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和母亲赵一曼是一对革命伉俪。在革命过程中，陈达邦和赵一曼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陈掖贤和他的女儿自然有机会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对于这样的照顾，人们也是理解和认可的。然而，陈掖贤却不愿意。

1966年，对于陈掖贤来说，是痛苦的一年。这一年，父亲陈达邦含冤去世。父亲临终前，把自己埋藏在心里的话告诉了他，并对他说：“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

对于父亲临终前的话，陈掖贤是相信的。不久后，陈掖贤便怀揣告状信，来到中南海，为父亲申冤，却没有结果。

后来，陈掖贤又多次写信，为父亲伸冤。由于对父亲受冤屈百思不解，陈掖贤心中产生了一些怨气，便在那些申冤信中提及了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等问题，并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那段时间，为了躲避抓捕，陈掖贤在野外一直躲了十几天。后来，因为饥饿和思念女儿，陈掖贤回到了他供职的北京工业学校。

随后，陈掖贤被捕，并对他进行了隔离审查。

陈掖贤，1929年1月21日出生在湖北宜昌。陈掖贤出生后，母亲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宁儿”。

那时候，陈掖贤的母亲还叫做李一超。这个名字，也是父亲和全家人都知道的名字。

由于要参加革命，李一超担心儿子跟着自己吃苦，便把孩子寄养在了丈夫五哥陈岳云的家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毅然告别了年仅两岁的儿子和亲人，只身前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前线。此后，陈掖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陈掖贤和母亲李一超唯一的合影，是母亲在前往东北抗日前，在照相馆抱着他留下的一张照片。

由于陈掖贤出生的时候，陈达邦远在苏联学习，因此没能亲自守护在儿子和妻子的身边。于是，李一超便给陈达邦写了一封饱含着浓浓思念之情的信，并把自己和儿子的这张合影，一起寄给了远在苏联的丈夫。

在伯父陈岳云的照顾下，陈掖贤的童年过得也算安稳。

1942年，陈掖贤已经13岁了，也长成了一个帅帅的小男孩。此时，陈达邦来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只见过照片的儿子。

那天，五哥陈岳云和夫人将陈掖贤带到陈达邦的面前，要他叫爸爸。

在听到儿子叫自己爸爸的那一刻，陈达邦十分高兴。随后，陈达邦将儿子拉到自己的身边，仔细地打量着，与在照片中的儿子进行对比，脑海中想象着儿子成长的样子。

看着儿子在五哥陈岳云和嫂子的抚养下长得十分健康，陈达邦的心里十分感激。

随后，陈达邦抚摸着陈掖贤的小脑袋，急切地问：“妈妈有信来吗？”

想到陈掖贤已经开始懂事，五哥陈岳云示意夫人将孩子带到别处后，对陈达邦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

陈达邦是一个革命者，对同样是革命者的妻子李一超也十分了解。毕竟，两人之间爱情就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信仰上的。

因此，对于妻子李一超许久都没有与家里人通信的事情，是理解的。同样，不与家人联系，也是对家人的一种特别的保护。

想到这些，陈达邦虽然心里有些慌乱，但还是平静了一下心情，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

对于妻子李一超，陈达邦是不可能不关心的。在没有妻子的任何消息的情况下，自然在生活中表现的无所适从。

这些，五哥陈岳云都看在了眼里。那时候，为了排解陈达邦心里的悲痛，陈岳云尽量不与他说李一超的事情，而是向他询问了他在国外的情况。

得知陈达邦在在苏联和法国掌握了最新印刷技术时，陈岳云立即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是让弟弟忙碌起来。

于是，陈岳云对陈达邦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由于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再加上妻子李一超也不在身边，陈达邦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便答应了五哥陈岳云的提议。

就这样，陈达邦一边和五哥陈岳云经营印刷业务，一边打听妻子李一超的下落，一边照顾着儿子陈掖贤。

1950年2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陈达邦重新入了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后，在组织的介绍下，陈掖贤也进入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外交系进行了学习。然而，李一超却一直没有下落。

10月，妹夫任弼时病逝后，陈达邦作为亲属，前往北京悼唁。期间，陈达邦见到了在巴黎共事时的吴玉章，以及董必武。

不久后，在吴玉章和董必武的介绍下，陈达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来，陈达邦又担任了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

由于工作需要，陈达邦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被秘密派往处理印钞事务。

在陈达邦在苏联工作期间，寻找李一超的事情也有了进展。

1955年1月，李一超的姐姐给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写了一封信，将已经确认烈士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陈掖贤的妈妈李一超的事情告诉了她。

得知赵一曼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时，陈掖贤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嘱抄了下来，并将母亲的名字刻在自己的手臂上，并下了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的决心。

1956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工作，担任了政治课教师，为学子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966年，父亲去世后，陈掖贤写信伸冤，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后，陈掖贤被分配到第六机床厂供销科，参加了工作。

在第六机床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掖贤的心情十分郁闷，见到同事也不说话，总是低头上班、下班。

1979年3月，父亲陈达邦平反后，陈掖贤的处境得到了好转。那时候，单位也对他十分照顾。据一个工友说：

“1981年，机电研究院盖起两栋单元式家属宿舍楼，按条件我和陈掖贤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凭工龄我们只能住四、五层。我住四层，陈掖贤被安排住在一层向阳的单元，说明机电院领导对他还是有照顾的。”

1982年8月，陈掖贤突然自杀身亡。临终前，陈掖贤给女儿留下了一段遗言：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你奶奶是奶奶， 你是你！否则， 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陈掖贤去世后，女儿遵守着父亲的遗言，一直低调生活，从来不向外人说自己是赵一曼的后代，也不向国家提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