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何建言补贴初婚初育？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持续走低，消费市场也略显疲态，这两大难题如同两座大山，横亘在经济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学家们纷纷建言献策，其中 “补贴初婚初育” 这一建议备受瞩目。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在 2025 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一语道破关键：没有婚恋诉求，房产、汽车以及大宗消费的需求就难以激发。当下年轻人对婚恋的关注度下滑，直接反映在家具、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的低迷上。就拿过去的圣诞节、跨年这些消费节点来说，市场热度远不及以往，背后正是年轻人婚恋意愿降低，进而导致购房、购车等大宗消费需求不振。从经济逻辑来看，初婚和初育不仅是新家庭组建的开端，更是拉动消费的强劲引擎。年轻人一旦步入婚姻、迎接新生命，生活用品、家电购置，乃至房产购置需求都会接踵而至，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同样关注到年轻人婚恋诉求降低的问题，进而提出补贴初婚初育的主张。这背后反映出，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刺激消费的手段成效渐微，经济学家们试图从社会结构、家庭组建这些根源层面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生育现状：不容乐观的人口新局
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生率持续走低，结婚率也呈现下滑态势，一系列数据勾勒出一幅不容乐观的画面。
先看出生率，自 2016 年我国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生儿出生数量并未如预期般持续攀升。2017 年国内新生儿出生数量达到 1765 万，随后便逐年下降，2021 年新生儿出生数量降至 1200 万，2022 年更是跌破至 956 万人，到了 2023 年，初步统计新生儿出生数量只有 788 万，人口出现负增长约 300 万。从生育率来看，同样不容小觑，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58，而 2023 年生育率推算仅为 1.02 左右，降幅高达 35.4%。
结婚率方面，民政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结婚人数为 683.3 万对，创下了 1986 年以来的新低，相较于 2013 年结婚人数最高峰的 1346.9 万对，9 年来结婚人数下降了 49.3%，下降幅度近半。平均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 2020》数据表明，2020 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 28.67 岁，比 2010 年的 24.89 岁增加了 3.78 岁。
这些数据背后，是复杂交织的社会因素。一方面，现代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成长和发展，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单身、不婚、不育的观念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另一方面，经济压力成为横亘在年轻人婚恋道路上的巨石，高昂的房价、结婚成本以及养娃成本，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结婚率的低迷，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养老、医疗负担加重，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其次，劳动力市场逐渐紧缺，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影响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再者，消费市场受到冲击，年轻群体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长期处于通缩风险之下。在这样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寻求破解之道，激发人口活力，已然迫在眉睫。
二、经济困境：低迷生育背后的消费 “寒冬”
（一）婚恋与大宗消费的强关联
初婚初育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房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领域，更是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房地产市场，婚房一直是刚需购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往往会催生购房需求。据相关数据显示，过去新婚家庭购房占比常年稳定在 30% - 40% 之间，这意味着每年大量的新婚夫妇涌入楼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看房、选房到装修、入住，涉及的产业链上下游数十个行业，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然而近年来，随着结婚率的持续下滑，新婚购房需求也随之锐减，多地房地产市场刚需户型遇冷，库存积压，直接影响了房地产投资以及相关建材、家居等行业的营收。
