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成功粉碎后，江青去了她该去的地方，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一家人的脸上，都绽放出高兴的笑容。彼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个68岁高龄、满头白发的老妪了。虽然身体老，但贺子珍的心不老，还是想借此机会再次出来工作。

1977年，贺子珍来到福建探望已经“解放”的哥哥贺敏学。从福建回到上海，正当贺子珍满怀雄心壮志，准备重新出来工作时，恶疾向她袭来：一觉醒来，她发现自己的左手和左脚不听使唤了，嘴巴也呜呜哇哇说不清话。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把她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去，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中风，左肢偏瘫。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是异常沉重的，但还没来得及太感伤，就出现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情况：医生又检查出她有糖尿病。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贺子珍有些接受不了，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无论是中风，还是糖尿病，在当时的医学界都是很难根治的病症。亲人们和老战友们来探望她、安慰她，也不禁因她的坎坷遭遇而叹息。

正当贺子珍情绪低落，认命今后的日子只能在病床上度过，不能重新工作时，一个喜讯由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传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她为政协委员。贺子珍怎么突然被增补进政协了呢？这是因为，1979年初，毛主席的亲家、李敏的公公孔从洲，给小平同志写了封信，反应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指出贺子珍是老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

于是乎，邓公很快就作出相应的批示，肯定了孔从洲的建议，增补贺子珍进全国政协。于是，她决心从病痛中挣脱出来，同病魔进行顽强的搏斗。在医院，她常对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由于贺子珍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她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不再是那么孱弱。1979年9月，一架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一下飞机，她就被送进了301医院的高干病房。到北京后，她继续配合治疗，锻炼身体，然后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的要求。组织批准了这一要求。

瞻仰完后，贺子珍别无所求了，此行来北京，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了。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时间才返还上海，而她病愈重新工作的希望也越来越小了。1984年4月15日，正生着病躺在床上休息的李敏，突然接到一通贺子珍病重的电话。电话告诉李敏，北京去往上海的飞机票已准备好，李敏全家马上出发到上海去见老人最后一面。

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5岁。亲人们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听到贺子珍逝世的消息，上海市委立即派人来向其遗体告别，并慰问她的家属。贺子珍离世后，留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她的后事怎么办合适？骨灰葬在哪里好？

上海市委不好决定，并上报到北京去，请示邓公。邓公听闻此事后，亲自定调，明确地表示：“我们北京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公墓存放最高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公的话，给贺子珍的葬礼定好了规格和级别。

4月25日，在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举行了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诸多领导人物送去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