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前夕，由李弥统领的国民党残军溃败缅北，并利用朝鲜战争之机窜扰云南。在缅北，国民党残军多次击败缅甸政府军的强力围剿，于是缅甸政府运用外交手段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国民党侵略议案”的强烈指控。迫于国际压力，1953年，联合国作出决议，要求在缅甸的国军余部解除武装撤赴台湾。在联合国监督下，美国为首的四国联合委员会（美、泰、缅、台），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将其大部残军撤往台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席卷整个大陆，除西藏地区外，云南和西康(现属四川)是国民党最后丢掉的两个省。在解放军进军云南前夕，那里的国民党守军主要是省主席卢汉嫡系的第74军(军长余建勋)和第93军(军长龙泽汇)，还有蒋介石派来的所谓“中央军”——第26军(军长余程万)和第8军(军长李弥)。按照建制，这四个军和所有地方保安团均归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统一指挥。但事实上，自1949年初以来，卢汉就开始与中共方面接洽，随时准备起义，而李弥作为蒋介石派到云南的“监军”，早就和卢汉貌合神离。

　　李弥原是蒋介石手下一员悍将，在1948年底那场关键性的淮海战役中，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后从战场上逃脱，跑到浙江奉化晋见下野的蒋介石，蒋委派他重建第8军并兼任军长，前往云南驻防。临别前，蒋明确密嘱：“云南政局不稳，卢汉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8军带回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到达昆明后，李弥按照蒋的密令加紧扩军备战。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李弥所部抵达昆明仅三个月不到之际，12月9日，卢汉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派兵软禁了余程万和李弥，并密令其嫡系的两个军向第26军和第8军外围集结。据余程万回忆，软禁中的李弥顿足捶胸，大骂卢汉“忘恩负义”，并多次吟诵南宋名将岳飞的名词《满江红》。

　　但李弥并非毫无准备，就在其前往参加卢汉的“鸿门宴”之前，他就密令其副军长曹天戈率部队以“军事训练”为由离开原驻地。卢汉起义后，第8军在曹天戈带领下，联合第26军围攻昆明，在城池危在旦夕之际，卢汉试图以释放李、余两人来换取阖城平安。然而，李弥一出城便背弃了对卢汉的“休战”承诺，指挥部队加紧攻城，但此时的余程万已在卢汉的思想攻势下失去斗志，命令第26军先行撤退，令李弥孤掌难鸣。此时，接应卢汉起义的解放军二野第13军先头部队已逼近昆明，李弥只好命令部队向滇南中缅边境撤退，试图以蒙自为据点建立“反共根据地”，而他本人则跟随国军总参谋长顾祝同辗转飞往台湾。令人讽刺的是，就在李弥败退昆明不久，国民党当局委任李弥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委任状也抵达了昆明。　　

卢汉起义后，余程万的26军狂奔滇越边境，结果大部在越南黄连山省被法国殖民军缴械，而国民党第8军的“蒙自根据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也没能保住，余部撤入缅甸三岛地区。巧合的是，躲过解放军和法军双重围剿的国民党第26军第278团以及由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派往缅甸远征军所组成的地方自卫团也来到缅甸，三股势力加起来有1400多人。

再说李弥回到台湾，一方面上书“复行视事”的蒋介石，请缨前往滇缅边区收容旧部，一方面四处邀约“志士贤能”，为滇缅之行做准备。事实上，李弥之所以急于离开台北，是因为他之前与前台湾省主席陈仪私交甚笃，而陈仪被蒋介石以“通共罪”囚禁(后被处决)，敏感的李弥深感台北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因而不等上级批准，即于1950年2月6日由基隆乘轮船偷渡香港，并购买了一本葡萄牙籍护照，于4月11日乘机前往曼谷。后来，蒋介石感到此事木已成舟，遂顺水推舟，将通过仍与国民党当局存在“邦交”的泰国使馆代为转交委任状，命李弥笼络残部，企图再起。

