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改编自穆罕默德·库尔德（Mohammed El-Kurd）202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纪念演讲。

媒体信源：The Nation（国家）.

信源介绍：《The Nation》是一家专注于揭露丑闻、提供尖锐评论以及激烈辩论政治和文化话题的媒体，旨在激发读者追求正义和平等之心。其成立于1865年，通过深度理解世界现状和提出大胆想法，引发广泛辩论，坚持知识自由、重视事实与透明度。其认为异议是爱国的体现，要求所有有权势者担起责任，无论政治立场如何。《The Nation》不仅提倡激进的未来承诺，还推动当前的实质性变革，致力于培养对事件、思想和历史有深刻理解的知情公众。其独立新闻精神和深入的调查报道，曾引发国会听证会，促使政策变革，并塑造新闻周期。

媒体评级：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完美受害者（the perfect victims）与感染力政治（the politics of appeal）。无论是在电视屏幕上，还是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中，巴勒斯坦人民总落在一种荒谬的中：我们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恐怖分子。

我们当中的恐怖分子们——或者说那些被称作恐怖分子的人——从未有机会在屏幕上发表评论。他们像是恐怖惊悚故事中的奇异生物：眉头紧皱、獠牙锋利、政治不正确得吓人的大灰狼。他们在大街上游荡，嘴里喃喃着咄咄逼人的阿拉伯语，有时还念着古兰经，想要打劫和射杀眼前的一切。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快把你们的妻子，你们的飞机，你们的人肉盾牌通通藏好。许多听众都能在脑海里想象出我谈论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当中的受害者们，出现在新闻与纪录片中总是受了伤的、在号哭的、弱小的人们，有时能拿到麦克风。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受害者们必须要满足一些先决条件。他们通常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持有美国或欧洲护照，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或身患残疾。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即便他们曾经是狼，如今也变得温顺且失去了獠牙，只会在痛苦中对着月亮长嚎。他们不会再冲锋、进攻或成群结队地狩猎。他们的活动是个人主义的，仅专注于他们个体的悲剧，以人道主义需求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为动力。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去年的5月11日，我和全球各地的人们一样，一觉醒来便听到这条消息：备受爱戴的巴勒斯坦电视台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难民营的一次袭击中被以色列占领军枪杀。新闻传出的几分钟内，我的邮箱里收到一条匿名邮件，里面是一条线报。内容是这样的：“这非常紧急和必要，请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宣布希琳·阿布·阿克勒是美国公民。这是事实，不是谣言。以色列人杀害了一名美国记者。”我当然没有这样宣布。当我写到希琳·阿布·阿克勒遇害时，我避开了说她是美国公民，而是说她持有美国护照。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希琳是美国人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胫而走，她具有的所谓的“美国性”一下子令她“成为”人。

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在西方主流思想中，谁是可以被哀悼的？谁被视为人？谁能拿到麦克风？

希琳·阿布·阿克勒是一个人，仅仅因为她是一个人。但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她之所以是一个人，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国人、一个穿着显眼记者背心的记者。她甚至还养了一条狗。当我们死去，如果想让我们的死成为头条新闻，或要想让我们的死变得重要，我们就必须是作为了不起的人而死，或者是遭受一场了不起的暴力而死。当我说到“了不起的暴力”时，我想到像穆罕默德·阿布·赫迪尔（Mohammed Abu Khdeir）这样的人，一个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舒法特（Shufat）,住在我的高中对面的16岁男孩，他在自家门前被以色列定居者绑走并烧死。

践行感染力政治意味着什么？数十年来，善意的记者和文化工作者们在描绘受压迫人民时使用了一种人性化的框架，希望以此打破巴勒斯坦人被描绘成恐怖分子的传统形象。这不仅造就了一种错误的、扁平化的将人分为恐怖分子与受害者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而且这个框架内的受害者形象是一种完美受害者的形象，一种基于种族的对同情和声援的诉求。

一石之遥：2000年7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向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围栏方向扔了一块石头。（法新社通过盖蒂图片社）

