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6月24日，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了三十一年后，在南京西宫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八天以后，他的长孙二十一岁的朱允炆继位，是为明惠帝，次年改年号建文，成为明朝第二位皇帝。
按说，皇帝死了，继位的应该是皇帝的儿子，怎么变成了孙子呢？
据说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欢的人只有两个，一个结发妻子马皇后，一个就是长子朱标。所以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但可惜的是他寿命不长，六年前就先于朱元璋死了。朱标的死对朱元璋的精神打击很大。
朱标死后，可以做皇位继承人的儿子还有很多，但朱元璋偏偏谁也不选，而是选定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十五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元璋的《遗诏》这样写到：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以期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夙昔忧虑，常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弼，以福吾民。丧祭仪物，勿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工，哭临三日，皆释服。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遗诏》的意思很清楚，除了以卑微的心态向天下百姓作了一次人生总结外，特别重要的是叮嘱朝臣与百姓要拥戴新皇帝朱允炆。
朱允炆上任伊始，朝廷即开始改革，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方孝孺为翰林侍讲。齐泰掌军、黄子澄管民、方孝孺任国师，三驾马车齐保新皇帝能够顺利把握全局、执掌朝政。
朱允炆的这场新政改革，行“王道”，弃“霸道”，主要包括宽刑狱、机构改革、官制变更、改变江浙赋重等等，施仁政得民心，取得很好效果，但仅仅只有四年，戛然而止，呈昙花一现。这场新政的主要策划者和新政内容就出自方孝孺。
进京前的方孝孺，在汉中府学任教授已六年。
方孝孺浙江宁海人，也算是官宦人家之后。父亲方克勤曾任山东济宁担任知府，因明做事认真、爱民心切、奉公唯谨，一些与他共事的官蠹猾吏，因为捞不着好处，便很忌恨他，诬陷他私用府仓中炭苇二百斤，被朱元璋下旨押解来京打入诏狱。一年后被贬往江浦为吏，又因空印案再次遭衙吏诬陷，终被逮至京师，五十一岁被杀。
方孝孺遵父亲生前之嘱，前往浦江拜致仕的宋濂为师。三年间得到宋濂的青睐和真传。他认为方孝孺可以匡扶天下，是燮理阴阳的宰辅之才。
方孝孺先后得到过朱元璋的两次接见：
一次是洪武十五年，因吴沉等人推荐，朱元璋接见了时年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接见时皇太子朱标在座。当经过一番接谈与询问，朱元璋觉得这个年轻人举止端正，且文采斐然。于是对朱标说：“此庄士，当老其才。”夸奖了几句后，就让方孝孺回了老家。
一次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刚去世。朱元璋见了三十六岁的方孝孺，对吏部官员说：“现在还不是起用方孝孺的时候。”
就这样，方孝孺在汉中府学教授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六年。
朱允炆在东宫时，就听说过方孝孺的大名，知道他的学问在当世无出其右。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师从宋濂，方孝孺亦是宋濂的高足。因此，朱允炆任命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每逢读书遇到疑难，就请其讲解。临朝处理政务，与大臣商量国事，他也要方孝孺坐在丹墀下的屏风前，随时批答。
朱允炆的新政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削藩，但彻底失败了。
朱元璋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朱氏江山”的稳固，将儿子们都分封为藩王，给予大量特权，并且拥有庞大的军事统治权，藩王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过万，虽然不经与地方政事，但对封地附近驻扎的国家军队有指挥权，而且中央调动地方军队时，要经所在地藩王的同意，这严重地威胁了中央皇权。
当时诸位藩王中属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势力最为强大，野心最大，对朱允炆的威胁也最大。因此，削藩的主要目标也就是燕王朱棣。建文帝采用了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先除周王朱櫹、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再降燕王朱棣。