此时，撤到缅甸的李弥残部已是山穷水尽，部队不得不变卖一切值钱的东西来买粮。据曾任李弥部709团团长的李国辉回忆，撤离云南途中，原本军纪尚严的第8军不仅出现逃兵与哗变，很多装备已被官兵私下变卖给边境部落来糊口，不少校尉长官也只能身着单衣过冬。到1950年3月底，除台湾汇来5万泰铢外，其他军饷全靠缅甸华侨捐助。当4月份李弥抵达残军驻地后，为解燃眉之急，也是为了重树威信，李弥不惜将其私人储蓄的10万美元拿来救急。据说李弥抵达当夜，是这支颠沛流离的残军第一次在缅甸喝到酒，吃到肉。

10万美元对这支近2000人的残军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尽快获得台北的支持，李弥多次以“董文惠”的化名身份前往台湾驻泰国“大使馆”，呈请台湾当局核准其部队编制，希望“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准予其恢复第8军番号。4月26日，台湾“国防部”批示，第8军番号可在粮饷自筹的前提下准予恢复，并且必须等到部队推进到中国大陆境内起生效。这实际上变相否决了李弥的幻想。　　

1950年3月下旬，缅甸联邦政府对不服管束的国民党残军开始“不客气”，仰光方面先是命令景栋的驻军突击搜查当地华侨，以“拥有武器，图谋不轨”为名进行大逮捕，以此断绝李弥部队的后勤补给。紧接着，从6月13日开始，缅甸空军出动飞机侦察和扫射李弥部队的阵地，最后又出动陆军同剿。其实，由原日本训练的伪军转变过来的缅甸政府军哪里是久经沙场的李弥部队的对手。在分析缅军的行军路线后，李弥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破袭缅军根据地大其力。

6月17日午夜，李弥亲信李国辉亲自组织一支包括侦察兵、通信兵和炮兵在内的50人敢死队，突袭尚未集结完毕的缅甸炮兵阵地，一举缴获一门英制25磅炮。18日晨，李弥率主力冲出森林，对缅军发动突袭。而此时李国辉秘密占领的缅军炮兵阵地也掉转炮口，10门大炮一起向缅甸军营开火，缅军做梦也没想到李弥残军竟有火炮，于是望风溃散。李弥残军接连攻下4个村庄，并成功将主力迂回到缅北重地大其力城下。

大其力是个经济富庶的城镇，常住人口有3万，物资充沛，交通便利。为尽可能减少大其力的损失，以便作为日后根据地，李弥决定采用“引蛇出洞”的战略，将缅军诱出大其力，再以炮火消灭。6月20日，著名的大其力之战打响了。中午13时许，李弥派出小股部队向大其力缅军发动佯攻，缅军发现李弥部队没有多少人，且大多使用冷兵器时，开始越战越勇，最终闯进李弥布下的包围圈。这时，根本不需校准的李弥炮兵开始朝包围圈里倾泻炮弹，缅军顿时被打得尸横遍野。

大其力之战，李弥残军以战死408人，受伤602人的代价打死缅军1500余人，击伤3000余人，大其力落入李弥之手。更重要的是，李弥残军终于在缅北获得经济相对富庶的根据地。而“两万缅军不敌两千国民党残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三国舆论，从此有关“国民党战神”的传说开始在三国流传，而泰国、老挝也把与李弥残军控制区接壤的地方划为禁区，轻易不敢招惹，而后来闻名的“金三角”地带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大其力之战后，缅甸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大使馆，请求华盛顿转告台北，下令李弥部队向缅甸缴械，或者撤离缅境，否则缅甸将向联合国提起诉讼。交涉过程中，缅甸政府利用美国反共心切的心理，强调李弥残军力量薄弱，作用不大，驻在缅甸反而可能给“红色中国”带来干涉理由，况且李弥残军在缅甸活动，使仰光不得不分兵应对，削弱缅军清剿境内共产党武装的力量。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获知缅甸的请求后十分重视，当时美国国务院内部反对国民党残军滞留缅甸的呼声很高，认为他们对“牵制中共”意义不大。因此，艾奇逊密令美国驻台“大使”对蒋介石施压，令李弥部队向缅方缴械，或趁解放军大部队离开云南之际尽快返回大陆进行游击作战。对于华盛顿的建议，蒋介石原则上表示接受，并三次电令李弥部向云南“转进”，但李弥部以“没有足够补给”为由予以拒绝。最终，在分管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的斡旋下，泰国同意台湾当局借道其境内向李弥部输送大米、药品等补给，李弥也为了能尽快获得台北的正式认可，于8月23日撤离大其力。

