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两次相隔二十六年改革均以失败告终。
一场是宋仁宗年间的范仲淹变法，史称“庆历新政”；一场是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史称“熙丰变法”。
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发生的背景基本上是相同的。
北宋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处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然而，这个富裕而文明的国家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忌讲武论战。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后周禁军首领，通过“黄袍加身”的戏剧性政变夺去了后周政权，后又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的兵权，并在全国建立了一套领兵权与将兵权分离、抽调地方武装充实禁军的军事制度。
应当承认，这一制度和“宋朝家法”中“不得杀文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定相互补充，彻底结束了唐末五代武人乱政、政变频繁、朝廷不断更迭的乱局，为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到了宋仁宗时代，北宋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表面繁荣稳定的国家事实上面临着“穷则变，变则通”的迫切时代要求。
宋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等职务，并“为之开天章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范仲淹认为政治的腐败是北宋贫弱的根源，于是从整顿北宋官僚制度着手改革，提出了“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新政。
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受到强烈反对，特别是官僚集团。新法一公布便寸步难行，仅仅半年多时间，范仲淹便待不住了，不得不请求离开中央到地方为官，其改革措施一次也没有贯彻执行。
庆历新政流产，北宋的衰颓日甚一日。二十六年之后，王安石再一次领导了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的途径与范仲淹却大相径庭。1069年熙宁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
王安石变法主要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官僚政治的腐败，王安石认为不是主要问题，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官吏的俸禄不是厚了，而是薄了，俸薄才造成官僚队伍的贪污腐败。王安石提出给官吏普遍加俸，厚禄养廉，使官吏感受到改革的好处，支持经济上的变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王安石陆续颁布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法令，从理财上着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对官僚制度很少更张。
随着新法的实行，贵族官僚的政治、经济特权开始受到限制，于是集结起来，新法受到阻挠。对王安石个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司马光上台后，新法便被明令废止了。
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都受到了来自反对派的阻扰。
范仲淹是一介书生而不是政治家，不仅天真幼稚而且迂腐。他认为吏治的整顿是一纸诏书就能奏效的，但低估了官僚集团的实力，在陆续实行的过程中，随时都遭到他们的阻挠。
这些人是新政推行中受到打击最大的一批人，他们对此恨之入骨。
这些人最终联合起来，对范仲淹等改革派进行诽谤和诬陷，并且愈演愈烈，最后，甚至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
北宋建国之始，宋太祖、宋太宗以后周亲信大臣的身份，通过极其特别的方式夺取了后周政权。因此，他们在正反两方面总结后周之亡与北宋之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他们的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套“家法”。
这套“家法”的核心内容就是戒将帅级武臣长期带兵、戒朝廷文臣特别是宰执级文臣结成“朋党”。因此，就北宋朝廷文官来说，一旦触犯了“朋党”的戒律，下场自然就不会好。
虽然宋仁宗对朋党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对派如此强大的势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范仲淹不仅改革措施一条也没得到实施，自己倒弄得谤诟满身。
仅仅两个月后，宋仁宗就以批准范仲淹请辞参政带兵行边的方式，让其体面地离开了朝廷。其他被疑为“朋党”的成员也陆续被调出朝廷，“新政”随之无疾而终。
王安石是一个政治家，不仅老练、权变，更懂得如何避开风险去完成自己的事业。初期遭到的反对就比较少，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始触动官僚集团的利益后，阻力便越来越大了。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变法。
而像吕公著、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新法由此窒碍难行。王安石虽然有“三不畏”作为精神支柱，但不畏归不畏，毕竟于事无补。
钱穆先生曾指出：“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先，侧重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而这种政策招致小人反对的原因与北宋初就形成的官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扩大了中、高级官员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员子孙获得官衔。
但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无所作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营。大量的冗员还加重了宋代的“积贫”现象。因此范仲淹现在要打破这种官僚贵族的特权，直接触犯了他们做官的利益，无疑会遭到“小人”的激烈反对。
王安石变法急于求成，一些人为了做官而巴结逢迎变法，如吕惠卿、曾布、邓绾、吕嘉问、章惇、蔡京等小人。
王安石不论人品只看是否能赞成推行变法，而这些小人得到权位反而排挤倾陷王安石，导致变法派内部分裂。君子吕公著、程颢、苏辙、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而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
范仲淹在被贬后的几年，内心是十分悲凉的，庆历六年（1046年），失意的范仲淹在岳州的朋友膝宗谅之邀，挥毫撰写《岳阳楼记》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理想破碎的感伤与落寞中谢幕了。
王安石晚年皈依佛门，自号“半山老人”，以寻求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来寄托来世的因缘，写下 《桂枝香》“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北宋的变法逐渐偏离原有的轨道。先是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宰相，尽废新法，再是哲宗亲政后，愤而支持变法派。
哲宗病逝后，向太后秉政，随着遵奉儒家学派核心价值观的士大夫群体的退隐，北宋进入了极权和阴谋治国时期。向太后以个人主观意志指定端王即位，是为徽宗。
徽宗继位后强力支持变法，但是，徽宗变法并不打算拿这些财富去推动强兵事业，去武装军队以备抵御外侮，而是这些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终北宋难逃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