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万爱花！不是慰安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992年，万爱花出席东京国际听证会时，日本媒体称她为“中国慰安妇”。这个称呼激怒了她，她极力反驳，表达了上面的有力声明。
原名刘春莲，出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九瓜村的一个特困家庭。
（注：和林格尔县现为黄陵县。）
不过，关于她出生日期的具体细节，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专家刘萍的“慰安妇调查”论文和陈丽菲教授的调查论文中都可以找到。那个时代出生的人的出生日期能被记录得如此清晰，实属了不容易。
刘春莲出生于农历1929年12月12日，对应公历1930年1月11日。
刘春莲的命运很坎坷。她的家庭本来就贫困，父亲是个疏忽大意的烟鬼。
清末民国时期，不少中国人吸食鸦片。这种不良习惯不仅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难，也使许多人的身心陷入衰退状态。
为了赚钱养鸦片，刘春莲的父亲甚至考虑出卖自己的女儿。
刘春莲四岁那年，正是她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无情的父亲却谎称她八岁了（因为刘春莲比其他同龄孩子高），决定以更高的价格将她卖掉。他把她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万爱花
年幼的刘春莲和其他几名孩子一起被人贩子拐走，几经周折最终来到山西省蔚县阳泉村。村里的李家见刘春莲身体强健，就把她买下来给儿子当童养媳。
到了李家，刘春莲的名字就改成了灵玉。
从此，小灵玉开始了她艰苦的童养媳生活。在此期间，她打扫房间、做饭、学会做各种家务。
1938年1月，小灵玉还不到10岁的时候，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第14大队侵入山西蔚县。由于其战略地位，日军占领该地区后，招募了一批汉奸，建立了伪县政府。随后，他们以伪县政府为工具，开始在各地建立据点。
然而，当时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反日情绪都异常高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着日军的入侵，进入山西。八路军第115师建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革命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盂县逐渐建立了包括阳泉村在内的各种积极抗日的党支部。
可以说，盂县形势复杂，受双重势力控制。
一方面，受到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组织的残酷镇压。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积极抵抗。
小灵玉虽小，但她也懂得如何保卫家园，驱逐日寇。因此，日军侵占盂县后，她加入了村里的儿童小组，甚至被推举为小组长。
那年她16岁，实际上，她只有12岁。当她的父亲将她卖给人贩子时，他将她的年龄谎报了4岁。拥抱新观念的灵玉选择与包办丈夫李五小离婚，嫁给了比自己大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
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员张兵武、李园林的介绍和引导下，小灵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第十九团团长刘桂华得知灵玉童年的艰辛后，十分同情她，给她起了一个新名字“克灾”。“克灾”这个名字寓意着希望她能够在未来战胜灾难，找到幸福。
经历了灾难带来的磨难后，可在终于在一个给她温暖和归属感的组织中找到了慰藉。在党的培育引领下，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当选为阳泉村村委会委员、副村长，以及妇女救援协会会长。
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日益坚决，特别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之后，引起了敌军的恐慌。日本人为了削弱抗日力量，军队展开了疯狂的扫荡行动。他们在占领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据点和坚固的碉堡。仅蔚县一地，就修建了据点、碉堡22个，数量惊人。毗邻阳泉村的金桂社也于1941年9月5日建立了碉堡。
随着日本军事基地的不断增多，国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女性。日军驻扎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慰安妇的身影，这成为侵华日军的耻辱。
尽管形势严峻，抗日斗争仍没有停歇。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她积极参加组织抵抗活动。然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1943年6月，日军出人意料地对羊泉村进行了扫荡，目标是进圭社据点。根据后续信息，此次行动似乎是因涉嫌秘密活动而引发的。不幸的是，村民们措手不及，无法及时逃脱。结果，一名年轻女子和同村的其他四名妇女被抓获并带到进圭社据点。
在进圭社据点，日军立即对科哉展开审讯，向村党组织施压，要求提供村里其他共产党员名单。克灾拒绝回答。于是，日军在白天将可哉绑在洞外的一棵大槐树上，用鞭子抽打她。晚上，他们把她拖回山洞，对她进行性虐待和侮辱。
整整21天，克灾忍受着痛苦和屈辱，没有向日军透露任何信息。然后，二十一天晚上，她趁着叛徒守卫熟睡之际，偷偷逃了出来，回到了羊泉村。