殊不知燕王朱棣的实力大大超过朱允炆的想象，且用人失误加上优柔寡断，致使燕王朱棣一次次逃生创造了机会，终于在建文元年七月初四，燕王朱棣突然兴兵勤王，率军攻打南京，提出“清君侧”的口号，打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所谓君之侧，即朱允炆身边的齐泰、黄子澄。
大敌当前的朱允炆似乎不太在意前方的战事。他一方面要求方孝孺按周朝制度改革朝政，一方面敕旨修建省躬殿。
省躬殿建成不久，恰逢承天门遭遇一场火灾。方孝孺认为这是大事，天降灾咎，是人君有过失，提议将午门改成端门，把原来的端门改成应门，把承天门改成臬门，把前门改成路门。朱允炆竟然一一准奏。
直到建文三年三月，官军遭遇夹河之败，损失惨重，朱允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罢免了齐泰、黄子澄的官职。
齐、黄二人离开京城后，从建文三年四月至建文四年的五月，一年时间内方孝孺向朱允炆出过三次大计，但这三次大计均未奏效。建文四年的六月初八，朱棣率领的燕兵在接连攻克淮河、长江两道天险之后，挟如雷破竹之势，终于兵临金陵城下，驻扎在城郊的龙潭。
《明通鉴》记载一段君臣对话：
朱允炆问方孝孺：“燕兵已入龙潭，朕该怎么办？”
方孝孺反问：“陛下想怎么样？”
朱允炆说：“有几位大臣建议，让朕弃守金陵，前往浙江或湖、湘，以图重新振作。”
方孝孺连忙摇头答道：“君王怎么能够离开帝都呢？城中尚有二十万部队，我们只能尽力坚守，等待援军的到来。”
朱允炆又问：“万一守不住呢？”
方孝孺淡然道：“就算是没有希望了，国君为社稷而死，也是正当的，是死得其所。”
朱允炆言听计从。
遗憾的是，朱允炆派往各地征募的勤王之师在没有到来之前，在谷王朱橞、李景隆的策应下，打开南京金川门迎接燕军。朱允炆见大势已去，下令纵火烧毁宫殿，从此下落不明。
燕王朱棣下达通缉令，捉拿二十九名奸臣，首要者为太常侍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除方孝孺外，余下五人都在外募兵，所以南京城内的方孝孺成为第一号缉拿要犯。
朱棣的军师大和尚道衍曾说：“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殿下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也听说过方孝孺同当年的宋濂一样，是天下文臣之首，所以答应了道衍的请求。
关于方孝孺的悲剧，史书有详细记载：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陛。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又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挟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
朱棣的军师大和尚道衍曾说：“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殿下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也听说过方孝孺同当年的宋濂一样，是天下文臣之首，所以答应了道衍的请求。
朱棣本想借方孝孺的名气来起草登极的诏书，但方孝孺痛哭不止，朱棣走下丹陛，上前劝慰道：“先生不要太痛苦了，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怒问：“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他已经自焚了。”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朱允炆有两个儿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此时都还年幼。）
因此朱棣回答：“他的孩子太小，现在国家需要一个可以担负责任的年长的君主。”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子弟？”(太子朱标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虞怀王早夭，二儿子朱允炆就成了朱元璋钦定的太孙。朱允炆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分别被封为吴王、衡王、徐王，此时也都已就藩在外。)
方孝孺这句问话，倒把朱棣给噎住了，只得回答：“这是我家里的事儿。诏告天下，非先生不可。”
没想到方孝孺边哭边骂，诏书决不起草。
朱棣放下狠话：“你一个人死是小事，难道就不怕灭你的九族吗？”
方孝孺怼道：“就是灭了十族，你又能把我怎样？”
随后拿过笔，在纸上大书“燕贼篡位”，朱棣下令将方孝孺推到街市上，当众处以车裂分尸的磔刑。
因为他的“便十族，奈我何”这句话，朱棣不但将他的九族诛灭净尽，更将他的朋友、弟子凑为十族，全部抓捕杀害。方孝孺的夫人、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罹难。
从“灭门之祸”到“灭族之祸”“灭友之祸”，一共被杀掉了八百多人。终明一朝，此案为最惨，无之一了。
这一年，方孝孺四十六岁。