汽车消费同样与婚恋紧密相连。新婚夫妻通常会考虑购置家用汽车，方便日常出行与未来育儿。曾经，小型轿车、SUV 等家用车型，在每年金九银十结婚旺季时，销量都会迎来一波高峰，车企也会针对性地推出 “新婚套餐”“情侣款车型” 等促销活动。但如今，因结婚人数减少，加上年轻人延迟婚育，汽车市场中的家庭用车需求增长乏力，不少车企不得不调整产能，将重点转向共享出行、网约车定制车辆等领域，以消化过剩产能。
家电市场更是深受婚育趋势影响。传统结婚三大件 “电视、冰箱、洗衣机”，虽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但家电在新婚家庭购置清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以前，每逢五一、十一等结婚集中时段，家电卖场都会迎来大批新婚夫妇选购家电，从厨房小家电到卧室空调、客厅大屏电视，整套家电购置下来，消费金额可观。如今，因婚恋市场遇冷，家电消费市场也持续低迷，各大电商平台的家电促销节点，销量增长幅度远不及往昔，厂商研发新品的动力也有所减弱，市场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激活。
（二）消费 “疲软” 根源探究
年轻人婚恋、生育意愿低迷，背后是沉重的经济压力，而这也直接导致消费市场活力不足。
一方面，购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年轻人组建家庭的 “拦路虎”。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房价收入比常年维持在 30 以上，即便是二线热点城市，像杭州、南京、武汉，房价收入比也普遍在 10 - 20 之间。这意味着，一对普通年轻夫妻，若想购置一套房产，需要不吃不喝数十年。高额的首付、漫长的房贷还款周期，让许多年轻人望房兴叹，进而搁置结婚、生育计划。许多情侣在谈婚论嫁阶段，因双方家庭凑不齐首付，或是对婚后房贷压力心存恐惧，最终分道扬镳。
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攀升，也加剧了年轻人的经济焦虑。养育一个孩子，从孕期产检、生产费用，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奶粉、尿布、早教、兴趣班、学费等开支，粗略估算，在大城市抚养一个孩子至成年，成本高达数百万。医疗方面，虽然医保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面对一些重大疾病、疑难杂症，家庭仍需承担高额自费部分，年轻夫妻担心婚后育儿、赡养老人面临巨大医疗开支，不敢轻易生育。
在这样的经济重压下，年轻人自身消费也趋于保守。以往，节假日是消费旺季，年轻人热衷于外出旅游、聚餐、购物，为消费市场添柴加薪。但近年来，像情人节、七夕节、圣诞节等节日，消费市场热度明显降温。以情人节为例，曾经高档餐厅预订火爆、珠宝首饰店顾客盈门、鲜花店订单应接不暇，如今，不少情侣选择在家自制晚餐、互赠平价礼物，外出消费场景大幅减少。这种因婚恋、生育压力传导至消费端的 “疲软” 现象，正深刻影响着经济复苏步伐，亟待破局之策。
三、补贴设想：能否成为破局良方？
（一）直接减轻养育负担
从育儿成本的构成来看，补贴初婚初育的必要性愈发凸显。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开支，是压在年轻家庭身上的重担。在孕期，产检费用少则数千元，若遇到孕期并发症，医疗费用更是直线上升；生产时，顺产花销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剖宫产则普遍超过万元。孩子呱呱坠地后，奶粉、尿不湿成为日常消耗大头，一罐优质奶粉两三百元，一个月下来奶粉开支千元左右，尿不湿每月也需数百元。孩子稍大些，早教班、幼儿园学费接踵而至，在大城市，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高达数万元，普通工薪家庭不堪重负。
若实施初婚初育补贴，这意味着每月能为年轻家庭提供一笔可观资金，专门用于育儿开销，能极大缓解经济压力。以每月补贴 2000 元为例，基本能覆盖孩子的奶粉、尿不湿费用，年轻父母就无需在这些基础开销上节衣缩食，甚至可以有更多预算为孩子挑选品质更好的生活用品，保障孩子健康成长，让年轻人在面对生育抉择时，少一些经济顾虑，多一份从容。
（二）激活消费市场
补贴初婚初育，不仅能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更能为消费市场注入一针 “强心剂”。当年轻家庭获得补贴后，手头有了更多可支配资金，消费倾向也会随之改变。原本因育儿成本而搁置的消费计划，有望重新提上日程。
在家电领域，新婚夫妻可能会将补贴用于购置智能家电，如节能冰箱、空气净化机等，提升生活品质；母婴消费市场更是直接受益者，高端婴儿车、安全座椅等产品的销量有望迎来增长，促进母婴产品的升级换代；有了孩子后，亲子旅游、儿童摄影等服务需求也会被激发，带动服务业蓬勃发展。这些消费领域的复苏与升级，又会形成连锁反应，拉动上下游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员工收入增加后进一步刺激消费，从而形成经济正向循环，为低迷的消费市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助力经济重回活力轨道。
四、争议焦点：救生育还是救经济？
（一）质疑声起
补贴初婚初育这一建议一经抛出，便在社会各界引发了激烈讨论，质疑声浪此起彼伏。
