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的一个炎热的七月日子里，上海这座闹市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氛围中。那天，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预定在下午举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即将迎来新纪元的喜悦与期待中。

然而，在这种几乎可以用沸腾来形容的气氛中，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却在一瞬间改变了一切。威廉姆·欧立夫，美国驻沪副领事，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在人群密集的溧阳路和东长治路口处，横冲直撞。

他的车辆无视交通规则，直接冲破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几乎撞到了前来观看游行的民众。这位外交官的鲁莽行为，不仅威胁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安全，更是对正在形成的新政权权威的公然挑衅。事情后来会怎么处理？

1949年7月6日，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不仅是“七•七”抗战纪念日，同时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的仪式日。这一天的活动意义重大，象征着新政权的确立和新生活的开始。

陈毅在活动前夕召集了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他明确指出，由于活动规模大，参与群众众多，治安维护的工作尤为关键。为此，他特别指派了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来负责此次活动的全部安保工作。

陈毅的指派不仅是基于对李士英能力的信任，也是对重大活动安全的高度重视。李士英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制定详细的安保方案。他首先召集了公安局的高级警官们，布置了详细的警力部署计划。

根据游行的路线，李士英安排了足够的警力覆盖主要街道及其交叉口，特别警力被安排在人群密集的地区，以防万一。在游行路线的每一个重要节点，警方都设置了检查站，对参与游行的市民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没有携带危险物品。

此外，李士英还特别指派了便衣警察混入人群中，用以观察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为了保证通信畅通，李士英还增设了多个临时指挥中心，配备了无线电通讯设备，确保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实时通信，快速响应各种情况。

在这一天，所有警力都被要求在岗在位，确保响应迅速。当日清晨，当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整装待发，准备进入城市的主要街道时，李士英已经在现场指挥中。警车和摩托车巡逻队伍不断巡视沿线，确保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随着钟声响起，游行正式开始。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从定点出发，士兵们步伐整齐，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致意。沿途的市民们挥舞着花朵和彩旗，欢呼声、掌声不断，场面热烈而有序。孩子们被父母高高举起，欣喜地看着这支代表新生的军队。

当天下午，随着游行活动进入高潮，街头人潮涌动，一切似乎都在有序进行中。然而，不远处的溧阳路东长治路口，一幕出乎意料的情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

美国驻沪副领事威廉姆·欧立夫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车速极快，对周围的行人和其他车辆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原本有序的人群不得不急速散开，避免被撞。他的车辆多次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显然无视了游行的路线限制。

当交警追上吉普车，试图通过喊话让欧立夫停车时，欧立夫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快了车速。几次激烈的逼车后，欧立夫在一次尖锐的转弯中几乎撞上了路边的护栏，场面十分危险。

经过数次的危险驾驶，欧立夫终于在交警的严密包围下被迫停车。交警迅速上前，一边稳定情绪，一边用中英双语告知他必须下车接受检查。然而，欧立夫从车内走出来后，态度异常激动，对着周围围观的人群以及警察大声咒骂，显然对被拦截感到愤怒。

交警尝试对他进行安抚，说明停车的必要性，但欧立夫并未表现出任何合作的意愿。他甚至推搡试图阻止他的警察，并且拒绝出示任何身份证件或驾驶证。这种行为立即引起了在场市民的关注，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情况越发紧张。

考虑到欧立夫的外交身份和现场的复杂性，警方决定将他带回附近的提篮桥分局进一步处理。在警车前往分局的路上，欧立夫一直表现得极为不满，不断地用英语表达他的抗议。

在接到提篮桥分局关于威廉姆·欧立夫行为的报告后，陈毅立即召集了市政府的主要官员和公安局的高级指挥官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这起涉外交通违法事件，特别是考虑到涉事者是一名外国副领事，这使得事件的处理显得更为敏感和复杂。

陈毅在会议中表达了他的立场，即不论涉事者的国籍或身份如何，只要在上海市内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他指示市公安局严格依照国内法律的规定，对欧立夫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他还强调，这种处理不仅要公正，也要明确向国内外展示中国政府维护法治和国家尊严的决心。在提篮桥公安分局，欧立夫被带到一个审讯室内，由专门的审讯队伍进行问询。面对公安人员，欧立夫的态度非常敌对，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审讯官。

他的举止包括拒绝坐下、大声喧哗，甚至推搡试图阻止他的公安人员。尽管面对这样的挑战，公安人员保持了冷静和专业，坚守法律程序和纪律。他们没有对欧立夫的挑衅行为作出过激反应，而是采用了更加严格和程序化的措施来处理这种情况。

例如，审讯过程中，欧立夫的言行被详细记录，以备后续的法律程序使用。欧立夫在拘留所内的行为也十分嚣张，他多次试图破坏拘留室的设施，如翻倒桌椅，撕毁文件。

对此，公安人员采取了加强拘留所安全措施的步骤，包括增加监视和限制其活动范围，以防他进一步破坏或潜在的逃逸尝试。

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公安部门严格遵循了陈毅市长的指示，即依法处理所有违法行为，不论涉事者是哪国人。公安人员向欧立夫清楚表明，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无论其外交身份如何，都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陈毅之所以有如此底气处理美国人，除了心中不怕帝国主义威胁的强大胸怀，还得益于他充足的准备工作。

当时，整个城市的警卫兵力不足1500人，而上海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使得这一数字显得尤为微不足道。如何在不引发混乱的情况下稳定接管，是放在陈毅面前的一大难题。

春风习习的一天，陈毅站在新华路的指挥部前，眺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他深知，要接管这样一个城市，不仅需要军力，更需要广泛的行政能力和细致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方针，意在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人力。

在陈毅的指导下，接管团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重用了国民政府的许多留用人员，还特别关注那些有特殊技能的职员。例如，在接管的第一周内，原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就被重新聘用，以确保城市的交通系统不受接管影响，能够维持正常运作。

与此同时，陈毅还面临着维持社会秩序的巨大压力。市区的每个角落，从繁忙的南京路到人迹罕至的小巷，都需要部署警力。他组织召开了多次筹划会议，与各部门负责人深夜讨论，制定详尽的安全措施。

在这些会议上，陈毅经常强调，要对原有的警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增援，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在警力上出现真空。

事件发生后，美国驻上海大使馆对欧立夫被拘留及接受审讯的情况表示了严重关切，并迅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大使馆在抗议函中表达了对事件处理方式的不满，并请求对欧立夫的案件给予特殊考虑，试图为其减轻处罚。

他们强调欧立夫的外交身份，并主张根据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外交官应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对此，上海市政府在陈毅的领导下，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和回应。

上海市政府回复美国大使馆的函件中明确指出，尽管欧立夫拥有外交身份，但其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的国内法律，尤其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处理这一外交争议的过程中，陈毅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坚定和原则性，强调了新政府遵守和执行法律的决心。此外，市政府还与国家外交部保持了密切沟通，确保处理方式符合国际法和外交协议，同时坚持国家的法律和主权不受侵犯。

在这一事件处理的关键时刻，上海市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解放日报》作为国内主要的新闻机构，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报纸不仅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经过，还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处理涉外事件时的公开透明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报道中提到，尽管面对外交压力，上海市政府依旧坚持公正法治，公开审理欧立夫的行为，展现了新政府的法律自信和对国际规则的尊重。《解放日报》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回响。

市民们通过报纸了解到新政府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法律尊严，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安全的信任。同时，这一事件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既尊重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也坚定维护自己的法律和主权。

钱惠民. 剥下虎皮[M]. 1962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M].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