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同志来了吗？”彭德怀在1956年访问西安时的这句话，令在场的陕西省委领导顿时愣住了。对于这个名字，大多数人显得有些陌生，有的甚至开始揣测是否他和贺龙元帅有某种亲戚关系。然而，贺敏学的身份和贡献远远超出了这些浅显的联系。在许多曾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同志眼中，他的低调和无求使得他与众不同，却也因此错失了许多应得的荣誉。

贺敏学的名字虽然不如许多革命将领那般响亮，但他的革命经历却几乎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他不仅是毛泽东称赞的“井冈山第一人”，更是一个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如一地低调行事的人。虽然他长期未能晋升为高层领导，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奉献却无人能及。这种无怨无悔的态度，也让不少曾与他共事的战友为他感到不平。

1927年，贺敏学与妹妹贺子珍带领一支队伍来到井冈山。当时，井冈山的根据地被袁文才的武装占据。为了使袁文才能够加入红军，贺敏学多次向他宣讲革命思想，最终成功将其拉入革命队伍中，这一行动也为毛泽东顺利进入井冈山打下了基础。在那一时期，贺敏学不仅帮助毛泽东与袁文才建立起了联系，也帮助他协调解决了袁文才在纪律问题上的困难。

然而，随着1931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因“叛变”被误杀，贺敏学深感内疚。这一事件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那时起，他变得更加低调，开始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为党和革命事业服务，而不是争取个人职务。这种心态成为他一生的写照，无论是职位晋升还是权力斗争，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

在红军的历史中，贺敏学更是以无数次主动降职来保证自己能够继续参与战斗。为了革命，他曾四次降职。在1930年，他因伤退到江西永新县治疗，并且被迫降级担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的参谋长。当时的红军根据地，许多有过战斗经验的高级军官，都不理解贺敏学的选择，认为他应该获得更高的职务和待遇，但贺敏学却从未有过丝毫怨言。

贺敏学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后。当时，他正在担任红九师参谋长，陈毅向他发出电令，要求他去指挥特务团攻打敌军的一个坚固据点。在一次战斗中，贺敏学凭借敏锐的战术眼光，发现敌人防线的一个薄弱点，并成功指挥战斗取得了胜利。陈毅对他的能力表示高度认可，甚至舍不得将他调走。为了能够继续独立指挥作战，贺敏学再次主动降职，担任特务团团长。这种心态反映了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而不是个人的升迁与权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贺敏学的降职并没有停止。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两度接受党的安排，服从降级命令，不惜脱下军装，投身到国家建设的事业当中。这种坚韧和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许多人。

1952年，贺敏学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从军队转业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筑工程部担任副部长。这一职务调动，令不少同事感到不解和不平。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的将领，突然转身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负责地方建设，多少让人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降级”。对此，贺敏学从未有过任何怨言，相反，他甚至安慰起那些为他不平的战友：“革命不分战场，到哪里都为党为人民服务。”

贺敏学转业后，凭借自己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努力，很快在建筑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他主持了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的建设，该建筑后来成为上海的地标之一。然而，1955年，中央再次调令他前往西北主持工程工作，这次调动同样被认为是一次“降职”。面对外界的批评，贺敏学依旧坚定表示：“革命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

1957年，当陈毅得知贺敏学被任命为福建副省长，却不是省委常委时，他的表情中带着几分嗔怪：“以贺敏学的能力和资历，这回，怎么会连省委常委都不是？”一旁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议论道：“首长，按照贺敏学的资历和功绩，他应该担任更高职务的。”

此时，贺敏学已经习惯了这种低调的职务。他的资历和贡献本该让他拥有更高的职级。1950年代中期，中央按照行政定级制度对贺敏学进行了评定，认为他应该担任正部级7级职位。可贺敏学却主动要求降级，只接受了副部级8级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