有网友犀利指出，补贴能否精准帮扶到真正有需求的群体存疑。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地区发放补贴时，可能因信息核实不精准、申请流程繁琐等问题，让一些经济条件尚可、生育意愿本就较强的家庭捷足先登，而那些真正被经济压力束缚，在生育边缘徘徊的年轻夫妻，却可能因不了解政策或疲于应付手续，与补贴失之交臂。就像一些城市推出的育儿补贴，申请材料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盖章，许多忙碌于生计的年轻父母望而却步。
还有观点认为，仅补贴初婚初育，对二孩、三孩家庭不公平。当下，养育二孩、三孩的成本呈几何倍数增长，从孩子的教育资源竞争，到家庭居住空间的拓展需求，多孩家庭面临着巨大经济压力。比如在教育方面，课外辅导班、兴趣班费用逐年攀升，二孩、三孩家庭的支出负担更为沉重。若补贴政策厚此薄彼，忽视多孩家庭，不仅难以实现提升整体生育率的目标，还可能引发家庭间的矛盾与不满。
专家学者们也加入了这场讨论。部分人口学家担忧，单纯的补贴政策可能治标不治本。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生育意愿的低迷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若只靠补贴初婚初育，而不解决深层次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配套问题，年轻人的生育焦虑难以真正消除，政策效果恐大打折扣。
（二）综合考量之重
事实上，补贴初婚初育背后，折射出的是生育与经济发展千丝万缕的联系。救生育与救经济，绝非简单的二选一命题，而是需要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从国际经验来看，诸多国家在面对低生育率困境时，既有通过补贴刺激生育的尝试，也有全方位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努力。法国，作为欧洲生育率较高的国家，早在 1918 年就开始实施生育鼓励政策，不仅给予生育家庭丰厚的现金补贴，还在税收优惠、产假制度、托育服务等方面协同发力。家庭生育补贴根据孩子数量、家庭收入精准施策，税收政策对育儿家庭大幅减免，产假长达数月且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托育机构遍布社区，为家庭提供便捷育儿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组合拳，法国生育率多年来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
与之对比，日本虽在近年来不断加大生育补贴力度，但因未同步解决住房拥挤、职场加班文化盛行、女性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生育政策成效不佳，陷入 “低生育陷阱” 难以自拔。
回到我国，补贴初婚初育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后续还需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上下苦功，让孩子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加大医疗卫生投入，降低生育医疗成本，提升生育保障水平；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新婚、育儿家庭提供更多保障性住房选择。只有将生育融入社会发展大局，多管齐下，才能既拯救低迷的生育现状，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实现生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让人口红利延续，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五、展望未来：政策走向与社会期待
当下，不少地方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尝试通过补贴初婚初育来扭转局势。浙江衢州市常山县，针对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 25 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给予 1000 元奖励，自政策实施以来，初婚人数与出生率均有所上升，初显成效。四川省攀枝花市，则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 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多孩家庭育儿负担。
展望未来，在国家层面，补贴方向有望更加多元与精准。一方面，补贴额度或根据地区经济差异、生活成本高低进行动态调整，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拉开梯度，让补贴切实贴合各地年轻人实际需求；另一方面，补贴形式可能从单纯现金补贴，拓展为涵盖购房优惠、教育资源优先分配、税收减免等 “政策礼包”。例如，在住房领域，为新婚育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优先选择权、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教育层面，保障新生儿入园入学顺位，配套幼儿教育补贴。
经济学家的建言为解决生育与经济困境点亮了一盏灯，各地实践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补贴初婚初育政策的细化与落地，还需政府、社会各界携手共进。亲爱的读者，您对补贴初婚初育政策有何看法？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见解，让我们共同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