就在大其力之战爆发的同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敏感的李弥认定这是所部继续生存的良机，遂趁美国海军少将格雷夫斯·埃斯金前往曼谷游说泰国出兵朝鲜之际，与之取得联系，表示自己的队伍可以进军云南，牵制解放军于大西南，阻挠其介入朝鲜战争。埃斯金对李弥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原则上表示会努力说服华盛顿给予李弥部队支援，但同时表示必须在李弥获得台北正式任命，并撤人中国境内时才能进行空中补给。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迅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办公室根据东南亚军援顾问团团长斯尔金提供的建议，向总统杜鲁门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李弥命运的方案——“白纸计划”，该方案建议对李弥部队进行全力支援，命其进攻云南。杜鲁门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此举可以培植中国境内既反共又独立于台湾的“第三势力”，因而迅速批准了该方案。事实上，“白纸计划”是由中情局秘密进行的，国务院完全不知情，直到1951年9月，国务院才从一名泰国外交官的通报中获知真相。对此，国务卿艾奇逊大为光火，并为此与杜鲁门彻底闹翻。

对于“白纸计划”的实施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中情局的设想，要对李弥部实施支援和协助，必须以泰国为中继站，并请泰国提供外交掩护，以便一旦事情败露，泰国可以协助美国撇清与李弥部队的关系。虽然泰国与缅甸在历史上互为世仇(泰国在阿瑜陀难王朝时干弋曾被缅甸迫降和灭亡各两次)，但泰国总理銮披汶最终接受了中情局的建议。

事实上，銮披汶之所以能如此痛快地接受中情局的建议，除了可以找到美国这个靠山外，还有其私人考虑——二战期间，銮披汶总理曾与日本结盟向美国宣战，为了掩饰其过去不良的“联日”记录，曼谷愿意和台北合作。另外，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主张美英中法四大国在二战胜利后瓜分泰国，而蒋介石力主保留泰国的完整和泰国君主制度，时任泰国国王的普密蓬为感激蒋介石的这番恩德，因而愿意大力帮助李弥。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曼谷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李弥部队呆在缅甸，能帮助泰国阻挡“共产主义洪流”，同时可以在地缘上牵制其死敌缅甸，从某种角度上说，李弥部可以成为泰缅边界上一道免费的“长城”。

中情局得到泰国政府的协助后，雇佣美国人陈纳德(即抗战时期著名的“飞虎队”指挥官)创立的“民航空运公司”由日本冲绳运载第一批武器，送交曼谷，再由泰国军方押运至泰缅边境的清迈府交由李弥。不久，台湾当局也参与到援李的行动中，从台湾空运过来的军事教官、特工充当李弥部队的中级军官，并指挥部队对在二战中留下的孟萨机场进行扩建。

