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财赋、军队是维系一个王朝系统的基础，而对这两样东西的控制都需要人事来完成，所以，人事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后为了维持不占人口优势的蒙古人对天下的控制，于是就放弃了传统的科举制，将中原士人完全边缘化。但这看似维护了蒙古人的利益，却也造成了中原士人和元朝系统的彻底分离，从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众所周知，忽必烈的天下是依靠中原儒士和汉人世侯的支持打下的，但在建立元朝并初步稳定局势之后，忽必烈却逐渐将汉人边缘化，具体表现为：剥夺汉人世侯的军权；逐步稀释处于中枢权力核心的儒士的权力，并将中原士人上升的通道彻底堵死。

至于忽必烈为何要如此又是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合法继承者，有统治包括中原汉地、漠北草原和外围各大汗国的合法性。而要做到如此，就必须坚持蒙古贵族的主体地位，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只有始终坚持蒙古贵族的利益，元朝皇帝才能坐稳蒙古帝国宗主国的地位，也才能维持蒙古人控驭天下的格局。

所以，元朝的高级官员就基本为蒙古勋贵、色目贵族和少数汉人勋贵所垄断。而中下级官员也主要从各机构中的吏员中进行筛选。

元朝高级官员主要来源于怯薛群体。1204年，成吉思汗在整顿军队时，挑选了一部分贵族和平民子弟作为自己的护卫亲军，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成吉思汗又将卫队规模扩充到一万人，分为四班，称为四怯薛，分别由大汗的四个亲信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和赤老温统领，且四怯薛长的职位是世袭的。

在建立元朝之后，怯薛的军事功能就逐渐弱化，转而在宫廷内主要从事服务性工作。由于怯薛中大部分人都是出身贵族，所以元朝为了维持蒙古贵族垄断中枢权力的格局就直接从怯薛中筛选高级官吏。一般来说，怯薛可以直接进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等主要部门出任相关职位。

尤其是世袭怯薛长的几大家族，其更是垄断了核心职位，比如：木华黎的后裔安童在二十岁时就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右丞相；博尔术的后裔玉昔帖木儿在忽必烈时代曾长期担任御史大夫一职...

等于说，不管是之前的大蒙古国还是之后的元朝，其核心权力始终是被成吉思汗及其心腹的后裔所垄断。

至于其他的怯薛成员，也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入官场：通过武职世袭、文职荫叙的正常途径做官；被怯薛长推荐，越过中书省和吏部的正常选官程序，由皇帝直接授予相关官职，这种选官模式被称为“别里哥选”。

等于是，怯薛先是在宫廷通过为皇帝服务的方式进行历练，熟悉政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被推入官场。和秦汉时代的郎官一样，怯薛就是元朝高级官吏的培养机构。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皇帝可以通过将怯薛外放朝堂进而控制朝局。元朝皇帝比较特殊，不行常朝，每年仅在元旦、皇帝生日以及某些重大庆典的特殊时间举行“朝贺”，平时并没有接见官员的制度。

这种情况下，元朝皇帝很容易失去对朝堂的控驭能力。但是呢，皇帝完全可以通过外放怯薛为官的方式完成对外朝的控制，因为，怯薛本质上是皇帝的家臣，又长期在宫廷内为皇帝所服务，是皇帝的“自己人”。当“自己人”控制了各重要岗位之后，皇帝完全就可以在深宫中实现对外朝的权力控制。

说白了就是，元朝皇帝以内朝来控制外朝。和前代不同的是，元朝皇帝进一步将内朝成员放到了外朝的关键岗位而已。

由于怯薛之前属于大汗的家臣，所以，元朝皇帝也只是将家臣外放到朝堂担任重要官职而已。既然是家臣，那就值得信任。元朝的人事属于典型的“家臣政治”。

元朝属于典型的家臣政治 图源/剧照

总结起来就是，元朝的上层人事是被两大因素所决定的：草原本位和家臣政治。元朝皇帝通过将怯薛成员和蒙古勋贵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方式实现了对帝国机器的强力控制。

