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报界的一代宗师，是《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青年时期经受数次至亲离开的伤痛，曾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到了而立之年仍然四处奔波讨生活。他一生三次婚姻，中年才得一子，短暂的一生，生前有许多遗憾，死后却受到众人爱戴。他就是周总理心中理想的总编辑张季鸾。

1888年，张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父亲张楚林在榆林当地也算得上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榆林自古以来都是战争要地，这里的男子大多习武，张楚林也是自幼习武之人。可是他在武举考试中遇到了意外，导致手臂受伤，于是转而学文。

尽管武举之路就此结束，但张楚林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后就考取了进士，成为了当地百年以来考取进士的第一人。中举之后，张楚林做了知县。因为他为官清廉正直，虽是做了官，但也并不富裕。

作为官宦家庭的孩子，其实张季鸾从小并没有享受过什么富足的生活。因为在张季鸾13岁那年，父亲张楚林就去世了，父亲并没能给年幼的孩子留下足够生活的财产。当发现家中钱财所剩无几的那一刻起，张季鸾就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不过，据后来张季鸾在回忆录里写到：“到家即发现生活问题。全家厢匣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合伙开的商业被人吞没，称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他感恩自己的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的苦，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要他读书，不愿让他为生计操劳。

后来，张季鸾受到父亲生前的好友陈兆璜的赏识，得到了他的资助，与陈兆璜的儿子一起读书。之后他又进入当地名校榆阳书院学习。1902年，张季鸾成为烟霞草堂的一名学生，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

刘古愚的教育对张季鸾的影响颇深。刘古愚本身主张“学贵于有用”，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实用，是为了报国。多年后张季鸾回忆道：“跟着刘古愚先生学习时，从没听他说过一次自己的事情，对金钱财物，一概漠视。老先生吃的是粗茶淡饭，也不受学生的礼金。”他称先生是“光风霁月，一片纯诚。”

而张季鸾也是刘古愚的得意门生，很受他的喜爱。在1902年，刘古愚要去兰州任职甘肃大学堂的总教习，许多学生都抢着要与老师同去，但是刘古愚只同意带两个学生前往兰州。最后获得老师同意的两个学生中，其中一个便是张季鸾。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兰州之行准备就绪时，张季鸾等来了三妹夭亡的消息。百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放弃去兰州。

未能去成兰州并不是太要紧的事，但是上天并没有停止对张季鸾施以苦难。恩师刘古愚仅去了兰州一年，就死在了甘肃大学堂上，张季鸾再也没有机会与恩师一起去任何地方了，他还来不及珍惜眼前人，就已经送走一个又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了。

时间的确不等人，连一丝喘息的机会也没有留给张季鸾。他还没有从失去恩师的悲痛中缓过来，又再一次迎来人生剧痛。他的母亲在恩师离开的第二年也逝去了，只留下他一人。四年内失去四位至爱的人，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忍受这样的痛，很久之后，张季鸾回忆起那段往事，他仍然痛不欲生地写到：“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

图 | 张季鸾出席友人婚礼

母亲去世，张季鸾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渊。又恰逢陕西全省士子考试，他无依无靠，并且身无分文，只能从榆林徒步去西安考试。白天，他忙着赶路，等天黑了，就投宿路边的小店，再温习功课，或许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使张季鸾夜以继日地赶往西安，但是等他赶到考场时，已经错过了报考时间。幸运的是，他遇见了学台沈卫的侄子沈钧儒。他向沈钧儒述说自己一路的艰辛，只为能赶上考试。当时的学台沈卫听了张季鸾的话，于心不忍，就问张季鸾是否有什么特长，张季鸾答到：“对北方山岳形势有所研究”。可是光说不做，沈卫还是不太相信张季鸾的能力，便让他把长城沿线的各个关隘险要都写出来。结果证明，张季鸾的确是有真本领的，沈卫看到张季鸾一字不差地写下答案，当即就准许他参加考试。

1905年，经沈卫推荐，张季鸾在众多想要出国留学的青年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如此一来，他就不必再担心读书的费用问题了。到了日本，张季鸾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在留日学生中颇有名气，他们都称他为“会背日本的百科全书”。

机缘巧合之下，张季鸾由好友井勿幕等人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成为孙中山队伍中的一员。后来他立志当一个纯粹的报人，不参加任何不相干的活动，这给当时的报界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1911年，张季鸾回国之后，任职《民立报》的编辑。一场硝烟，张季鸾又被带到了孙中山的身边，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并着手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要知道，张季鸾那年也不过才25岁，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

可惜世事难料。张季鸾这一份体面的工作很快就无法做下去了，他只能辞去工作，另寻他路。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机会很快又找上了张季鸾。1913年，政府要员于右任委托他去北京创办《民立报》的北京版。