让人以为死里逃生后，她就会迅速离开。但克灾没有。她继续为党组织工作，与敌人进行斗争。这种精神和勇气确实令人敬佩。事实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她这样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的中国男女，才使得长城至今无法被日军攻克。
然而，在敌人的注视下作战却伴随着巨大的风险。1943年8月18日，日军从进圭社和西烟两个据点包围羊泉村。不幸的是，克灾再次被俘。
这次，她被关押了29天。在这29天里，日军对她进行了噩梦般的审讯和虐待。但9月16日，克灾再次逃跑，回到阳泉村。
然而12月8日，日军再次包围阳泉村，克灾再次被俘。
只是这一次，日本人非常恨她。因为她被抓了两次，都逃掉了。为了惩罚克灾，日军对她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折磨。白天，三名日本兵轮流审问，但克灾没有说什么。这使日军大为光火，遭到严刑拷打，几次不省人事。并被日军作为慰安妇扔进山洞，备受折磨。
1944年1月28日，她处于严重昏迷状态。日本人踢了她一脚，善无反应，便以为她已经死了，让汉奸把它抬出去扔进了乌河。
一个路过的老人看到了同村，忙着救她，偷偷把她送到了丈夫的姐姐家。家人看到克灾的时候，她已经只有一口气了，她的样子惨不忍睹，让人大开眼界。她的身体完全毁容了，肋骨和髋骨断了，手臂脱臼，脖子深深地陷进了胸部，腰部陷进了骨盆。此外，右耳垂的一块被扯掉了，不见了。更残忍的是，她的头顶被日本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了一顿，头顶凹陷，还有两处永远长不出头发的伤疤。
想想都觉得难过，一个原本身高165厘米的美女，其身材被折磨得缩水了18厘米，只剩下147厘米。她的家人强忍着泪水，设法救了她的命。然而，由于身体的损伤，使她在床上躺了三年，不能动弹。
命运的克灾总是接踵而至，就在灾难来临之际，不久她的丈夫也因食道癌去世了。
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克灾又改了名字，叫万爱花。
在与死亡顽强抗争了三年之后，她终于得以长眠，但又过了两年她才能够照顾好自己。但当她能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一个更大的问题又来了，正如万爱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像我这样的人很难在农村环境中生存……”
万爱花在一句话中透露了太多的无奈，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可以轻易进行道德绑架的人。特别是在农村，如果一个女人被强奸，尤其是像万爱花那样被日军强奸长达三个月，就相当于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贞操。虽然，人们都知道她曾被日军欺负，但在战后时期，她仍然不可避免地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当然，除了这种农村道德困境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敏感而疯狂的时代，万爱花因为被迫在日军手中做了三个月的“慰安妇”而被开除党籍和审查。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万爱花的命运变得更加曲折。
后来，万爱花没有再婚，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叫拉弟。
但是，她不想让女儿因为自己的过去受到批评，于是她离开了盂县，来到了阳曲，然后又从阳曲来到了太原。此后，在太原租了一间小房子(后来搬到了太原杏花岭区矿机宿舍)，艰难度日，好在养女特别懂事，对爱花很亲近，爱花心里终于有了一些温暖。
万爱花说:
“拉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照顾我，经常在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出去乞讨食物，让我活下去……”
因为万爱花的身体遭受了太严重的迫害，加上当时条件有限，腰骨和肋骨骨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她的身体一直疼痛，几乎每天都需要按摩治疗来缓解疼痛，尤其是下雨天，会更加严重。因为条件有限，万爱花就自己去学按摩，自己按摩。
然而，万爱花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特别是敦促恢复党籍。1994年，万爱花找到了能证明自己曾参加过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老干部张国英，而此时的张国英已经是孟县县长。
对于遭遇爱花，张国英深表同情，立即站出来为她作证。后来，李孟孩和高昌明也出面为万爱花作证。就这样，万爱花凭借旧革命的证明，断绝了近半个世纪的党员关系，恢复了这种关系。
不仅是党员，还有党员干部，组织也开始按时发放万爱花的工资，每月50元(1995年开始发放工资)。
后来，随着二战期间日军强征占领区妇女当慰安妇的历史不断曝光，各国谴责和谴责的声音不断发出。1992年，第一次有组织的“慰安妇”国际听证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为了表达对日本侵华的愤怒和谴责，65岁的万爱华勇敢地站出来，发表了强烈的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侵华期间对中国妇女造成的伤害。
此后多年，万爱花一直积极与包括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合作，揭露日军的罪行。2013年9月4日凌晨1点45分，万爱花离开了这个世界。
万爱花死后，她的养女说:
“我母亲最不能放下的就是对日本的诉讼，她已经说过，她希望我继续打这场官司，作为一个女儿，我会这样做。”我相信，她的养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她的战友，会全力支持她伸张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