我们总是过分强调被压迫者非暴力、有着高尚职业或是身患残疾，我们用赞许的口吻为他们鸣不平。这不仅发生在巴勒斯坦人的语境下，对美国警察暴力的黑人受害者也是如此：“他们是艺术家”、“他们有心理疾病”、“他们手无寸铁”。仿佛只有当死者是无瑕的美国公民模范时，才能够谴责国家纵容针对黑人的暴力致死。人们对性侵受害者也说出一样的话：“我们必须提醒各位听众，死者当时是神志清醒并衣着得体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践行感染力政治的人们都应当被施以火刑。许多人是出于善意做这些事。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一种策略。当我们说当我们说希琳·阿布·阿克勒是美国人，或者埃及政治犯阿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英国人时，我们说这背后是一种策略。这让美国公众更容易去共情；这能让我们更好地为他们伸张正义。但事实上，这收缩了我们所有人心中界定人性的边界，并令苦难的阶级划分更泾渭分明。这使得被当作“人”的条件愈发严苛且难以触及。正如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说过的那样，这种我称作“无害化（Defanging）”的做法再现了主流文化秩序，而巴勒斯坦人正是在这种秩序中被夺去了他们的能动性、他们的自决权、最终失去了（为自己）叙述的许可。

这是另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案例：有这样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自拜特里马（Beit Rima）的兄弟，拜特里马是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靠近拉马拉（Ramallah）的一个村庄。其中一个在阿拉伯伊斯兰银行（Arab Islamic Bank）有一份高薪工作，另一个在比尔宰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学习计算机工程。他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以色列军队袭击他们非法占领的这个村庄时，这对兄弟用石块来保卫他们的村庄，然后遭到了射击。他们在数分钟内相继被杀害。他们的名字是贾瓦德（Jawad）和塔费尔·里马维（Thafer Rimawi）。

从那之后，他们的姐姐鲁阿·里马维（Ru’a Rimawi）放弃了她一直以来为了成为一名儿科医生的学习，转而开始在一个她没有任何经验的领域努力：政治活动/游说。她在社交媒体上悼念她的兄弟们，与关注者们分享他们生前的轶事。她告诉我，"每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后"，她都会"崩溃"。她想让他们的记忆永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日复一日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几乎得不到媒体的关注。“这真的很难”，她告诉我，"要让世界相信你兄弟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仅仅被杀害了是不够的，她必须证明他们有过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曾急于赴死，"他们有抱负，有梦想，就像世界上任何人一样。"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关注鲁阿，因为她一直在尝试发表一篇关于她兄弟的评论文章。我们把文章投给了《卫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我们没有尝试《纽约时报》。所有这些媒体都拒绝或无视了这篇文章。当我们与一位媒体专家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们，她的文章无法发表是因为她的兄弟们向军队投掷了石块。他们的受害者身份不是完美的受害者身份，所以《洛杉矶时报》上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通常，我更专注于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暴行，而非代表性的困境，因为这些困境与实际上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压迫和暴力相比，不可避免地显得相形见绌。但就是这种暴力，它正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应该去解决这些代表性的困境对西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倡导者的桎梏。

1984年，针对以色列-黎巴嫩战争，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了《叙述的许可》（Permission to Narrate）一文，批评西方媒体在对战争的报道中，偏向了以色列的叙述而压制了巴勒斯坦的观点。今天，我们正处于非常相似的困境之中。以色列的政治家和分析家在电视上为所谓的冲突造势，而巴勒斯坦人只有受害者们才有机会出现在电视上——即便如此，他们也更多地只是在被诘问而非采访。

谁来讲述他们的故事？11月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以色列袭击加沙贾巴利亚（Jabalia）难民营后安慰一名儿童。(Ahmad Salem/Bloomberg via Getty）

我的处境很特殊。一方面，我是一个失去房子的受害者，或者说，我在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的家被定居者们偷走了。而另一方面，我又是一名记者，一名作家。我偶尔会被邀请上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嗯，一次；我似乎从未被邀请上同一个频道两次。

