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9日，中央军委针对弹药补给事宜，向华东野战军前委发送了一份电报。
这封电报的语气让人有点惊讶，里面主要表达了对华野的批评。电报指出华野在弹药补给方面提的要求太高了，并希望他们能转变观念，树立"从敌人那里获取补给"的作战理念。
那时，粟裕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暂缓渡江的主张，并成功说服了上级。中央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但随之也给华野下达了新的指令：在接下来的四至八个月内，必须消灭敌军五万至十万的兵力。
回到濮阳后，粟裕除了忙于部队的日常训练，还在反复思考如何有效执行中央下达的指令。他不断分析任务的具体要求，思考最佳的执行方案，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
在战事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提前做好军需物资的储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中央为何尚未明确表态支持？
【一】
提到华东野战军，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们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尤其是陈毅和粟裕两位将领的默契协作。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指挥官的紧密配合。陈毅与粟裕不仅在战略部署上相互支持，更在战术执行上高度协同，这种完美的搭档关系为华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的合作模式成为我军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指挥经验。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推进，向南固守"的战略部署，派遣了大量精锐部队和骨干力量前往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华东解放区也调遣了众多主力部队北上，留下的多是二线部队。然而，陈毅和粟裕两位将领凭借这些二线部队，成功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强劲的主力军，充分展现了他们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精妙的指挥艺术。
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不少。
1948年2月21日，按照中央的部署，华东野战军跨过黄河，向濮阳方向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启动一场全新的军队整顿活动。这次行动旨在提升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战斗做好准备。通过这次整军，华野不仅增强了内部凝聚力，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震回忆道：
濮阳整训标志着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集中训练。
在濮阳进行的这次整顿训练中，华东野战军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被彻底揭露。这些问题主要围绕军队的思想意识、纪律执行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军队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与民众关系的疏离。通过这次整训，我们可以看到，华野在以往运作中的这些缺陷已经对部队的整体效能和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
1948年5月12日，朱德在陈毅和粟裕的陪同下前往濮阳，检查华东野战军的整训工作。视察过程中，他注意到部队后勤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非战斗人员过多，以及康复的伤员未能迅速归队参与前线作战。
朱德总司令还着重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华东野战军在作战过程中对后勤保障的依赖性过高。他指出，部队在战场上经常面临物资供应不足的困境，这直接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和作战效率。后勤补给线的薄弱不仅导致前线部队难以持续作战，还增加了战斗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朱老总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提升华野的整体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必须加强后勤体系建设，确保物资能够及时、充足地送达前线。他强调，只有后勤保障得到有效改善，部队才能在战场上保持持久战斗力，从而更好地完成作战任务。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野战军的后勤压力就明显大于其他战区。后来部队转移到中原地区时，后勤保障一度由晋冀鲁豫军区接手。他们很快注意到，华野的伙食开支比例远高于其他部队。这种情况反映了华野在物资供应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也体现了其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
面对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晋冀鲁豫军区曾因负责华野部队的补给问题而感到压力巨大。由于资源有限，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确保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不受影响。这种情况下，后勤保障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直接关系到战局的稳定。
华东地区的物资储备和后勤保障能力历来优于中原、西北和华北地区。当这些资源需求被转移到其他军区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基础条件相对薄弱，难以支撑华东野战军如此庞大的物资消耗。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其他军区在后勤保障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无法有效满足华野的作战需求。
1947年9月3日，毛泽东专门给陈毅和粟裕发了一封电报，指出华东野战军过于依赖后方支援的问题。他强调，华野必须转变观念，培养不依赖后方的作战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战局的变化。
在战役初期，华东野战军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存在。
【二】
1947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时间为12月25日至28日。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展开讨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领域的基本政策。此外，会议还制定了为实现全国胜利所需完成的具体任务。
陈老总这次也来开会了，但他心情不太好，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华东野战军虽然战绩辉煌，但在1947年夏秋时节，中央军委频繁嘉奖西北野战军，对屡次获胜的华东野战军却未给予明确评价。这种区别对待在当时显得格外突出，反映出中央对不同战区的战略考量存在差异。尽管华东野战军战功显赫，却未能获得相应的肯定，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陈总并未公开表达任何抱怨，但言语间隐约透露出他内心的不悦。
毛主席对情况了如指掌，专门安排陈毅在杨家沟停留了一个月，还让他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干部会议，参会人员都是团级以上干部。
陈老出发时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经验丰富，但到了西北野战军后，情况却出乎意料。那里的环境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陈毅返回濮阳后，立即召集了团级及以上干部开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西北野战军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长期缺乏基本食物供应。部队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无法获取面粉，连小米这种粗粮都难以获得。士兵们的主食变成了黑豆，这种作物在以往通常被用作马匹饲料。此外，战士们还不得不依靠野菜和米糠来充饥，生活条件十分艰难。