当然，元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做还受一个因素的影响：不管是之前的大蒙古国还是之后的大元王朝，本质上都属于成吉思汗子孙的共有财产。

既然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那么元朝的核心岗位理应由贵族及其家臣所垄断。

在核心岗位被贵族垄断之外，元朝的中下层官员的来源也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途径，从吏员中进行筛选。

元朝的各级机构中，存在着包括令史、司吏、书吏、译使、通事等在内的负责公文案牍、保管印信文书、传达通信、翻译等工作的大量吏员。这些吏员按照所在机构的级别、从事吏职工作地位的高低以及工龄为标准是可以直接从吏职进阶为官职的。

也就是说，元朝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出身吏职，而担任吏职的吏员也都是将来的官员，官吏之间的流通在元朝是极为通畅的。

这种模式有一个好处：所有的官员在出任官职之前都在吏职上经过一定程度的磨炼，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能够将相关工作干好，且极为务实。此模式和蒙古人实用主义的意识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如此局面，史书的原话是：“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

既然元朝的官员主要来自贵族和吏员，那么中原儒士上升的通道基本就被堵死了，尤其是在元朝还关上了科举的大门的情况下。

如此，儒士的进阶之道就非常狭窄，一般只有补吏和任教官两种途径。不过呢，补吏也需要有人推荐，也要和专业的吏员竞争，优势不大，就是任教官，由于周期特别长，也难以进入正统的官僚体系。

即使那些拥有一定名望的名士被征召入朝廷，也不过是在翰林国史院中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元朝的翰林国史院等边缘部门就是专门安置这些有名望的儒士的。

不过呢，随着家臣政治逐渐淡化，元朝皇帝就慢慢被大臣和贵族所架空，为了维护皇权，元朝还是决定以发展科举的方式来给中枢换血，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朝下诏开设科举。规定：自次年起，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只是，元朝虽然开设了科举，但录取的人数却相当有限，据统计：从1315年到1366年，元朝一共举行了16次科考，但却只录取了1139名进士，而且还是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先。

元朝皇帝并没有实现以科举给中枢换血的目的。这是在贵族已经掌控权力和部分关键职位属于世袭情况下的必然。当然，元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重用色目人，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资源被蒙古贵族和色目人垄断的情况下，中原士人上升的通道就无比狭窄，据统计：元朝官员出身怯薛的占比10％，出自吏员的占比85％，儒士仅占比5％。

大部分儒士被拒之门外只能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

而现实又是，这部分人的基数又是非常大的，大约有5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占元朝总人口的5％。由于教育下沉，所以中原的士人就进入了裂变式增长的爆发阶段。

由于儒士的财产基本被保留，所以这些人凭借财富和教育优势依然是地方上的领袖，主导着地方政治。

因此，在儒士群体和元朝渐行渐远的情况下，元朝就逐渐失去了对基层的控驭力，当元末天下大乱之际，这些已经进化为乡绅的儒士在发现元朝已经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时就果断和红巾军展开合作，并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

汉人精英最终选了朱元璋 图源/剧照

没办法，汉人是人口的主力军，汉人精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失去汉人精英的支持，元朝的周期注定不长。

也就是说，元朝失去天下是从将汉人精英排斥在官僚体系之外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和大秦之亡一样，都是因为没有形成对天下精英的全覆盖所导致的系统崩溃。

只不过，大秦和元朝都有苦衷：大秦在秦军将士的军功都很难兑现的情况下是很难向六国精英分配资源的；元朝在草原本位、世袭、家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也是资源有限，不能和汉人精英共享权力。

更要命的是，那些不能共享资源的人还占了大多数，是绝对的实力派。

既然不能解决分配问题，大元的短命就是注定的。当元朝的主力军在一次次内耗中被极大消耗之后，平衡就已经被打破。

可以说，就算红巾军不灭亡元朝，那些以汉人精英为主力的乡绅群体迟早有一天也会主动更换代理人。

元朝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蒙古人的利益，主导了天下格局，但最终失去的却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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