关于方孝孺之死，身后数百年来，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赞者认为他的死，为信仰、为思想、为主张而杀身成仁、苌弘化碧的亘古之典范，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
批评者认为他的死，既迂又腐，愚忠愚孝，是在用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流芳百世和天下美名，是自私自利，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方孝孺之死是不是“愚忠”？我认为当然不是“愚忠”！他的死更重要的是为了恪守儒家“正统”观念，承袭固有文化传统，是“明王道，致太平”的追求与价值观体现。
其一是政治理想。
方孝孺不愿背叛朱允炆，因皇帝治国措施和他的政治主张甚为投合。在朱允炆身上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而决不是盲目的依从。
朱元璋开国后，治国政策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特别是屡兴大狱，株连甚多，开国功臣大多难以善终，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到了朱允炆时代，一反爷爷做法，废除严刑峻法，崇尚礼教，锐意文治，以宽仁之政著称。而朱棣在“靖难”过程中杀戮颇多，手段也很残酷，如活埋降卒、割人鼻舌、抉齿剥皮、碎磔骨肉等等。
相比较之下，唯有朱允炆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复兴礼乐，精简机构，大赦疑狱，减轻人民负担，使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朱允炆失败，意味着他的整个政治思想也随之付诸东流。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表现出宁愿慷慨赴死的气概。
其二是士为知己者死。
方孝孺和朱允炆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
朱元璋两次接见方孝孺但都未重用，让方孝孺感到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直至朱允炆继位后，立即启用方孝孺，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随时侍奉在朱允炆左右，辄咨国家大事，甚为倚重。施行宽政，更定官制，削减藩王，三大政策朱允炆对方孝孺是言听计从，方孝孺主张德治，朱允炆希望推行宽政，君臣关系甚为契合，让方孝孺感到“知遇”之恩的欣喜心情。
而朱棣与方孝孺的关系如同隔了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伐朱棣的诏檄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朱允炆同意而方孝孺不同意，使朱棣此计归于失败；方孝孺多次为朱允炆决策运用反间计离间朱棣父子。这些企图虽大多失败，却加深了朱棣与方孝孺之间的怨恨，可谓积怨颇深。
方孝孺意识到不可能与朱棣互为知己，朱棣也不会对他言听计从。如此，与其低头折腰,苟活下去，还不如为“知己”而死，所以，方孝孺选择“士为知己者死”。
其三是不能助纣为虐。
方孝孺认为“靖难”而想夺取皇位的朱棣实属不折不扣的“篡臣”“暴君”，自己不能助纣为虐。
明朝“靖难之变”与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一样，都是皇族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发动的战争，所以与多数官吏一样，方孝孺也很难预料到后续的发展结局。
只不过从最初的以观后效，到朋友门生横加杀害，方孝孺看到朱棣不是君者应该有的宽宏大度，认为朱棣以后不会行仁政，如果臣服朱棣而让后世之人唾骂，还不如慷慨赴死，一死以保清白。
从明初洪武到建文、朱棣时期，方孝孺积极以自己的知识、理想影响和改造社会，但他毕生的努力最终竟成绝唱，不仅他的理想、社会责任感、人格和生命一起被毁灭，而且他的家族也全部被毁灭，甚至连他的学生也未能幸免。
这或许是一个规律，人总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压力时，一种内在的却更本质的气质，会突然迸发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构成另一种风景，使得人们不得不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
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
而方孝孺之后，中国的文人官员绝大多数如同被抽去了脊梁骨，完全匍匐在皇权脚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反抗。
明朝在朱棣后的200年中，官场形成了恭谨、察言观色、圆滑的官风，存在多磕头，少讲话的官场行事潜规则，圆滑的官员往往混得风生水起。
到了清朝更是变本加厉，已无药可救。唐宋时期的谏诤风气早已断然无存，烟消云散，“唯上”不“唯实”成为明清的普遍现象，再无犯颜直谏的耿直之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