西北野战军的军备状况十分匮乏，不仅物资供应不足，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尤其是弹药储备严重短缺。
在战斗物资分配上，西北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存在显著差异。西北野战军每次作战，每门山炮仅配备五发炮弹，迫击炮则分配五至十五发。相比之下，华东野战军的物资供应更为充足，每门山炮配置三百发炮弹，迫击炮配备两百发。即便在转战外线、补给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仍能维持每门山炮一百五十发、迫击炮一百发的弹药供应。这一对比凸显了两支部队在后勤保障能力上的明显差距。
西野的许多指挥员和战士都对华野的富足羡慕不已，甚至眼红得不得了。
你们的产业规模如此庞大，足够我们维持一年的生计。
在战争时期，每一发炮弹和每一颗子弹都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它们都是后方民众省吃俭用、全力支持生产出来的。
1947年11月24日，陈毅前往华北军区协调军火供应事宜。到达华北中央局驻地后，他注意到办公环境十分简朴。
薄一波、滕代远和宋任穷向他传达了消息：
陈老总听完后，内心感慨万千。
不亲自过来看看，还真不了解你们面临的困境，你们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华野在战斗中炮弹消耗巨大，一发炮弹的代价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全部家当。
面对严峻的形势，陈毅将军依然坚持向后方申请物资支援。在战场上，每一发炮弹的补充都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前线士兵的安危。他深知，及时的后勤保障能为战士们争取更多生存机会，所以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他也要确保物资供应到位。
华北军区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面临巨大困难，也坚决确保前线物资供应。他们克服了种种挑战，全力以赴支持作战部队，展现了顽强的意志和责任感。这种精神体现了军区对前线将士的高度重视，以及在艰苦环境中依然坚守使命的决心。
陈毅视察完西北野战军后，立即对华东野战军的指挥员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了华野在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必须迅速改进。陈毅的批评直截了当，没有拐弯抹角，旨在提高华野的战斗力。
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我们成功歼灭了敌军两到三个旅，消耗了三四百万发子弹，但实际击毙的敌人仅有四五千人。算下来，平均一千发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效率实在太低。我们的部队作战时，二三百挺机枪集中火力，疯狂扫射，子弹消耗量惊人，甚至把敌人的防御工事都打垮了。每挺机枪平均发射了六七千发子弹，每门炮则打出了三百发炮弹。我们估算过，一发迫击炮弹的成本相当于两个中农的生活费用，一发山炮弹则相当于三个富农的生活开销。想到这些，不禁感慨，我们不知道在这场战斗中打掉了多少中农和富农的财富。
华野的指挥官们虽然都清楚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要迅速扭转长期形成的做法并不容易。
【三】
1948年3月，解放军在宜川战役中获胜，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急忙调动陇海铁路沿线的第五兵团前往支援。这一调兵举措导致洛阳的防御力量大幅削弱，只剩下青年军206师独自驻守。此外，洛阳周边的几个重要城镇也仅由非正规部队负责防守，整体防御形势极为薄弱。
为支援西北战场，同时确保刘邓部队在大别山转移后得到充分休整，中央军委决定调动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联合陈赓率领的第四、第九纵队等主力部队，展开洛阳地区军事行动。这一部署旨在实现东西两线作战的协同配合，为后续战略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首次协同作战，便取得了显著战果。此役不仅成功解放了洛阳城，还重创了国民党军队，使其损失兵力超过两万人。这次联合作战为后续战役奠定了良好基础，展现了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强大实力。
尽管两支主力部队之前一直在不同地区执行任务，但首次协同作战时，双方在多个环节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情况。
刘邓在南洋召集豫西作战总结会议，此时距离洛阳战役结束已有两月。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应邀出席，会上他直截了当地分享了自己的实战心得。
原本是要分享实战心得，但话题逐渐偏离了方向。由于华东野战军的装备相对先进，特别是重型武器配备充足，陈士榘在会议中重点强调了三纵部队的武器火力有多强大。
许多中野的干部互相看着，心里都不太舒服。经过大别山那一仗，中野的元气大伤，整体实力明显削弱了。
刘邓两位领导赶紧出面调解：
各支部队的作战方式各有特点。
由于双方情绪紧张，中野的一些干部对华野颇有微词，特别是对陈唐兵团的三纵，认为他们态度傲慢。甚至有传言说，陈唐兵团在洛阳战役中炮击持续了两个小时。针对这一说法，粟裕亲自澄清，指出炮击实际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并非传闻中的两小时。
即便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也会带来巨大的能量消耗。
洛阳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发动了豫东战役。这场战役在很大程度上为后续的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可以视为其前奏。两支部队通过这次联合作战，进一步磨合了协同机制，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战役积累了经验。豫东战役的战略部署、战术运用以及各兵种之间的配合方式，都在淮海战役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原解放区的地位，也为解放军在华东地区的进一步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濮阳视察华野整训工作时，朱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直接向朱德反映了部队弹药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朱德作出指示：允许部队在渡过黄河时携带两个基数的弹药，同时在黄河北岸储备一个基数的弹药作为补充。这一决定有效保障了华野部队的弹药供给。
五月底，华东野战军向军区提交了弹药申请，需求量远超预期，达到了原有计划的五六倍。这一数字不仅大大超过了军区的生产能力，也显著高于其他野战军的实际消耗量。
陈毅同志在后方考察时，深入了解了炮弹的生产成本，不禁感叹农民承受的负担过于沉重。这一感慨源于他对战争物资生产与农村经济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工业生产的重担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农村，农民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任务，还要为军工生产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陈毅同志作为前线指挥官，亲身体会到这种压力对农村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他的感慨不仅体现了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更反映了当时农村在战争经济体系中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一认识对后续制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豫东战役虽然最终取得了显著胜利，但过程并不轻松。粟裕在指挥中承受了巨大压力，尤其是黄百韬的突然介入，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与此同时，胡琏和邱清泉也全力增援，导致华野部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尽管战局一度出现意外转折，但最终的结果仍然证明了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和成功。
随着战事接近尾声，全国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在战场上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精打细算。多发射一发炮弹，可能就意味着能救下更多战士的性命。
