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俯首听命。

周朝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制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民众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王朝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官营产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建立官营产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处于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官营产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 AI（人工智能）行业。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战争经费的来源。

除了建立官营产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在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制度。

唐代的土地制度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赢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唐代的中央财政反而因此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唐玄宗在盛世时期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设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反而使得地方官员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继而才扩大成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又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知道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多次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试验。而它们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都有特殊性，却也有许多共性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中国古代这些经验教训时，会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壁垒，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教条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也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史料选择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个部分。引子介绍了中央王朝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个部分，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本书对从秦到清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也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官营经济、货币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固化的社会分层，这种阶层固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影响政权的存续，南朝最终被更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对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个周期终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

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但唐代的土地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可有些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人口增长，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量却在减少，土地随即在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制度的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个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踏上近代化之路，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