但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有时我能得到麦克风。是因为我不那么不堪入目吗？是因为我谈话时的美国口音吗？或许吧。我从事公共宣传已经很多年了，有时我担心并非因为我的智识，而是我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化的代表。11岁那年，我参加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然后我被飞机带到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我还记得，我去耶路撒冷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副假眼镜，让自己看起来很聪明。我坐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的讲台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那时我想，"哇，他们觉得我好成熟和睿智"。多年后，我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在2021年团结起义最激烈的时候，代表着包括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内的多位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办公室与我联系，他们问——我直接引述他们的原话——我是否可以（向他们）提供一名巴勒斯坦儿童，让他展示自己梦想中的和平意味着什么？翻译一下这个请求就是：足够安全到能坐在他们桌前的巴勒斯坦人只能是一个儿童。

西方的观众，和他们的政客一样，并不愿意与成年巴勒斯坦人接触，因为他们刀锋般尖锐的批评很可能会冒犯他们。因为这样，我们让孩子们背负起向人提供人性视角的责任。我们派遣巴勒斯坦儿童代表团前往国会山。我们让他们背诵有关和平与共存的PPT，让他们展示他们的鲜血和断肢的照片，并希望这能改变那些受大量（亲以色列）政治宣传影响的美国人的想法——如果他们自身不是重量级的宣传者的话。

我了解这一切，并且又是来自亲身经历，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做这种事。尽管如此，我也绝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看看周围吧——这里可能有7000个警察。在开始之前，已经有许多文章、声明和传单抗议这次讲座。很显然，我是个危险人物。

那么，如果我不能一直到麦克风，谁能呢？当然，我们今天要纪念的爱德华·萨义德，当代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肯定能拿到麦克风。好吧，即使是爱德华·萨义德——一个像他这样有地位、有声望的人——也曾一度拿不到麦克风。2000年，爱德华·赛义德访问黎巴嫩。他在边境向着以色列岗哨扔了，按他的说法，"一颗卵石"。所有人都气疯了。爱德华-赛义德不再是一个人了。他不能再说他们的语言了。《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关于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爱德华·赛义德在南黎巴嫩被控投掷石块》。维也纳弗洛伊德协会取消了他的一场演讲。《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开篇就说赛义德“作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的人，似乎有些过于魁梧，有些过于出众了……难道爱德华-赛义德......已经加入了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列？”这是一篇非常严厉的文章，但其他人认为它还不够严厉。两位《每日观察家》上的作者回应："开头的句子让我们感到不适，它似乎在暗示，如果是普通的更年轻的、身材不那么魁梧或也不那么出众的人来做这件事，那么越过国境线向邻国不知名的平民和士兵投掷石块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称他的行为是"不必要的无端暴力"。

所以，如果像爱德华·赛义德这样的人不总能拿到麦克风，那么是什么样的巴勒斯坦人有权利去叙述呢？是以色列人！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以色列政客跳出来说"我们要给你们另一场‘浩劫’（Nakba），我们要给你们一场种族灭绝。我们要把你们打包送到约旦去"。"或者，一名以色列士兵因为想起被他杀害的儿童们而夜不能寐，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又或者人们引用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之一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话，他在1895年写道："我们必须渐渐地将分配给我们的土地上的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我们将悄悄令这些身无分文的人们赶出边境。无论是侵占还是迁走穷人，都必须谨慎小心地进行"。赫茨尔还写道："反犹主义者将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朋友，那些反犹主义国家将成为我们的盟友"。

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自扎伊夫·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他是伊尔贡组织的共同创始人，一个应对1946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和1948年4月代尔亚辛大屠杀负责的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他写道，"没有任何殖民化是在当地居民的同意下进行的。无论殖民者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当地居民总是顽强抵抗"。他写道，没有"任何殖民化是在当地居民的同意下进行的。无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当地居民总是顽固地抵抗殖民者"。

