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十四史的修撰史上，元代完成的《辽史》《金史》《宋史》构成了独特的三史体系。但令人费解的是，与辽、金、宋并立近两百年的西夏王朝，竟未获单独成史的资格。
这个曾以"白上国"自居，拥有自己文字、法典与城池的帝国，为何在元代史官的笔下沦为"夏国传"的附庸？
三史定鼎背后的正统之争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大都城内的史馆正经历着一场空前激烈的论战。
丞相脱脱面对满案争议奏折，眉间沟壑愈发深重——这场关于如何定位辽、金、宋三朝正统的争论，已持续半年有余。
翰林学士危素坚持"宋承唐统"的传统史观，而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则主张"辽金皆北朝正朔"。
就在这场论战白热化时，有人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党项羌人所建西夏，是否也该单独立史？"
这个看似合理的提议，却在朝堂上得到沉默的回应。最终脱脱以"西夏事简，宜附载他史"为由，将问题草草带过。这个决定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藏玄机。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四十年前的黑水城遗址，或许能找到更深的线索：1226年冬，蒙古铁骑攻破这座西夏边防重镇时，不仅焚烧了城池，更将城内文书库付之一炬。后世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八千余件西夏文献中，竟无一件元代抄本，暗示着某种系统性遗忘。
元朝对正统的界定绝非简单的学术讨论。在《辽史》编纂过程中，史官们创造性地提出"三国各与正统"的折中方案，这种看似包容的态度实为政治需要：既要安抚汉人士大夫对"宋统"的执念，又要维护蒙古贵族对"草原法统"的认同。西夏却成了这个平衡游戏中的牺牲品——若承认其正统性，将打破辽金宋的微妙平衡。
元廷更忌惮的是，西夏作为横跨农牧文明的政权，其"非胡非汉"的特性可能动摇元朝"混一戎夏"的统治合法性。
元代文人权衡再三，最终选择将西夏历史拆解为《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外纪》等碎片化记载，使其彻底丧失独立叙事空间。
成吉思汗的绞杀令 1227年七月，六盘山行宫弥漫着血腥与药香交织的诡异气息。弥留之际的成吉汗下达了最后一道诏令："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这道针对西夏王族的绝杀令。中兴府陷落后，蒙古军按"每餐饮酒必提唐兀惕（西夏）"的习俗，将西夏皇族尽数屠戮。
西夏是成吉思汗征服生涯中耗时最长的对手。从1205年首次试探性进攻到1227年最终覆灭，蒙古六征西夏的惨烈程度远超伐金攻宋。
贺兰山之战中，西夏人的"神臂弓"曾让蒙古骑兵"人马俱碎"；灵州城破时，守军点燃府库引发的冲天大火，烧毁了蒙古人急需的粮草。这种刻骨铭心的抵抗，使元朝统治者有意淡化西夏的历史地位——承认一个让太祖皇帝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强敌，无异于自损武功神话。
这种记忆，在元代史官心中投下深重阴影。元人杨维桢在《正统辩》中直言："唐兀，小夷也，僭称帝号，岂得与辽金齿？"这种观点在元代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
西夏遗民在元代被归入"色目人"中的"河西"类，政治地位虽高于汉人，却始终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这种微妙的身份定位，恰似其在正史中的尴尬处境。
文字的消失与断裂 西夏文创制于1036年，借鉴汉字笔画却自成体系，现存文献显示其词汇量达六千余字。这种文字的生命力在元代遭遇双重绞杀：
官方层面，元廷虽允许西夏遗民使用本族文字，但规定"诸衙门奏目用蒙古字标译，河西字附注"，实际上剥夺了其政治话语权；
民间层面，随着党项精英阶层的消亡，掌握西夏文的僧侣、学者逐渐凋零。元末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记载一则轶事：杭州书肆曾出现西夏文佛经，众人"皆以为天书"，最后被番僧以三钱银子购去。这种文化断层直接导致元代史官面对西夏史料时，陷入"有字天书无人识"的困境。
1227年西夏灭亡时，党项贵族将大量典籍秘藏贺兰山陵区。元朝建立后，这些地下书库逐渐被黄沙掩埋，形成记忆黑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朝灭亡时，元好问等遗民积极编纂《壬辰杂编》，为后世修史保存了珍贵史料。
但元代虽设"河西译史"处理西夏文书，却始终未将其文字列入官方体系。
史馆总裁官张起岩曾奏称："夏国文书多虫鸟篆，译者不能尽通其义。"
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黑水城）遗址掘出大批西夏文献，震惊世界。这些用西夏文书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文海宝韵》等典籍，证明西夏文明曾达到惊人高度。
正统论下史观的三重考量 在决定是否为西夏立史时，元代统治者实则在进行精密的政治算计。
首先，承认西夏正统将动摇元朝继承金朝法统的合法性——若党项人能建正朔，蒙古人自然更有资格。
其次，西夏长期向辽、金、宋称臣纳贡的复杂外交史，可能引发对元朝"大一统"叙事的解构风险。
更重要的是，元廷需要借修史工程重塑历史记忆：通过将西夏降格为"夏国传"，强化"天下一统始于蒙古"的意识形态。
因此，《金史·西夏传》开篇即称："夏，小国也。"而在《宋史·夏国传》中，党项首领李继迁被描述为"性凶鸷，有智数"。这种刻意贬抑的笔法，与《辽史》对西夏"素贫弱，贡献不绝"的记载形成互文，共同构建起西夏的"僭伪"形象。
西夏在辽、宋之间的"骑墙外交"，成为元朝贬低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李元昊同时接受辽朝"夏国王"和宋朝"西平王"封号，这种投机在元代史官看来是"无骨之臣"的表现。
而且西夏在蒙古崛起初期采取"联蒙抗金"策略，这触及了元朝的禁忌——承认西夏的战略价值，就等于承认蒙古帝国并非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征服中原。因此《金史》刻意淡化夏金同盟的重要性，将1210年西夏攻金描写为"边境小衅"。
后世中的西夏史再现 官方史书的缺席，反而催生了民间叙事的繁荣。元杂剧《狄青复夺衣袄车》中，西夏被塑造成"兵强马壮"的劲敌；元末张枢在《西夏纪事本末》中记载："夏人制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这些碎片化记载，拼凑出与正史截然不同的西夏形象。
西夏王陵不断被盗掘，暗含着民间对失落王朝的好奇与想象。而元朝官府对西夏王陵"禁人樵采"的暧昧态度，又折射出征服者对前朝遗迹的复杂心理。
当清人吴广成在1825年完成《西夏书事》时，恐怕未曾想到，这部辑录各类西夏记载的私家史书，会成为后世西夏学的奠基之作。
20世纪黑水城文献的出土，更彻底改写了西夏历史研究的面貌。那些曾被元朝史官视为"虫鸟篆"的西夏文字，经俄国学者聂历山破译后，竟展现出堪比《唐律疏议》的法律体系，以及融合儒释道的独特文明。
1972年宁夏贺兰山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掀开了尘封的历史：出土的迦陵频伽（妙音鸟）琉璃构件，证明了西夏建筑艺术受佛教影响之深；陵区出土的竹笔改写"中国无硬笔"的传统认知；特别是残碑上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碑铭，为破译西夏文字提供了关键钥匙。这些实物证据与《天盛律令》记载的"造陵工匠三千，费时二十载"相互印证，彻底颠覆了元史中"夏国简陋"的叙事。
元朝不修西夏史的决定，本质上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历史终将证明，任何试图抹杀文明记忆的努力，不过是徒劳地在时间长河上投下短暂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