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历代文人皆以儒学立业，宋代文人又多是三教兼修，因此在维护儒家道统这个铁饭碗之外，都热衷于老庄之学，兼习佛学。

北宋历任皇帝也是这样，他们把老子的“无为”与孔子的“德治”结合起来，作为“应边策略和治国方针(参考网：“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苏辙的《老子解》，就是“三教圆融”的代表作，他自己说：“天下固无二道”，所以他常将佛家之言比照儒家学说，与道安和尚切磋，道安和尚钦佩苏辙学识，“始知儒佛一法也”。

后来，苏辙解读《道德经》，每翻译一章之后，都拿去跟“道全和尚”讨论，道全和尚说：这不正是佛言吗？

这说明，苏辙志在“三教圆融”。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南宋最后一位大儒才为苏辙辩护说：时人皆“谓其多与佛书”，我以为不然。庄子之说，不也常被禅佛之书所用吗？所以，互解互用也属正常。

既然立足于“三教”贯通，那么在解读《道德经》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出入于“三教”之间，探寻于“一道”之途，切磋磨合，折中调和。因此他会说老子、孔子皆为圣人，但各有其弊，此长则彼短，彼长则此短。

早年的苏辙，以三教圆融之法解读老子思想，后来苏轼跟他说：“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唯解老子差若不及。”

就是说，兄长对他的儒家作品高度评价，但对他的《老子解》不太满意。于是他“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别的书籍他不甚在意，唯独担心《道德经》：“不知此书于子瞻为可否”？——他很在意家兄对他《老子解》的评价。

几年后，他从侄子苏迈的文集中得知苏轼对他后来修改的《老子解》很满意：

“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从苏轼的评语中，不难看出他对三教的态度：老子、孔子、佛陀之道应该贯通。

苏轼的肯定，让苏辙百感交集，他的《老子解》通过了，可是此时的苏家兄弟已经阴阳两隔！

直到晚年退居颍昌府（许昌），苏辙仍“于此书复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他认为：圣与圣亦不尽同，各因其学以救人，今日以益老，自以为足矣。”

可见苏辙于《老子》用功之深，以致“每有所得”，都不敢以从前所解为定说，值得庆幸的是，他认为这时候的注解已经没有什么缺憾了。

他在注解《道德经》19章的“三绝三弃”时，比较了老子和孔子对“仁礼仪智信的观点”，认为圣人也各有侧重，老子偏重于“道”，孔子侧重于“器”

老子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他解释说：“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而民始不胜其害矣。”

他认为，老子是在说：只有圣明、智识才可以明彻大道，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必然以道来处理万物。

其实老子原文表达地斩钉截铁：“圣智、仁义、巧利”这些是要坚决摒弃的，就是说圣智不可以治天下。而苏辙却予以模糊化处理，曲解为只有圣智才可以明彻大道，明显是对“圣智”的肯定。

苏辙将“圣智分解为“圣人之智”与“世人之智”，以世人所认知的“圣智之末”，取代老子要绝弃的“圣智”，巧妙地避开了老子对“圣智”的否定，使老子的革命性荡然无存。

我们要明白，老子笔下的圣人，是他塑造的为道者，是道的化身，他总是跟“无为”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反对“以智治邦”的，因为那就是“国之贼”“民之害”。

而与“仁义礼智信”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涉及文饰情欲之学，智诈权谋之术，那是要“损之又损”，“弃而绝之”的。所以很清楚，老子否定的是世俗文化中的神圣崇拜和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同样的，苏辙把“绝仁弃义”理解为：老子并非要把“仁义”一股脑地绝弃掉，而是要绝弃掉“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的“仁义”。

他分析说：“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

苏辙认为：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弃绝它们……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多、很深远，所以他是从家长里短的“器”讲起的，他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道德仁义，而将“道”隐没于具体事务之中，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所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之为。

他说：老子不是这样，他立志要人们明了大道，而急于开化人心，所以对人讲大道，而忽视了具体的、实在的形式，认为治学的人只知道具体的、表面的知识，道就体会不到了，所以主张弃绝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

他的这一说法违背了他给老子思想的基本定调：“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圣人未尝不用贤也”。他的“注解”使用133处“圣人”，而唯独把针对圣人的“三绝三弃”转而指向“人们”，使老子的针对性发生转变。

苏辙说：老子“志于明道……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

苏辙认为：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都不是道本身。通达的人能从“不可言说”中认识真正的道，而头脑不清醒的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后来的人以老子为主导的，不少有祸乱天下的人，而学孔子的人通常平稳没有大错。

为什么呢？因为能明白老子之道的人不少，而通过学习孔子来求道的人常苦于无从入手。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这一面，就难免忽视了那一面。

苏辙这句话似乎让人有一种错觉：学习老子之道，容易产生乱世枭雄，这不把老子思想引向权谋伪诈之途了吗？

而他在解释“以智治国，国之贼“时说”：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应之，而上下交相贼矣”，这说明苏辙是正面来理解老子反对智诈之术的，认为老子反对“以智治邦”，主张“以不智治邦”。但为何在这里，却说学习老子的人，可能会成为祸乱天下的人呢？

原因就在于：苏辙将老子所说的“圣智”分解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圣智，那是不应该绝弃的，还有一种是世人自以为是的“圣智”，即“机巧智诈之术”。

其实老子索要绝弃的就是“圣智”，无论圣人之智还是世人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