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着手清算民国时期损害国家利益的乱臣贼子，在这期间，一座坐落于北京的监狱顺势而生，它又叫作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专门用于关押和改造身份地位非同寻常的犯人。

可想而知，里面必定不缺乱世时期的“草莽英雄”与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其中有不少“豪杰”都曾效力过蒋介石，也曾身担重任，一度辉煌过！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沦为阶下囚的他们在这所为其量身打造的监狱中是如何度过的呢？

沈醉作为功德林的重要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战犯所见所闻》中记载了一些奇闻乐事，其中以王耀武和范汉杰的事迹最引人入胜，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沈醉的不解：王耀武总被欺负情有可原，为何范汉杰却无人敢惹？

说起沈醉，他的人生故事也颇为传奇。起初他因为身份层次不够是进不了功德林的，而是被关押在重庆市的一所普通监狱内，但因为他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引起当地官员与居民的仇忾，受到多方针对与打压。

他也并非任人欺负的主儿，本就行事乖张的他不会乖乖就范，搅得当地监狱里乌烟瘴气，上层管理经过协商后决定将沈醉破格提到北京功德林。

时间回到1932年，杠成年的沈醉经过熟人介绍顺利进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此开启了属于他的特工生涯，并频繁参与特务行动，曾先后被任命为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等情报类工作职位。

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特务”是一个令人非常不耻与憎恨的词汇，加上许多文学作评中对“特务”的艺术加工，他心怀不轨、投敌叛国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些社会的偏见让沈醉的身上覆盖了一层令人同情的面纱，对上他虽然勉为其难可算得位高权重。

但由于从事的工作无关于军事或政治，在上层领导者圈子中无甚发言权，而对下他则被视为双手沾满共产主义者鲜血的特务头子，是十恶不赦的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恶魔。沈醉沦为战犯这还另有隐情，正是社会各阶级对“特务”的痛恨直接推动了沈醉入狱。

建国伊始，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平叛广西地区之后，云南俨然成为了下一个目标。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在新中国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中摇摇欲坠，值此之际，蒋介石已认清局势，准备退居台湾。

在临行之前他任命卢汉为临时司令接管云南的主要军事管辖。在位期间，卢汉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军备武装力量，但当国共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卢汉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显而易见，跟随日暮西山的蒋介石不是明确之举。

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候，他甚至在这小小的边陲之地独自为政恐怕做不到，于是，他向解放军投递了归降书，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掌控，云南也在这次起义中顺利完成了统一。

与此同时，卢汉还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份名单，而沈醉作为国民党军统的重要一员也赫然在列，之后被关押进重庆战犯管理所，后迁移至功德林。来到功德林的沈醉分配了两个室友，其中一个就是王耀武。

1926年，王耀武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进入国民革命军，先后担任少尉排长、少尉连长，在多次围剿工农红军后升为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耀武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多次参与内战抗争。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经过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18万人的国民军攻下济南城，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国民军内部却出了乱子，吴化文临阵倒戈、发动叛变，王耀武始料未及，只能放弃到手的鸭子，乔装改扮后开始出逃。

但行至寿光境内时被发现，被押解至功德林，后来与沈醉相遇。范汉杰和王耀武一样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卓越，在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位，但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与王耀武先后进入功德林战犯看守所。

败者为寇，国民党的统治区里，派系斗争层出不穷、土地改革不力、军政腐败，逐渐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其走向毁灭是大势所趋。昔日在国民军里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王耀武、范汉杰等人的落网也是命中注定。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乱世之中没有站对队伍可能意味着身毁人亡，但共产党人对内战期间的战俘持怀柔政策，只是修建了专门的监狱对他们进行改造。

俗话讲，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寺庙拜什么佛。

好汉不言当年勇，唯有顺应局势才能更好的在逆境中生存，王耀武和范汉杰深谙其道，在这鱼龙混杂的功德林中为自己披上了保护色，但他们表现出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旁人难以理解，但他们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在功德林里“风生水起”。

在沈醉看来，王耀武性格软弱可欺，人人都可以上来踩一脚，在旁人眼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殊不知在这一副老实面孔的背后处处蕴藏着为人处世的生存之道。

作为国民党内部高官，王耀武是少有的明白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变化，秉承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在功德林里积极改造。

在他的努力下被提拔为学习委员，但同时也受到了其他战犯的不怀好意，功德林里关押的都是在战场上舔过刀尖血的人，其中不乏性情暴戾之人，对上“好学生”一样的王耀武自然不会善待。

