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你说话算不算数？”这句沉甸甸的问话，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仿佛一把锈迹斑驳的钥匙，开启了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1984年的早春，我脱下军装，告别了西北边疆的风沙，回到县城，进入了令人羡慕的供销社。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沉重的承诺和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的连长，高大山，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他嗓门大，为人热情，做事雷厉风行。在战场上，他像一头猛虎，但在生活中，却像个孩子般纯真，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演习中，一块半人高的石头从山上滚落，是他奋不顾身地将我推开，自己却……如今，只剩下我和战友们对他的承诺：照顾好他的老母亲。

刚安顿下来，供销社王主任就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去省城办理调资手续。三天之内必须办完，否则一年的工资标准就定不下来了。介绍信紧紧攥在我的手里，却像一块烙铁，灼烧着我的内心。因为我得知，高妈妈住在省城郊区，身体每况愈下，急需用钱治病。一边是关系到我生计的调资手续，一边是连长的嘱托和高妈妈的困境，我陷入了两难。

带着几十块钱和沉重的心情，我踏上了前往省城的火车。拥挤的车厢里，一位中年妇女主动与我攀谈。得知我刚退伍，她打开了话匣子，谈起她远在黑龙江当兵的儿子。她还善意地提醒我，在省城办事需要“走门路”，并分享了她侄子花钱找关系的经历。我谢过她的好意，心里五味杂陈。

到达省城后，我找到一家便宜旅馆安顿下来，便直奔高妈妈家。老旧的筒子楼，昏暗的楼道，高妈妈虚弱的声音，都让我心头一紧。屋内陈设简陋，墙上高连长的军装照格外醒目，他灿烂的笑容仿佛还在眼前。我强忍着泪水，将身上大部分的钱，两百多块，塞给了高妈妈。她起初不肯接受，我只好谎称这是战友们的心意，她才含泪收下。

高妈妈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讲起高连长小时候的趣事，他如何淘气，如何孝顺。我静静地听着，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中充满了酸楚。这时，高连长的侄女小红回来了，她热情地招呼我，并为高妈妈准备了晚饭。看到老人吃得香甜，我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些。临走时，小红悄悄告诉我，高妈妈最近病得很重，一直念叨着高连长。这更坚定了我帮助他们的决心。

离开高妈妈家，我匆匆赶往办事处，却发现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工作人员宣布今天的名额已满，明天再来。我心急如焚，如果明天还办不成，我该如何向王主任交代？这时，一个叫张伟的小伙子凑过来，说他表哥在办事处工作，可以花钱插队。五百块！我吓了一跳，这可是我大半年的工资。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决定继续排队。

回到旅馆，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高妈妈的病容，调资的压力，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无比焦虑。我想起了高连长曾经的教诲：“做人做事，宁可吃亏，也不能没了原则。”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赶到办事处，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我默默地排在队尾，饥肠辘辘。这时，一位穿着旧军装的老者递给我一个肉包子，我感激地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攀谈中，我得知老人姓冯，曾是炮兵出身，竟然还认识高连长的父亲！

老冯听完我的故事，感慨万千。他带着我绕过长队，来到办事处后门。在老冯的帮助下，我的调资手续竟然不到半小时就办完了！临走前，老冯还送给我一枚珍藏的“五好战士”纪念章，让我转交给高妈妈。

回到县城，我顺利完成了任务，王主任也对我赞赏有加。我把高连长的照片和老冯送的纪念章摆放在床头，仿佛他们都在默默守护着我。后来，我和同事们每月都会凑一些钱寄给高妈妈，尽我们所能帮助她。

半年后，我收到了高妈妈的来信，信中诉说着她的感激之情，并附上了一张高连长珍藏的老照片。照片背后，写着“生死弟兄”四个字，这几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但每当想起1984年的那个春天，想起连长的嘱托，想起老冯的帮助，想起高妈妈的来信，我都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力量。那个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国强，你说话算不算数？”，如今已有了答案。我用我的行动，兑现了我的承诺。

而您，又会如何看待我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