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书彬

在中国，许多人知道“庄士敦”这个名字，大概是通过《末代皇帝》这部电影。

他是溥仪的英文老师。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来自西洋的“帝师”。

在电影里，庄士敦是为溥仪打开新世界的那个人。

他送给溥仪自行车，为溥仪配近视眼镜，让溥仪看英文报刊。他还鼓动溥仪进行宫内改革，比如赶走太监。

《末代皇帝》的剧本以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以及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为基础，所以，电影里的这些情节并非虚构，而是实有其事。

不过，电影所呈现的，其实只是庄士敦的一个侧面。

他是一名改革者，也是一名“洋儒”。而后者，可以说才是他的底色。

一个“洋儒”

庄士敦的英文名字为Reginald·Fleming·Johnston。1874年，他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基督教家庭。20岁时，他进入牛津大学进修历史学、文学以及法理学。像当时英国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在少年时代即期望前往英国的海外殖民地。24岁时，他通过了英国殖民部的考试，受遣到港英政府，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在华生涯。

当时的大英帝国正处于它的巅峰时期。米字旗飘扬在全球各地，从伦敦出发的殖民者到处鼓吹“白人的责任”。他们认为，白人之外的各民族都是野蛮、劣质、无知、蒙昧和落后的民族，需要他们施以教化。

但是，庄士敦的做法却越来越让其同僚感到难以理解。

1902年，庄士敦利用假期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穿越云南，前往缅甸等地，感受当地人如何将佛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路上，他不断抛弃行李，到最后只携带少数必需品。

对此，他这样写道：“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发现，一个文明人由于众多的拖累而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不便。”

后来，他又利用假期，拜访了五台山、九华山等地的近百座寺庙。

随着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不再到教堂做礼拜。他经常和一名英国神父通信，两人用佛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义互相反驳。

不仅仅如此，他还以“林绍阳”为笔名，在英国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一书，要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传统抱以宽容的态度。

毫无疑问，在多数同僚眼中，庄士敦的种种做法带有很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他们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

当庄士敦受聘为溥仪的英文老师时，他正在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任职。

此前，庄士敦曾担任港英政府辅政司兼华务司骆克哈特的助理。后者鼓励他不但要学习汉语，还要研究东方的历史和哲学。基于共同的理念，他们很快成为挚友，而不再只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当骆克哈特出任威海卫首任文职行政长官后，他即向英国殖民部推荐庄士敦到威海卫任职。

在威海卫，庄士敦所做的第一件要务，便是护送一幅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肖像到孔府。此前，骆克哈特曾特意拜访孔府，并赠送了一块刻着“不亦乐乎”四个大字的牌匾。这是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第一次在曲阜接待外国人，他还希望骆克哈特赠送一副英国国王的肖像作为纪念。

对威海卫的殖民当局而言，这是一次外交行动，即他们希望通过此举获取山东士绅阶层的好感，同时也向威海卫民众释放善意的信号，即殖民当局并不打算改变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对庄士敦个人而言，拜访孔府则像是一次朝圣之旅。

在离开曲阜后，他还特意登上了泰山。与九华山等名山不同，泰山是一座极具儒家色彩的名山。比如，《孟子》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他从此成为了儒家的信徒，终其余生都在不遗余力地为儒家思想辩护。

一个保守主义的信奉者

在任职于威海卫后，庄士敦出版了《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

在这种本书里，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证明儒家思想非但不是现代化的敌人，而且可以和现代文明相得益彰。基于这样的观念，他反对激进改革更排斥革命。他写道：“现在很多热心的年轻改革者就像法国大革命早期的一些空想家一样，正企图摧毁指导他们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三千年之久的所有学说，并希望在一种抽象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进步的中国。”他还写道，他希望在威海卫进行一次抵抗时代和潮流的社会治理探索，“有什么能比在这一民族的圣人所居住、讲学和安葬已有二十五个世纪的省份，对儒学施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并为其生存作最后一搏更适宜的吗？”

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到威海卫不久，他即在走访调查后提出了一个总董计划，那就是将威海卫的三百多个村庄划为分属南北两个大区的二十六个区，每区设总董一名。至于村董，则每村皆有一名，由享有选举权的村民选举产生，参选村董者，必须拥有十亩地以上的产业并获得六成以上的选票。而后，再由各区内的村董集体投票选出本区总董。

对殖民当局来说，这些总董和村董相当于威海卫的基层官员。

对这些总董、村董以及更多的村民来说，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乡村的乡绅自治传统，他们并不感觉陌生。

对庄士敦来说，这体现了他的改革理念，即他以总董计划衔接了中国乡村治理传统和英国的选举制度以及治安法官制度。

在这个总董计划中，庄士敦担任南区行政长官。他不愿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事务上门，他喜欢不带随从到处走街串巷。他说一口流利的威海话，常以儒家理念调解纠纷。他这样写道：“如果邻居二人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争吵……我会提醒他们：‘如果乡人间有争吵，互不相让，结果不仅是这一代人彼此敌视，子孙后代也会相互怨恨，那就不会再有和睦相处的一天了。’”

这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急剧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学说，并以此质疑旧制度、旧文化。部分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确认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比如，在1904年的年底，张謇这样写道：“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

而在庄士敦看来，各种变革思想其实只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传播，多数人只是被动地被挟裹着前进。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真正需要乃是以渐进式改革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否则中国反而会面临险境，即政治文明走向崩溃，而民众也更加匮乏自由。他还这样写道：“威海卫和中国其他一些‘落后’和保守的地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阻挡激烈革命的有益堡垒角色。”

