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新中国自成立后首次向西方派出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带队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谷牧率团马不停蹄地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及比利时等欧洲五国。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期，谷牧也受到了冲击，但他在1973年就恢复了领导职位，主要负责经济领域的工作。在工作中，谷牧也不可避免的与华国锋有过许多交道，那么他是如何评价华国锋的呢？

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谷牧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开的各个阶段，既扛过枪杆子也拿过笔杆子，亲历了许多历史大事件，还先后辅佐了周总理和邓小平两位伟人。

在结束了欧洲的考察后，谷牧震惊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与经济，感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了，紧迫感非常严重。

实际上，自从恢复工作后，谷牧就一直在重要领域发挥着作用，为我国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周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谷牧主抓了港口建设，为沿海地区建造了四十多个超过一万吨级的深水码头。

1974年之前，全国只有六十个万吨码头，在周总理的支持和谷牧的努力下，到了1976年时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个了，增加了近一倍。

周总理病危期间，谷牧还专门向他汇报了这一工作，听闻成绩后，周总理非常高兴，还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政令，要谷牧再抓航空港的建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很难实现。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谷牧的职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还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领导着我国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改革。

华国锋与谷牧不同，他是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起来的，虽然能力也十分突出，但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经验比较缺乏。客观来说，华国锋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也是特殊背景使然。

但华国锋对于谷牧这样真正忧国忧民和具有专长的干部是爱护的。

在一次中央会议结束后，江青特意将谷牧留了下来。谷牧虽然不是很喜欢同江青接触，但对方毕竟身份特殊，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他也礼貌地问有什么事情。

没想到江青咄咄逼人，一上来就追问谷牧为什么把三十万吨乙烯的项目放在大庆。

每一个大项目的上马，肯定是经过多方考察和衡量对比的，将乙烯工程放在大庆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加工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材料，将设备放在大庆也能够最大程度提高效率，减少消耗。

谷牧先是耐心地向江青解释，这也是对毛主席的尊重，可江青并不领情，蛮不讲理地追问到底是谁同意将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

面对江青的胡搅蛮缠，谷牧也是寸步不让，他坦言自己知道是谁决定的，但就是不能说出来。

这种经济领域的专业工作，谷牧非常专业，也不可能让江青去插手搅合。但他也明白江青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人，之所以追着他不放，就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再去抓某些人的把柄，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明白这些之后，谷牧更不可能告诉江青是谁定的了。

就在二人争论的时候，华国锋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慢慢走来询问怎么回事。了解到事情原委后，华国锋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江青不得不低头，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

听到说是毛主席定的，江青才不服气的走了。

这只是谷牧与华国锋相处中的一件小事，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对谷牧的爱护。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华国锋也是与谷牧等人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据谷牧的长子刘念远的回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谷牧高兴的几乎喝掉了一整瓶的茅台酒，感慨“庆父已除，国家将兴”。

从欧洲访问回国后，谷牧在向中央的汇报中提到了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叶帅、聂帅、徐帅等几名老帅也提议我们一样可以引进外资，搞加工贸易。

对于这样的提议，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赞成的，其中就包括华国锋。

有传言说华国锋并不同意改革开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也希望发展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谷牧能够率团去欧洲访问也是不容易的，而华国锋就对此事非常赞成和支持。

与华国锋共事多年，谷牧对这个老领导的评价还是非常可观的。

谈到华国锋的历史作用，谷牧这样说道：“华国锋是一个好人，他不整人，不做坏事，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