当时缅甸情报机构向高层反映，大批没有标识的C-46和C-47运输机向盘踞于孟萨的国民党残军投掷了多个批次的物资，孟萨机场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基地，美国中情局和台湾空运来的大量物资囤积于此，许多台湾特工渗透至中缅交界的果敢、佤邦等地，搜寻与大部队失散的国民党士兵，使李弥部队规模迅速扩大。李弥颇受鼓舞，迅速将部队分为南北两路，于4月14日和16日向云南边境推进。当部队进入云南后，美方也依承诺于6月9日至12日间进行了五次武器空投。短短两个月间，李弥部队攻占了云南边境8个县。7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召集了相当数量的空军部队对这支部队发起毁灭性的打击，李弥以枪械弹药和补给不足为由，再度撤回缅甸。

李弥部队再度退回缅甸后，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此李弥除继续做美国中情局的工作外，也积极争取与对抗缅甸中央政府的克伦族和蒙族的合作。8月4日，李弥部队的独立第10、12团在克伦军的协助下，进入缅甸巴奔、凉培地区，由克伦族提供营舍和粮食，李弥部队则回赠武器。对于李弥私下勾结缅甸叛军，时下正对“反攻大陆”一腔热忱的台湾当局采取了暂时性的默许。但由于缅甸政府执意要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北方面不得不对外宣称：“所谓‘涉缅国军’并非‘中华民国正规军’，国府已无法控制。”　　

1952年5月以后，在担心失去中南半岛第一大国缅甸的顾忌下，美国国务院严令中情局停止对李弥部队的援助。为生存发展，李弥决定强化与克、蒙两族的合作，由克、蒙两族派员常驻李弥部队驻地猛撤，而李弥也派遣一个团约700余人南下克、蒙控制区，利用克、蒙控制的印度洋港口，接受台湾当局通过海路运来的补给。然而，前往克、蒙控制区的李弥部指挥官钱博英南下之后，竟下令进攻缅甸重镇毛淡棉，并与当地守军发生交火。

这一冲突直接导致仰光方面掀起第二次报复狂潮，先是以各种罪名逮捕亲台湾的缅籍华侨，没收非法武器，同时派遣其情报部的华裔特工秘密潜入缅北，调查李弥与克伦族合作的情报，并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控诉。但即使如此，台北似乎仍无意将李弥部撤退回台，1953年初，蒋介石曾亲自下令指示“参谋总长”周至柔，尽量接济李弥部队武器、弹药，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无后坐力炮等。

由于缅甸政府掌握了李弥与克伦人合作的事实，而要求将李弥部撤出缅境又得不到台北的积极回应，于是缅甸总理吴努于1953年1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将以全缅陆海空主力解决境内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与此同时，缅军主力也在缅南军区司令觉苏准将指挥下，对克伦军展开围剿，于1月8日将克伦军主力击溃，铲除了李弥背后的靠山，也意外地切断了李弥部队的海上补给线。

丧失补给线的李弥部如同疯了一般，于2月10日倾其3000兵力向缅军发动全面攻势，缅军也集中精锐的7000余人(含4000名由印度雇佣兵组成的“国际军团”)分南北两路向李弥部队发动钳形攻势。但此时已在缅北立足的李弥早已通过金钱及色情攻势瓦解了腐败的缅甸高级官员，在缅军进击前就获悉了大量缅军情报。在对缅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羽翼早已丰满的李弥部队不仅占据火力优势，还成功策反了一个参与围剿的缅甸地方土司，从而再次取得大胜。

1953年3月25日，缅甸外长苏昆雀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国民党侵略议案”。对此，李弥为化解缅甸在联合同的侵略控诉，立刻以“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名义进行改编，并自称自己只是10支东南亚地方武装中的一支。接着，李弥部又以“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的名义致丽总部位于曼谷的东南亚四国军事委员会及新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指责联合国决议案“不合理、不合法”。但此时已和中朝方面举行争取朝鲜半岛停战的开城谈判的美国人无意再为了区区几千人的游击队而开罪东南亚国家，因此对李弥的呼吁未予理睬。