简而言之，他认为“乌托邦”只是空中楼阁，英国式的“光荣革命”更加可取。

他之所以抱有这样的观念，不止是因为他自视为一名儒士，也因为他是一名英式保守主义的信徒。

比如，他推崇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的学说，而在柏克看来，变革应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之上，即应以原有的文化、习俗、观念、原则和制度为基础，而谋求温和式的进步，“通过缓慢而维持良好的进程，每一步骤的成效都是可见的。第一步成败与否，都给我们在第二步中长见识。采用循序渐进之法，这样在整个历程中，我们便能得到可靠的指导。”

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康梁等维新派受到庄士敦的推崇，他称之为“当代贤哲”。与之相应，他极为厌恶慈禧太后以及袁世凯等人，因为他认为后者葬送了中国维新之梦，而把中国推进了激进革命之途。

一个时代的囚徒

1919年，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推荐下，庄士敦成为溥仪的英文老师。

对于北京，庄士敦并不陌生，但这是他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后来他回忆说，进入那里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每一座宫殿都涂着油彩，进行过精心的修饰，它们是“象征着古代精神的威严礼仪和宁静的汇聚之所”，而在它们的四周，则是“筑有城垛的高墙”。

在这高墙之中，居住着溥仪这个时代的囚徒，而且，他仍享有的皇帝尊号也使得他在时人眼中显得不合时宜。

后来，溥仪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庄士敦：“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即陈宝琛）的福建话和朱师傅（即朱益藩）的江西话还好懂。”

也就是说，溥仪很欢迎庄士敦的到来也很喜欢他这个英文老师。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虽然溥仪已为废帝，但对围绕着他的内务府等庞大的食利集团而言，他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他们普遍将溥仪视为一件徒有尊荣的工具，却不愿视他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只有庄士敦把溥仪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个性也有情绪的孩子。

为此，庄士敦曾因为给溥仪配近视眼镜以及溥仪剪辫子等事，和内务府等方面多次发生冲突。

同时，随着庄士敦越来越喜欢他这个学生，他也越来越排斥激烈变革。

在进入紫禁城之前，他即这样写道：“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将随着共和制的建立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而后，他接着写道：“根据我后来获得的知识和经历，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在1919年初表明的那些观点。”他还极力贬低孙中山，认为其不但缺乏实力和能力，所创建的理论也漏洞百出。

之前，视庄士敦为怪人者只有他的同僚；这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把庄士敦视为一个怪人，并把他的行为当做谈资，比如他喜欢拱手为礼、朗读唐诗以及让人称他为“志道先生（庄士敦为自己取的别号）”等。

如果说，溥仪是被动地做了一名时代的囚徒；那么可以说，庄士敦则是主动选择了成为一名时代的囚徒。

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随后，庄士敦也结束了他的“帝师”生涯。

1927年，庄士敦回到威海卫并出任行政长官。这时，威海卫回归中国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在清末时，庄士敦即曾提出过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的建议，但在这时，他却幻想威海卫可以晚一些回归。他在给故人骆克哈特的信中写道，他在威海卫有一种“重归故地”的感觉，“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依然是那样友善可亲。”

1930年，在中英谈判之后，中方收回威海卫。在交接仪式上，当地士绅送给庄士敦一个盛满清水的白瓷碗，寓意“君子之交”以及庄士敦为官清廉，而庄士敦也留下了一句颇为自负的话：“你们将来会得到一位比我更加能干的长官，但我自信你们永远不能得到一位比我更加爱恋威海卫的长官。”

他还回顾了他所创设的总董制度，并认为：“在此计划实行以前, 界内村庄形同孤立的公会，政府只得任其为公会，对于管理上自然发生困难障碍。除此之外，那时候交通的方法也很恶劣。自从分为二十六区，每区约有九村至十五村之数，在一位总董指导之下，代表其所辖之村，与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难办之事因之大容易解决。最重要的是，各村居民因为得彼此合作, 发生一种社会上的觉悟，知道与较大的团体结合起来，比较单独的公会是有利益的。在本界内政府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会上、生计上、财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对于行政上之动机可得公论之指导，并且人民也可借以知道作公民的职分和权利。”

仪式结束后，庄士敦经上海回到英国，出任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

1933年年底，他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之前，他即声明：“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所选择的话题充满争议，我不得不严肃地提醒你们，不要过于想当然地接受我所阐述的内容……我也必须提醒你们，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大学的话，在我第一个字出口之前，我面对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议的风潮了。”然后，他开始讲解儒家经典中的一些篇章，他把《论语》所载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念给听众，并阐释儒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完善人格。他反问听众：“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了这样的教育理想，这不也是古希腊当年的理想吗？当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才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时，苏格拉底回答：‘正确的行为。’”

在这些演讲结束后，他将之整理为《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

1934年，他回到苏格兰。在一座名为爱琳·罗恩的小岛上，他度过了最后的光阴。他把各个居室分别命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他花了大量精力营建图书室，将他从中国带回的数千册藏书摆放其中。他甚至还在岛上建了一座小小的中国风格的寺庙。

他不再关心世事。他把这座岛屿，称作“小中国”。

1938年，他在这座岛屿上病逝。

参考文献：

1，[英] 庄士敦（著）、刘本森（译）、郭大松（校），《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英] 庄士敦（著）、 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

3，[英] 庄士敦（著）、潘崇\崔萌（译）、李宪堂（审校），《儒学与近代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4，邵宗日（著），《英国租借时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5，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6，[英]史奥娜·艾尔利（著）、马向红（译），《回望庄士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编辑 | 吴京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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