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里，我作为外科医生在世界各地的战区工作，治疗因冲突造成的伤员，包括在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创伤、弹片伤和枪伤的影响需要一套特殊的技能来处理。

在我执行的30多次战争任务中，有时会出现大规模伤亡，有些病人的伤势非常严重，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也难以救治。不过，大多数伤员都可以利用手头的资源进行治疗。大多数病人至少有很大的机会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医院，以便做出最佳手术决策。

然而，加沙与我所见过的任何战区都不同。

我最近在拉法执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任务，在通往加沙地带南端城市的路上，每隔一英里就停着一辆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似乎哪里也去不了。我从拉法开车到海滩路（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住在那里），一路上的景象令人震惊。我曾在叙利亚和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工作过，那里的帐篷搭建得井然有序，彼此相隔很远。（在加沙）有些人一家子头上只盖着一块塑料布。幸运些的人能有个帐篷，但每个帐篷可能要容纳六七个人，还包括孩子，几乎没有地方可坐，更不用说睡觉了，而且没有任何厕所设施。感觉很不人道。这种情况持续了几英里，小块空地上堆满了发臭腐烂的垃圾，苍蝇成群，周围还围满了孩子。

我在加沙的任务不是在前线担任外科医生，处理枪伤和爆炸伤碎片造成的后果，而是在第二线处理成千上万病人的外科并发症。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在拉法唯一一家正常运转的医院工作。医院约有40张病床和两个手术室，但当我到达时，病房、走廊和各个角落已经躺着2000多名病人。一间仅能容纳一个人的侧室里常常住着六到八个病人。许多病人都做过手术，由于彼此距离较近，交叉感染的风险极大。许多人的伤口缝合过，但又开裂了，用沾满脓液和细菌的纱布包扎。所有人都营养不良，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免疫力和正常的愈合能力。

一个社会为其民众提供的常规医疗服务完全崩溃。即使在也门或叙利亚这样的恶性战争中，人们也能获得基本的救生药品。但加沙的情况并非如此：所有药店都已关闭，没有任何药品。因此，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心脏病、肾病、肿瘤和血液病患者无法获得日常药物。我们医院现有的12台肾透析机中，有10台已经坏掉了，另外两台无法应对增加30倍的需要透析的患者。对于胸部感染或其他胃肠道疾病等常见病，没有口服抗生素可用。

战前，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一项大规模伤亡培训计划，并在医院内为“红色”患者（需要立即手术的患者和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的患者）和 “绿色”患者（可以行走的伤员）各划出一个区域。但当我到达医院时，这个系统已经被大量的患者和垂危的病人压垮了。我所看到的混乱局面是对病人分流或任何秩序感的嘲弄。

由于无法获得常规的医疗或手术帮助，挤在一起的数十万人似乎只能靠自己。这是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最严峻考验。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残忍且明显：一些儿童无法呼吸，因为普通的胸部感染发展成了肺部化脓，即脓胸（empyema）。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临床上为幼儿诊断这种可怕的疾病——一种在19世纪的医学书籍中可以读到的疾病。我在一个六岁孩子的排液瓶里看到了半升脓水。

我为一些年轻人做手术，他们因阑尾破裂而奄奄一息的，就因为没有得到及早诊断，或者无法去医院看医生。我为因癌症导致肠道阻塞的病人做手术，这些癌症本不应该发展到如此地步。癌变的肠子被切除后就扔掉了。由于没有实验室，病人无法获得为继续治疗提供依据的重要病理分析。

急诊室人满为患，病人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墙站着。许多人的四肢严重感染，需要截肢：有些是因为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有些则是因为以前受过伤。拉法以北的汗尤尼斯市当时正在遭受轰炸，许多伤员不得不滞留12个小时左右才被送到我们这里。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无药可救。到了早上，他们都死了。

*大卫·诺特来自英国威尔士，在伦敦圣玛丽医院担任外科医生顾问，擅长血管和创伤外科手术。他拥有丰富的灾区和战区志愿工作经历，与妻子共同创立了大卫·诺特基金会，致力于为战区和灾区培训外科医生。他因担任战区医生经常被称为“外科手术中的印第安纳·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