无奈之下，李弥最终同意委托台湾当局与缅甸举行撒军谈判，并最终在协议上签字，但在撤退人数上，缅方根据情报机关提供的数据要求撤出1.2万人，而李弥则只承认2000人在缅，而且到当年9月15日联合国第八次大会开会时，李弥部还没开始撤退。为此，仰光恼羞成怒，不仅指责台北缺乏诚意，还对李弥部队展开第三次围剿，没有后援且缺医少药的李弥部队无法招架，不得不向台北紧急求救，蒋介石亲自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长达20分钟的热线联系。

后在美国的斡旋下，缅甸军方同意停火，“以观李弥部队后效”。从1954年2月15日到3月20日止，李弥部队开始分批借道老挝、泰国向台湾撤退。这一过程中曾发生不少风波，首先是监督协议执行的“四国军事委员会”中的缅甸代表发现，离开丛林的国民党士兵没有把武器带出来；后来缅甸代表又发现准备赴台的人员中有不少是缅甸土著。不管怎样，当年5月30日，李弥正式宣布手下部队解散，按照曼谷四国委员会统计，李弥部队最终撤到台湾的人数是6572人，而台湾当局的统计则是6568人，二者相差4人。

可是事情到此并不算完。1958年冬，缅甸边防军报告发现有1200多名国民党士兵从台湾搭乘c－46运输机，途经泰国抵达缅甸北部的掸邦自治区，并且在湄公河附近的孟帕辽建立起机场和营地，然后招募仍躲藏在附近山地里的原李弥部下。据台湾《军事家》杂志披露，从台湾空投来的其实是国民党军的“武汉部队”，蒋介石把他们看作是能像1911年武昌起义那样为“反共复国”打响第一枪的特种部队，指挥官夏超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爱将，曾长期担任侍卫武官。夏超此行的任务是支援残存在缅甸丛林的国民党士兵，开辟“反共复国第二战场”，以缓解当时台湾因大陆解放军炮击金门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台湾“武汉部队”抵达缅北后，队长夏超兼任国民党残军“教导总队”总队长，在缅老界河湄公河畔的江拉开设9个“教导大队”，培训出2000余名作战骨干，使残军势力进一步膨胀。

鉴于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威胁日趋严重，经中缅两国政府的协商，两国于1960-1961年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彻底荡平了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反共复国第二战场”，国民党残军溃逃到老挝西北部的琅南塔和博胶两省，而刚刚取得政权的老挝右派政府内外交困，不希望国民党残军又来添乱，于是和缅甸政府一起在联合国控告台湾当局。万般无奈之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发起“国雷行动”，动用飞机将1000多名“武汉部队”和4000多名残军撤回台湾。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原残军头目吕维英自感去台湾没有出路，便私下从残军里拉走约300多人，其中就包括“武汉部队”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0期的张苏泉。张苏泉死心塌地追随吕维英，担任新组建的“第110特种部队”参谋长，他们以替老挝右派政府进攻左派的老挝战斗队(巴特寮)为代价，来换取残军在老挝容身。没想到1962年6月老挝左中右三方组成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后，却掉头追杀“第110特种部队”，混乱中，张苏泉率残部百余人投靠缅甸“金三角”毒枭坤沙，并很快成为其智囊。在此后数十年里，张苏泉为坤沙出谋划策，训练武装集团打退缅泰等国政府军数十次围剿。1995年，坤沙集团在内外交困中瓦解，坤沙与张苏泉一道向缅甸政府投降。2007年坤沙去世后，张苏泉继续被缅甸政府软禁在仰光，台湾当局始终对此不闻不问。

1961年，最后一批4000多名国民党残军被运到台湾后，这些人在当地无依无靠，再加上是些亡命之徒，缺乏羁縻之策的台湾当局急于为他们寻找出路。夏超向上峰建议，利用这些残军擅长丛林实战的特点，将一些精干人员组建成特战第4总队，以壮大台湾特种部队的声势，他的建议随后被采纳，第4总队就这样于1962年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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