希圣将人员和器材一分为二，交替前行。
一队人员先随大部队行军，另一队留在原地监听破译。到了约定时间，前一队停止行军打开电台工作，后一队则收拾行装赶上大部队。
就这样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监听，随时掌握敌情，为部队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漫漫长征路，前有山路艰难，后有追兵如虎。
不眠不休地进行监听破译工作，加上行军路上艰苦跋涉，让曾希圣和二局的同志们身心俱疲。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成了红军长征路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帮助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
1934年11月底，红军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
然而，经此一役，中央红军死伤惨重，原本8万人仅剩3万人。
渡过湘江后，军委二局侦破国民党密电，得知蒋介石已经在湘西一带布下重兵，等红军一到便来个瓮中捉鳖。
毛泽东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进入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避开伏击，而博古李德却坚持要北上会合。
1934年12 月 11 日深夜，二局破译了敌第一兵团总指挥湘军刘建绪的密电，得悉其正在进行战略部署企图阻截红军。
12日，应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
二局送来的精确情报让周恩来、朱德等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决策，博古李德孤立无援，同意了毛泽东西进贵州攻占遵义的主张，避免了一场无意义的牺牲。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提供了关键情报的军委二局对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冒充蒋介石指挥国军1935年3月，红军主力部队在红九军团掩护下突破敌人鸭溪、枫香之间的封锁线，向南
疾进。
3月30日，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开始于金沙县安底镇附近秘密南渡乌江。
然而，就在到达当日，二局截获国民党军的密电：周浑元、吴奇伟部队正由茅台地区向金沙方向前进，距红军只有30公里的路程，一天就能赶到。
而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
由此形势发展下去，很可能会重演湘江战役那样的惨剧。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假蒋介石之电调开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
此计一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皆是赞叹不已，认为这个法子完全可行。
由于长期破译工作，二局对于国民党军的口令密码和电文格式烂熟于心，完全有能力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敌这两部主力调开。
果然，假电报发出后，周、吴二人不疑有他，率领大部队按照电报要求进行转移。
红军由此争取了3天时间，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等决定向云南进军，并顺利渡过金沙江。
自此，红军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尚未完成的包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
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精彩的战役行动。
此次行动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特点，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不足 3 万人的部队与敌 40 万重兵周旋，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被誉为是毛泽东在战争舞台上的“得意之笔”。
这个战役行动中，曾希圣和他所领导的二局所发挥了重大作用，被毛主席高度评价为“长征路上的灯笼”。
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军委二局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暴露在世人眼前。
我们从一份份文件和经历者的言语中了解了他们曾经的艰辛不易，也感慨他们的伟大坚韧。
2009年，军委二局旧址宣布进行维修，2010年5月6日举行落成典礼。
如今的中央军委二局旧址已经成了有名的红色旅游亮点，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
来自：中共最“神秘”的军委二局 《党史博览》2007年第8期
长征路上的“灯笼”——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革军委二局 《内幕秘闻》 2019年第9期
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 《世纪风采》 2018-6
尘封七十年的红军破译英雄邹毕兆 《人物长廊》2017-07
曾希圣 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世纪风采》 2024年第3期总第3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