我们——巴勒斯坦人以及善意的活动家和记者们——痴迷于这一切。我们垂涎于引用这些人说过的话。我的祖父母直言不讳地讲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他们的证词就是不够。必须有前士兵的忏悔或人权组织姗姗来迟的奇迹般的顿悟，世界才会去倾听。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谈论种族隔离——我们现在甚至已经过了这一阶段——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Amnesty International和“被占领领土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最终肯定了这一点。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实地工作者和人权调查者是我们家的常客。每个礼拜五他们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吃抓饭时，我会给他们看我祖母被定居者殴打的照片，试图让他们明白我的观点。我还会提出我的分析——"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不会接受，仿佛在说："我只想要你那些瘀青的照片和你的血液样本，稍后我会宣布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不时，以色列的政客们也会失言，吹嘘着自己屠杀了阿拉伯人，或是许诺要给巴勒斯坦人另一次“浩劫”。有时，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会在头条新闻中肯定"以色列是一个定居者殖民地"，而我们也会不厌其烦地引用他们的话。但为什么他们的话有如此份量？为什么我们要把叙述的权力交给那些杀害我们并使我们流离失所的人，尤其当他们良知的匮乏意味着诚实永远无法被保证？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待那些手持棍棒的人来发言，当我们遍体鳞伤的身体已说明了一切？

我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不是因为雅博廷斯基这么说，而是因为我就是耶路撒冷人。我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将巴勒斯坦殖民化，不需引用赫茨尔的话（来佐证）。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生活在其中，因为无数荒无人烟的村庄废墟便是蓄意的种族清洗的物证。当我们巴勒斯坦人谈论这种持续的、被忽视的种族清洗时——顺带一提，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被认为是激动的，而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认为是愤怒和充满仇恨的。可事实上，我们只是可靠的叙述者。我说我们是可靠的叙述者，并不因为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我们必须被赋予或必须得到叙述的权力，并不是基于一种身份认同。但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压迫者，那些垄断暴力并将其制度化的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更不用说对自己行为负责了。

过去几年对巴勒斯坦人来说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坐在桌前，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对话。这是一个改变措辞、改变论述、彻底改变公众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看法的机会。作为文化工作者、知识生产者、学者、记者、活动家和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家，我们应该勇敢起来。我们是时候摒弃恐惧，摒弃所有那些限制我们发声的条件了。

对于我们这些记者来说，这甚至与勇敢无关。而是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报道真相，我们就必须报道真相。

我还想再谈一件事。当我站在台上时，我通常会开很多玩笑。我刻意开玩笑，首先是因为我想相信自己很幽默。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任何在公众视线中活动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遭受过以色列暴力的巴勒斯坦人，都被期望以某种方式行事。你应当是悲惨的——低着头，哭泣着，软弱并祈求怜悯。你在苦难中仍应保持彬彬有礼。我完全拒绝这样做。我拒绝这些感染力政治。我不想感染任何人。我可以经历惨剧、悲剧和沉痛的失去，我也仍然可以拿它开玩笑。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人性的全部——更广阔地说，人类人性的全部。我们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会为失去母亲、失去家园而哭泣，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养着宠物或有着兴趣爱好。我们是人，因为我们会愤怒，我们会鄙夷——因为我们会反抗。

老实说，我为我的鄙夷感到庆幸，因为它提醒我，我也是人。我为我的愤怒庆幸，因为它提醒我仍能天然对不公正有所反应。我为有机会，去轻率地讽刺和嘲笑那坚不可摧、不可磨灭的占领者，感到庆幸。因此，我想请大家在离开这个讲座时审视一下自己的偏见，审视一下是什么让你相信巴勒斯坦人也具有人性。以及，我想请你们勇敢。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库尔德

穆罕默德·埃尔-库尔德是一位来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作家和诗人，目前担任《国家报》有史以来第一位巴勒斯坦记者。他是《RIFQA》（Haymarket）和即将推出的非小说类项目（暂定名为《A Million States In One》 （Haymarket））的作者。他的 2023 年普林斯顿爱德华赛义德纪念演讲将被改编成书。

译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