图 | 胡政之(右二)、张季鸾(右三)1939年合影

俗话说：“机会往往伴随着风险。”正直勇敢的张季鸾与友人曹成甫在《民立报》上披露了政治家袁世凯的恶行。此事一经传播，全国上下轰动一时。袁世凯立即下令查封北京《民立报》，而张季鸾与曹成甫也被逮捕入狱。

等到张季鸾被营救出来时，曹成甫早已死在牢中。张季鸾出狱后，替曹成甫抚养儿子曹谷冰，直至后来曹谷冰成为大公报的第二代领导人之一。如果没有张季鸾，或许也不会有后来的曹谷冰。

此后的几年里，张季鸾陆续担任了各大报刊的编辑一职，也接连不断地失业。直到1918年，张季鸾任职《中华新报》的总编辑时，因转载了一篇通讯《呜呼三大借款》而锒铛入狱。张季鸾被关押了半个多月才被营救出狱。

出狱后又是几经波折。张季鸾工作最顺利的时期也就是在一家报社做了五年，只可惜最后那家报社也倒闭了。不论是做肥差，还是写文章，他都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再加上家庭的负担，让张季鸾心力交瘁。这无力之感从他给友人的诗里就能看到：“铁砚磨穿剧可怜，压残金线一年年。半生虚度无他技，只结区区翰墨缘。”

图 | 张季鸾出席大公报号滑翔机在珊瑚坝机场的飞行

正如诗中所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26年，张季鸾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他与日本留学回来的胡政之和吴鼎昌合伙开办了新记大公报公司，召集了报馆的原班人马回来上班。三大巨头还约定：“如有不同意见，服从多数；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张季鸾决定。”

要想公司经营得好，还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新记大公报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最好的报纸，正因为他们一直坚持“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同时声明称：“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其实若要从那时的时局来看，公司的办报宗旨也是有风险的。当时著名报人邵飘萍就因为发表了一些时评而被杀害。之后还是张季鸾慷慨相助，将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及她的母亲接到天津居住了三年。他还每月赠予她们100元，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一个月的薪水了。无论如何，张季鸾都只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有时候不忘初心的人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张季鸾始终坚守着自己当时的办报思想，不愿意被任何权势左右，发表了许多言论令政府感到尴尬不已。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决定用钱收买《大公报》。

图 | 张季鸾与大公报同仁合影

政府的人等到深夜，悄悄地把一张15万元的汇票塞给张季鸾。但是张季鸾对这张汇票并不心动，而是把所有还没下班的工作人员叫到了总编室，拿着汇票对他们说：“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写不出来！”眼看对《大公报》的收买无效，政府也依然尊重张季鸾，只好作罢。

好事不单行，就在张季鸾事业有成之时，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张士基，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其实张季鸾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和第三个妻子陈氏夫人所生。他钟爱的第一位妻子高芸轩因病去世，后来续弦陈孝侠，仍未生育，直到50岁他才有了人生唯一的孩子。

图 | 张季鸾一家

各界友人纷纷来电祝贺张季鸾老年得子，并且送来了许多价值不菲的贺礼。按理来说，中年得子，张季鸾必定是对儿子百般宠爱的，可他却将所有贺礼都捐赠给了那些难民们，他安慰妻子说：“这几天敌机天天轰炸，租界里挤满了难民，无衣无食，生活艰难，都捐赠给难胞吧。”

陈孝侠也深明大义，本来想留下几件锁片当作纪念，可是张季鸾依然坚持：“你爱镐弟，感到孩子可爱漂亮、聪明，但是你可知道，比镐弟更可爱、更聪明、更漂亮的许多孩子，天天被敌人惨杀，或者父母牺牲成为孤儿，无依无靠，你不感到痛心？他们正期望着救助。你看，应该怎么办？”第二日，所有的贺礼都被捐了出去。

如果说张季鸾不疼自己的孩子，那真是大错特错。张士基不幸被传染了白喉症，当时张季鸾为了儿子，不惜用高价从香港买来医治白喉的特效针剂。只是他能够由己及人，考虑到一些贫穷的孩子买不起药，他便收购了几箱特效针剂，带回来捐赠给各个儿科医院，让那些孩子可以免于无药之危。

可惜的是，张季鸾还没享受够天伦之乐，就在1941年病逝了，享年53岁。他逝世的时候，儿子张士基仅仅4岁，他生前来不及陪孩子长大，死后也仅留下10元法币给家人。他的遗嘱最后写道：“至关于余子之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

虽然张季鸾留给张士基的积蓄寥寥无几，但是他活着时所得到的尊重与信任就是留给儿子最好的遗产。

得知张季鸾逝世的消息，大公报的同仁们纷纷解囊，凑了5万美元，以张士基的名字存入香港汇丰银行。远在香港的商会主席杜月笙也专程赶来吊唁，只见他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

张季鸾的离世令各界都感到万分痛心，陕西甚至举行了公祭大会，在张季鸾下葬那一天，西安市下半旗致哀。如此待遇，实在是难得一见。

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友人于右任曾评价张季鸾道：“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单单12个字，几乎概括了张季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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