功德林就是另一片不见硝烟的战场，有人看不惯王耀武的所作所为，想着暗地里使绊子拉他下水，但王耀武很少说话，受到欺负也不反击，没有给那些人任何可趁之机。

但是，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一向谨慎的王耀武在一次和别人讨论《三国》的时候说自己喜欢关羽，但很快就意识到说错话了，又连忙改正道自己不应该喜欢乱臣贼子，以后就只喜欢诸葛亮了。

这次微不足道的无心之失还是被有心人举报了，往大了说这严重触犯了政治立场，但功德林上层领导知道后并未将其治罪。

心有不甘的小人又开始对王耀武进行诽谤，声称他在睡梦中说了怀念国民党之类的话，可是领导知道后对那些人说：“即使他在梦中真说了这些也说明不了什么，梦话并不算一个人真正的意识。”

上层对王耀武展现出的高度信任逐渐让一些人放弃了对他的打压，这正是得益于王耀武老实本分的性格。过去的功名利禄不足为外人道也，往事种种如过眼浮云、烟消云散。

叶理三是王耀武当初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心腹，他首次探望狱中的王耀武时进行了最高仪式的敬礼，王耀武摆摆手并阻止了他：“现在这里没有长官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谦卑成为他在功德林行走的通行证，而他的能屈能伸的格局更是他在功德林如鱼得水的独门秘笈。

有一天功德林的煤火出了问题，负责人无奈只能向他们说明开饭时间晚一小时，但他傲慢和挑衅的态度惹怒了战犯当中的顽固派刘安国，他摔下碗筷开始闹事，旁边尽是煽风点火之辈。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耀武主动站出来收拾起了地上散落的狼藉，火药味十足的氛围被缓解，刘安国也顺着他递过来的台阶安静了。诸如此类，王耀武总是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化解战犯与解放军方面的冲突，这也为未来他成为功德林第一批特赦战犯而打下基础。

他的善良并非临时伪装，早在济南战役中就已初见端倪，在战争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其他大小军干自顾不暇时，王耀武却释放掉所有的政治战犯并疏散了后方的无辜百姓，虽然被俘，但他的功绩仍受到毛主席夸奖：“功是功，过是过，共产党会永远记住他的事迹，人民也不会忘记。”

如果说王耀武谦卑软弱的性格是他的处世之道，那么仗势欺人的范汉杰则截然相反，他更擅长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来保护自己，谁来惹他就反咬谁一口。

两者在功德林里秉持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又殊途同归，有时候满身披满荆棘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范汉杰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从北伐战争的时候就跟着国民党，凭借着自身卓绝不凡的才能获得蒋介石青睐。

功德林除了少数罪大恶极之徒会处以极刑，其他战犯一般采取优待政策，以改造为主。范汉杰深知自己不会死，为了安稳度日，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可招惹的角色，让其他试图挑衅的战犯敬而远之。

话说一次，他们被要求填写家庭情况表，轮到范汉杰时出了差错，拒不服从的态度让军官非常头痛，在军官的强烈要求半就着威胁下，他仍旧无动于衷，甚至不着调的说他有六个老婆和一堆孩子，军官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范汉杰在功德林的行为举止处处透露着不合群，久而久之，也无人再愿意搭理，尽管这正中范汉杰下怀。不怪沈醉对此感到困惑，范汉杰的言行举止非常人所能理解，特立独行的他就这样在监狱安稳度过。

直到他和王耀武一起获得第一批特赦，沈醉才终于看清了其中的“歪门邪道”。作为曾经抗日战场中的一员猛将，他绝不可能是轻狂之辈，相反，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勇者，另辟蹊径的他在功德林里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诚然，沈醉、王耀武以及范汉杰三人一日为囚，但处在逆境中的他们却通过各自完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未来，时势造英雄，适应外界的环境是任何人永远需要研究的课题。利禄功名一笑休，人生富贵不需求，功名粪土皆尘埃。

纵使过去的繁华迷人眼，可随着共产党的对中国的全面解放，一切都化为泡影、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现状，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让自己走的更远。今天的后生们更应以史为鉴，以国家理想为自己理想，以中华复兴为自己的奋斗方向!

#头条创作挑战赛#

[1]刘江英.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及其经验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0.DOI:10.27410/d.cnki.gxbfu.2020.000962.

[2]陈晓.两种选择两种命运济南战役前后的“一张手纸”和“半斤猪肉”[J].档案记忆,2020,(01):11-13.

[3]赫安龄.范汉杰就擒始末——辽沈战役轶闻[J].党史纵横,1994,(07):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